德性与德行之间

江水

观点丨郑开：德性与德行之间

2018年12月28日 10:11:23
来源：上海儒学

历史地看，古代思想史语境反复出现的“德”非常耐人寻味，因为它既包含了德行的意思，也内蕴了德性的意味。从理论层面看，古代伦理思想(含政治哲学)恰好可以剖析为两个相互交涉的维度，即德行和德性；而真正深刻的伦理学思考往往介乎德行与德性之间。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张力和矛盾正是古代思想不断生发的动力。
早期思想史料，例如《诗》《书》《易》等传世文献以及彝器铭文中出现的“德”，带有深刻的礼乐文化语境的意义，不能望文生义。西周以来，人们热衷谈论的 “德”，首先应该被理解为“行”，包括政治社会准则以及伦理规范等。《论语》里记载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之“民德”，近乎今天我们所说的民仪(mores)。郑玄曾界定了“德”的内、外两个方面，正对应于我们所说的“德性”与“德行”。政教意义上的德行几乎笼罩一切，德性观念萌发于德行，德行的内面化即是德性意识的理论起点。由此可见，古代美德伦理包含重视制度礼俗秩序的规范伦理学和关注道德动机的德性伦理学两个方面，这一点在孔子那里已初具端倪。一方面，孔子明确赋予“仁”以一种内在道德意识的意义，而他之前的“仁”观念仅仅是一种“德目”而已。另一方面，孔子仍通过“德行”，比如“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具体德目讨论伦理政治问题。总而言之，德性与德行的基本关系是:第一，思想史进程中的“德行”(尤其是政治美德或者合乎礼乐规范的行动)，经历了一个逐渐内面化的发展，催生了德性意识；第二，德性意识虽然脱胎于德行规范，但自进入哲学时代伊始，它就沿着哲学思考的规律独立发展；第三，德行与德性之间的矛盾和张力历久弥新、与日常新，体现了恒常与流变、理性与现实、规范与动机之间的关系，而且其内容与形式都是随缘应化的。
人性概念及其理论对于古代伦理学(含政治哲学)而言乃是基础性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古代哲人往往通过人性(即人的本质)思考讨论生命价值、生活意义，审视并反思他们置身其中的政治社会共同体乃至宇宙万物(最广义的生存共同体)。春秋末年的老子和孔子都试图通过人性概念阐述他们的哲学思考。战国中期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人性概念及其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发展。孟子主张性善论，他把道德理性内置于人性之中，从而确立了德性伦理学的基本框架。此外，孟子还揭示了人性概念的复杂性，通过即心言性的方式把传统人性论拓展为心性论(含境界说)。与孟子相较，荀子更关注“德行”，偏重制度礼俗对人性的濡染和造化。《荀子》里面有《性恶篇》，其中出现的“性恶论”针对的正是孟子的“性善论”。
荀子特别强调“化性起伪”，其中，“伪”代表着人的社会性和文化性，恰好针对生物性、生理性的“性”。荀子还说过“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的话，既阐述了从德行到德性的深化过程，又显示出他的思想与稷下学派心性理论之间的渊源。总之，孟子更重视德性的深入开掘，直探“良知”和“诚”，荀子则偏重德行实践，强调礼法规范的人文化成作用。
重视内在道德动机的德性理论和依赖外部制度规范的德行理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既相互矛盾又相互渗透的特点，可谓相反相成。然而，宋明新儒家(Neo-Confucianism)似乎更执着于德性理论的讨论，而在德行(伦理规范)方面较少措意，逐渐形成了深湛德性论匹配强规范伦理学的思想格局，其缺陷在于不能有效回应现实诉求和时代挑战。同样地，现代新儒家(New-Confucianism)亦过于偏重德性理论，不能有效平衡德性与德行之间的张力，以致游离于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之外。
实际上，中国古代哲人们并没有忽略如何平衡德性与德行之间的矛盾和张力这一问题，因为无论儒家哲学还是道家哲学都显示出了极好的均衡感。例如，朱熹对《中庸》的研究和注释延续了一生，其《中和说》数易其稿，这反映了他对“中”的高度重视。为什么呢?陋见以为，“中庸”“中和”观念以及“极高明而道中庸”命题最能表现出德性与德行之间的张力与平衡；儒家哲学的深刻性和复杂性恰好也体现于此，因为“中”不着形迹，是活生生的，其真理性只能在具体情境、具体境遇中当下呈现。庄子哲学语境中的“道枢”“环中”“和之以天倪”“游心乎德之和”“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等，同样阐述了某种形式的中道思想，耐人寻味且值得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