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如何团结庐山会议“以观后效”的同志的

华忠

毛泽东是如何团结庐山会议“以观后效”的同志的                                                         2019-03-31 17:16                                                   

   在毛泽东看来，之所以要努力团结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他们有革命的一面，也就是他们或多或少对革命事业有过不可否认的贡献。对于“三份合作、七分不合作”（彭德怀认为是五分合作、五分不合作）的彭德怀，毛泽东在最后一次和他谈话时再次肯定了他的历史贡献，并说：“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就要否定一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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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包括两次重要会议：7月2日至8月1日党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举行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在八届八中全会上，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等文件。全会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4人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但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以观后效。
据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 1949-1976》记载：（在庐山会议上）

  【“尽管毛泽东反复讲党的团结，讲‘团结--批评--团结’，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但是，由于对形势做出错误的估计，对党内的矛盾和意见分歧做出错误的判断并采取错误的方针，其结果只能使党内的政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见该书第1004页）】

201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该年谱对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所做的团结工作，有详细记载。对于我们全面了解这段历史，应该很有益处。下述引文，凡来未特别注明的，均引自《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1959年8月11日上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我跟彭德怀同志个别谈过一次，跟黄克诚同志等几位谈过几次，常委又跟彭德怀、黄克诚以及其他几个同志，周小舟、李锐，还有周惠，一起谈过两次，统统交心，我们把心交出去了，他们也交了一些。”】

接着，毛泽东谈到了1958年以来的“正面成绩”和“反面成绩”。“反面成绩”指的是

  【“‘共产风’、浮夸之风吹遍全国，强迫命令，否定商品交换、等价交换、价值法则，还有比例失调，市场紧张，引起城乡各阶级紧张。”】

在谈到彭德怀的错误时，毛泽东说：

  【“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错误，要作个决议，不然没有证据。这个决议，大体上是我先前讲的方针，无非是犯了错误，允许他革命，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只要这样一个处置，就保障了我们这个党没有危险。我也不赞成把他们开除政治局，更不赞成开除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还说，前段时间

  【“对他们那个反动性的批判比较重，而现在我们还要记起他们还有革命性的一面，同时还要批判反动性。我跟彭德怀同志讲过：难道我们三十一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当决裂，我们要合作。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这个关系应该继续下去，应该搞好，而不应该在这一次分手，把他们抛到海里头，应该把他们留下来，帮助他们，同志式的态度。”】

在8月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在谈到彭德怀等人的态度时，说；

  【“看起来，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有认识，承认了错误。当然，还有一个将来实践的问题。（刘少奇：不要性急。）听说你讲过这个话，不要性急。这里头不要搞大跃进。这二十几天已经是大跃进了，同志们，再搞大跃进就不好了。我们要允许他们有个思索时期，允许他们有个改正的时期。他们承认错误，愿意跟大多数同志合作、团结，愿意革命，我认为这方面也是收获，我们表示欢迎......我们尽一切力量，我们要跟他们搞好......不要抹杀他们的好处一面。”】

同日晚，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者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小册子写第二个批语，指出：

  【“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庐山会议结束后，8月18日，张闻天写信给毛泽东。信中写道：

  【“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给与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

毛泽东批示：

  【“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

黄克诚于8月22日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在24日阅后复信：

  【“克诚同志：信收到，很高兴。你的那种态度很好。我表示热情的欢迎。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这样一想，忧愁就可以减轻了。顺复。祝你大进一步。”】

9月9日，毛泽东收到当日彭德怀的来信，写批语：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

彭德怀在信中提出的要求在军委扩大会议后，进行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部分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对此，毛泽东批示：

  【“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做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彭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在9月12日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强调了绝对不许可在军队里头组织派别、破坏党的团结和里通外国。毛泽东历来对这个问题的警惕性是最高的。毛泽东表示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进步，还说；

  【“彭德怀同志提出学习的任务，我非常赞成，包括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应该学。”】

当天晚上，毛泽东还听取了杨尚昆9月11日晚和彭德怀谈话的情况汇报。
10月21日上午八点五十分，毛泽东同彭德怀谈话，杨尚昆参加。十时起，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贺龙、陈毅参加谈话。谈话后，共进午餐。毛泽东要杨尚昆常去彭德怀处，每月二次。
庐山会议结束后回京，毛泽东在沿途不断找当地一些地、县级干部谈话，了解情况，特别是生产方面的情况。在随后的日子里，国家安全问题，即当时的中苏关系、中印边界冲突问题，还有中美关系以及与其相联的美国的“和平演变”问题，耗费了毛泽东很大的精力。但是，国内经济问题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除了深入实地调研外，一方面要反右倾鼓干劲，另一方面还不能对“左”放松警惕，例如毛泽东在1960年3月23日批示：

  【“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

在繁忙的治国理政中，毛泽东并没有忘记那几位“以观后效”的同志，特别是彭德怀同志。1960年5月22日下午至晚上，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谈到即将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当康生说样书也给彭德怀送去了时，毛泽东说：是呀，彭德怀应该，过去那一段应该承认。毛泽东所说的承认那一段，也就是后来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的：

  【“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的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的名字（即毛选四卷文章注释中关于彭德怀等人领导的西北野战军----引者注）”。】

1961年1月2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信中简述了他从一九五九年十月起十五个月中读书学习的情况。信中说：

  【“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半年时间里，体会到第三版不如第二版更不如第一版。此书在社会主义部分，过分地强调了物质刺激和专家作用；在资本主义部分也渗浸着和平过渡，轻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在‘有计划按比例’方面，过分强调重工业，忽视工农业并举，也就没有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观点。讲技术多，讲政治少；讲生产力多，讲生产关系少；讲经济基础多，讲上层建筑少，读完此书感到是一本技术经济学。”】

毛泽东在1月10日阅后批示：

  【“彭德怀同志的信，印发到会各同志。”（指1月12日晚召开的讨论八届九中全会安排问题的会议---引者注）】

1962年初，彭德怀在阅七千人大会文件时，看到刘少奇说明为什么不能给他平反的理由后，非常气愤，于是在6月16日和6月22日两次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信，两封信的基本内容是请求对他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第一封信即所谓的八万言书。9月3日，毛泽东提出把彭德怀的两封信印发给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各小组。
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约彭德怀谈话，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也在座。毛泽东说：

  【“彭德怀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真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

这次见面，周恩来因外事活动没有参加。彭德怀一直想见他一面。他打了几次电话都没联系上。后来接到周恩来的电话，不巧自己的司机不在。周恩来立即派车来接。在西花厅，彭德怀讲述了毛泽东等人和他见面的情况，周恩来听后很高兴，感慨道：

  【“是啊，庐山的事过去6年了，教训会使我们清醒过来。我们要认真地总结总结。主席说得对，不能分手到底，要团结，‘风物长宜放眼量’嘛，我们前面有很多很多的大事业等待我们去完成。”】

关于黄克诚，1994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克诚自述》讲述了庐山会议后关于毛泽东和他交往的情况。黄克诚写道，他老伴看到“中央转发的一封张闻天给毛主席的信，主席批字鼓励”后，也催促他写一封。

  【“为了照顾她的情绪，就照抄一遍，把信发了出去。想不到，主席竟亲笔回了一信，意思是：1、欢迎认罪改过；2、要求有实际表现。主席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

1961年下半年，在陶铸的劝告下，黄克诚

  【“写成一信，着重检查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谈我过去对阶级、政党、群众、领袖的看法，检查自己没能从马列主义高度上认识问题，等等。”】

1961年国庆节上天安门观礼，

  【“我坐在休息室时，毛主席自己坐过来和我谈话。他告诉我，他收到我的信，很高兴。又说，蒙哥马利和斯诺来华谈了什么话等等。我乘机问主席，可以给我分配一点工作么？主席说：可以、可以。他又问：还想回军队么？我说：不回军队了，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供领导作参考吧！”】

但在此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

  【“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人。”“这一次专案审查，不再搞过去那样的斗争，因而我的日子比较好过。”“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听说：主席对审查情况，批了八个字的两句话，说：不作结论，寄予希望。”“1965年9月，杨尚昆代表主席来看我，安子文则代表中央组织部找我谈话，说是毛主席决定派我到山西省去当副省长。”】

黄克诚“很高兴”地前往山西省工作。顺便补充一下，在1961年天安门毛、黄见面后，1962年1月4日，毛泽东指示杨尚昆找黄克诚谈谈，希望黄克诚也出去走走。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张闻天在1月20日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这次我能参加中央全会，使我得到学习的机会，很是高兴。在全会最后一天，当主席讲到要团结犯错误的同志，并且劝告他们不要因为犯了错误而抬不起头来时，使我深受感动。我决心遵循你的劝告，放下一切包袱，抬起头来，向着伟大的光明的未来，愉快地生活和工作下去。毛泽东1月22日在来信上批示：

  【“电话告张闻天同志，信已收到，看过，同意他对问题所取的态度。”】

1961年11月9日至10日，率团访苏归来的周恩来，在京给中央国家机关十七级以上的干部作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会上，号召大家埋头苦干，自力更生，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把中国建设得强大起来。张闻天于11月11日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听了周恩来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后，完全同意中央的看法和中央所采取的方针；拥护中央制定的‘工业七十条’以及有关教育方面和科学方面等的指示，经过工作经验的不断总结使总路线不断具体化，不断完善，就能保证社会主义取得不断的胜利。”毛泽东阅信后批示：

  【“周、朱、陈、林、邓、彭阅，尚昆存。”】

张闻天曾于1951年4月出任驻苏联大使，1954年底回国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直至庐山会议被撤职。他对外交、特别是苏联的情况相当熟悉。同时对经济问题也有研究。因此，他的这封信被批转给其他中央领导阅，说明毛泽东对张闻天的意见还是重视的。
1961年11月12日，中央决定让张闻天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担任特约研究员。他继续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写下了许多读书笔记和研究文稿。在最后的岁月里，还抱病写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等文稿，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在毛泽东看来，之所以要努力团结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他们有革命的一面，也就是他们或多或少对革命事业有过不可否认的贡献。对于“三份合作、七分不合作”（彭德怀认为是五分合作、五分不合作）的彭德怀，毛泽东在最后一次和他谈话时再次肯定了他的历史贡献，并说：

  【“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就要否定一切呢？”】

同样，毛泽东也没有忘记张闻天的历史贡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晚年回忆：

  【“毛主席在九大会议上讲话，说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是有功的，第二次王明路线时，也是站在我这一边的，王稼祥、张闻天是人民内部矛盾。”】

这样，被隔离监护了将近1年半的张闻天和刘英终于在1969年10月被解除了隔离监护。
关于彭德怀去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后的情况，2016年去世的当时同为西南三线建设副指挥长的钱敏（同住一个小院），在其回忆录《我亲身经历的西南三线建设》一文中写道：

  【“我的印象中，彭德怀到这里后，主要是出去搞调查研究，没有管什么具体的实际工作。”】

关于“文革”北京红卫兵揪走彭德怀的过程，钱敏回忆：他给周恩来办公室打电话请示后，总理办公室电话指示

  【“一、告诉成都军区，派一位副参谋长带一个排护送彭德怀同志，不要乘飞机，可以乘火车。二、路上防止被人劫走，一定要安全到达北京。三、彭德怀所有的文件，由钱敏负责收集起来，交给中央。我立即按照电话指示办。”】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那些犯错误的同志，总是处于公心，满腔热情，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处理的。至于那些犯错误的同志，事后证明并没有犯错误或者处理不当，属于另一个话题，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胡新民，察网专栏学者，独立学者。】

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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