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诗的余晖

刘云

  旧诗的余晖                                                         2019-06-02 20:00                    


晚清的文坛，诗人队伍庞杂，京城士大夫与上海文人表现出不同的路径，京海之间的精神生态动荡不已，以致诗文之风染有新色。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李慈铭、缪荃孙、林纾等，都有佳作行世。他们在变故时代，茫然中不乏自信，亦多旧文明的坚守，其学识与诗文都颇可一观。这些旧派诗人有广泛的交往，彼此唱和间留下诸多诗文。他们在暮气沉沉的国度，偶喷射出自己的灵光，以诗文的美质，召唤逝去的爱意，成了被时代所关注的人物。
这里不能不谈的是陈三立。他是那时候最有分量的诗人之一。郑孝胥说他诗句“其恣肆自得处非时贤所及”。与其往来的诗人很多，亦留下诸多佳作，系古国诗文的最后的余光。清代的晚景，文化的萧条自不必说。各类思想渐生色泽，文人们在动荡里寻求精神的慰藉，创作上亦不乏华彩。陈三立的诗歌心绪惆怅，视界开阔，有忧世、忧身之苦。他咏物、悼亡、读史的文字，雄浑之气的背后也含着无量的愁思，深染古风，起承转合间有深意袭来。作者吟咏个人生命与家庭境遇的诗句，毫无作态，其味已是现代人式的，思绪联翩而成苦调。他《悼亡诗》，一唱三叹，悲苦之境绝矣。赠友之作则温情旷远。其独自静思之作最好，无奈和追问存在的冷思，有妙意飘来，隐隐然带佛家之响。《夜坐一首》看出他的心情：
黄昏无所念，有念更谁同。
簾卷星辰人，镫迥涕笑空。
鬼神窥黠鼠，运会养吟虫。
深坐沈寒漏，颓然一榻中。
这种内觉丰富之语，在民国后青年诗人的作品里，偶可见到，然而那多系西洋浪漫诗歌的影响所致，而陈三立却以古老的话语体系自然表达，且不留痕迹，殊为难得。1915年，诗人有《南浔铁道初成由九江附车至南昌口占》：
十载摩挲缩地方，金银翠楯列成行。
溪山处处逢白头，一转车轮一断肠。
诗歌苍润淋漓，是深悟历史玄机的咏叹。他的感觉鲜活，出语非模仿他人，句从己出，又能化古人之句为己句，推陈出新的特点是鲜明的。在与友人交游之中，其品格也被人称颂，境界为寻常之人所无。他的诗歌在同光时期独步文坛，许多同代人对其诗歌赞许有加。诗人审美观较为复杂，才气感染了诸多新旧文人。王国维、赵元任对其都有好感。陈三立欣赏“瞻逸之才，骏迈之气”的诗人，诗歌“跌宕昭彰”方可感人。他在《沧趣楼诗集序》中赞美陈文忠“低回讽诵，犹可冥接遐契于孤悬天壤之一人也”。在晚清文坛，以自己的不俗眼光与创作，给古诗以焕然一新的美趣。
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的精神，和后来的革命党人的状态不同，他们精神深处延续的是士大夫的某些遗绪。在遭受国难之后，精神受挫屡屡，诗文不时流露遗民之调。此间另一位作家林纾，表现出特别的意味。他是晚清最有古文功底的作家之一，译介的外国文学作品很多，用的是最深切的古文，对唐宋以来的文学妙意把握很深。他文章、小说都颇为漂亮，诗歌也非无病呻吟的那一类。1912年林纾在《过行宫》中写道：
湖西寂寞古行宫，郊外宫墙一带红。
今日凉棚高百尺，兴亡不涉卖炭翁。
这分明是无奈的歌咏，对国民与士大夫的内觉都有精妙的点缀。林纾是桐城派的作家，虽译介了诸多西洋小说，亦涉猎过洋人的诗歌，但审美的世界还在故国，遗老的感伤难以自禁。与林纾同样有些名气的沈曾植，是颇有遗老气的人物。他活跃于京海之间，文章与诗文都有特色。1914年初，沈曾植作《宣统六年甲寅元旦试笔》，乃遗老之作：
最高楼上迓春来，暾出东方喜目开。
水溢金源通馣馤，天垂宝字象昭回。
岁从更始青阳纪，龙集焉逢赤仗推。
白发孤臣沧海泪，春秋三策在浯台。
沈曾植心怀旧绪，内心不免诸多沧桑之感。他在民国初年所作诗文，大有不合时宜之调，在遗老文人群落里是颇有些名气的。与他同样有一定影响力的，还有郑孝胥，此人在晚清诗人、学者圈内较为活跃，来往于陈三立、沈曾植等友人之间。精神也深染旧朝之风。1922年作《壬戌九日》：
十年几见海扬尘，犹是登高北望人。
霜菊有情全性命，夜楼何地数星辰。
晚途莫问功名意，往事惟馀梦寐亲。
枉被人称郑重九，史豪谊语压悲辛。
他的吟唱，都有所指，作品和陈三立、沈曾植等人有交叉的地方。因为与时代不和，精神在旧地停留，看人看事视角不一，内蕴就和新的时代相左。遗老中旧体诗词写得颇见奇气的，还有王国维。他通西学，懂历史，对古文献颇多新解。加之研究过宋元戏曲，又深染考古之趣，文章之道与诗词之道都别具一格。
晚清的变化，导致士人审美与道德水准的迁移，王国维意识到江河日下，不胜悲悼之情。他在1912年为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写的饯行诗中云：
谭深相与话兴衰，回首神州剧可哀。
汉土由来贵忠节，至今文谢安在哉？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在民初颇有名气。审美的维度不同于以往，在哲思上多了先前所没有的高妙之味。而他的诗词，亦神异得让人流连，乃不可多得的妙作。他的作品，深得宋人玄机，又有明代文人之凄婉，加之己身的体验，带着无名的空寂之思。《百字令·题孙隘庵<南窗寄傲图>》就很能代表其风格：
楚灵均后，数柴桑第一，伤心人物。招屈亭前千古水，流向浔阳百折。夷叔西陵，山阳下国，此恨那堪说？寂寥千载，有人同此伊郁。
堪叹招隐图成，赤明龙汉，小劫须臾阅。试与披图寻甲子，尚记忆熙年月。归鸟心期，孤云身世，容易成华发。乔松无恙，素心还问霜杰。
王国维本人乃感伤诗人，而治学时又能节制情感，其《观堂集林》文字古朴老到，深有现代科学严明精神，完全是另一笔法。而《红楼梦》研究中的哲思与感受之强，又非常人可及。其诗文在学界之影响力，至今难消。
易代之际，文人大苦。上述诸人，在时事沧桑之所表达的意愿，乃文学暮色的一种，晚钟里的歌声传来，精神是苍凉的。我们过去对这类人的文字，多有不屑，以为老朽之吟，不足深谈。其实细细分析，倒有诗学中异样的存在，有精神的隐曲的维度，拓展了表达的语境。这些带有旧朝痕迹的人，诗歌内蕴较之过去略有变化，但因为民国诞生，政治话语在文坛久久挥之不去，其影响力不及党人中的诗歌，这个现象一度遮掩了他们的价值。衰败之音出，文化变调必启。闻才子之音而知天下，衰老调子唱完之后，新曲代之而出。待到鲁迅那代人出场，无论在哪个层面说，都已跨越前人了。我们于这种更迭的起伏里，倒是可以看出文化演进的逻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