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界：为什么越来越不相信专家

甲丁

   收藏界：为什么越来越不相信专家                                                         2019-07-25 06:13                    

                          

中国的收藏市场上不乏顶级的艺术品，更不乏顶级的鉴定家，但随着中国艺术 交易市场的迅速发展，尤其在其活跃度超过拍卖行业后，艺术品交易已经成为当下国民经济的一大亮点。

也许是难却情面，也许是受利益驱使，给收藏爱好者鉴宝的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仅北京就有上百家各门类的鉴定中心，全国叫不出名字的“鉴定专家”更是数不胜数，形成“你方说罢我来说，十个意见九不同”的局面，这也成了当下拍卖公司经理们最头疼的一件事。我们不禁发问：面对如此混乱庞杂的鉴定专家队伍，谁来鉴定他们的资质？

日前，通过走访艺术品交易市场的相关人士了解到，目前一些所谓的“鉴定专家”扰乱市场，各有怪招。

现状

被经济利益驱使的“办证专家”

一个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曾经曝光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位收藏爱好者在地摊上花30元钱买了一块仿红山文化的“古玉”后，随即找到一位国家级的鉴定专家鉴定，鉴定后专家得出是真品的结论，估价为30万元，并给这位收藏爱好者开具证书，同时收取了大约1500元的鉴定费。

此过程全部由电视台的摄像机跟踪拍摄并报道，这位鉴定专家的所作所为，也被媒体抓了个证据确凿。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像这样的所谓专家能在一家著名的古玩城内公开从事鉴定工作10多年之久，文物界居然没有一个规章制度和考核制度把他清理出去，直到被媒体曝光后他才被撤换下来。

目前，潘家园等古玩市场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链，从生产、运输到销售，不知道养活了多少人，庞大的产业效应滋生了众多的办证专家。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拍卖公司经理表示，古玩城卖东西的只需去工商所办个执照，而且只是营业执照，并没有界定他们的鉴定资质的相关机构。好多古玩城老板不光卖东西，还业余给人开证书。一位收藏人士表示，在不同古玩城里找10个专家，恨不得有9个专家能开出不同的鉴定证书。

匡时拍卖公司总经理董国强谈到，出于经济利益而帮人做鉴定的事在什么时候都会有，虽然一个鉴定家的能力有高低，但是起码态度应该是端正的，要凭自己的良心。而对古玩市场里的“卖家兼专家”也不能一棍打死，毕竟有些老板长期在市场上接触东西，还是具备一定“眼力”的。

比科班还要“速成”的专家

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拍卖公司经理还告诉记者，他们有次拍卖时，自己请的行家认定的东西，但是买家自己带的一个所谓的专家跑来胡说一气，那买家就不买了。后来一打听，那个专家上了一个玉器短训班，目前还没毕业呢。

他表示，一些在文物机关做行政工作的人士，工作时间长了混个副研究员之类的职称就跑到市场上来鉴定了，而且在市场上比专科毕业生还要吃香。

鉴定专家是否应该“职业化”倒成了业内争议的焦点。2003年7月，国家确定了文物鉴定师的执业标准，要求推行市场准入制度，没有取得资格证的，将不能从事这个行业。

标准是推出了，但与庞大的市场需求相比，文物鉴定专业人才依然相当匮乏。像河南这样的文物大省，目前取得这种资格的只有7个人，全国也不足百人。而近年以来，北京、广州、上海及成都等地都举办了鉴定师培训班，还有不少短期的诸如“鉴赏班”、“兴趣爱好班”等。

“什么才能叫鉴定家，他必须看过大量的真品，而且还需要有提炼能力，有天赋的人才能成为鉴定家。”董国强说道。比如鉴定齐白石的专家，就得了解齐白石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所有作品，就算两个人都看过了齐白石的作品，也有可能有一个人完全没看懂的，从这点看，学校里培养初级或中级的鉴定者是可能的，但他们还必须要靠时间来磨砺“眼力”，还需要天赋，这种培养难度不啻于培养一个画家。

北京中嘉拍卖公司市场部经理梁泊倒认为“职业化”的方向还可以。他觉得目前国家还没有“鉴定师”这个职称，就像拍卖师一样，成立一个专业队伍来鉴定，这方向不错，可以让各种人恪守本分，但操作性有待验证，培训的人才一定要细分门类，其实就“瓷器”一项，就得分好几个朝代，看得懂明清瓷的未必能看懂高古瓷器。

跨度太大的鉴定专家

好多业内人士拿“民国四公子”（张伯驹、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为例，他们的收藏和鉴定在当时一度成为人们的取舍标准，而现在的鉴定领域10个专家能出具9个不同的证书，似乎没了什么标准可言。在鉴定领域也出现了不细分门类，统包统揽的鉴定专家。

“四公子的收藏精神和人文精神为人称道，值得现代人学习，他们喜欢的、自己认为好的东西买的时候不会计较它的价格和真假，他们认为是国宝的文物就算倾家荡产也要买下来，为的是保护国家的文物体系，而不是为了个人的赢利。”董国强认为，时代标准不一样了，过去人们是为了爱好而收藏，现在是为了投资，所以对东西真假的要求比过去苛刻。

就算是民国四公子中的大藏家张伯驹，他所收藏和捐出的东西也有假的、年份不够的、或者不是真迹之类的案例，清代很多收藏家出的收藏目录里的一些藏品，现在也有人在质疑其是否为真迹。这说明每个鉴定家都有看走眼的时候，所以董国强认为，鉴定家不应该什么都懂，包括当代活跃的那些鉴定家，买家一定要认识到他们有长项，但也要知道他们有短项。

798艺术区“亚洲艺术中心”经理李宜霖给记者介绍了中国台湾的行情，其实台湾的鉴定体系也不是很完善。台湾存在和内地一样的风气，就是收藏者不注重去看东西，而更注重去看鉴定证书。其实对鉴定专家来说，收取点鉴定费用还算小事，但误判产生的效应非常大，因为现在拍卖市场动辄都是上百万、上千万的拍品。他感觉内地市场中的鉴定人士角色太多元，跨度太大，不像国外分门别类的细化，角色比较专一。

他以中国书画为例，鉴定古代书画就是一门高深的学问。鉴定者必须对每个朝代的背景、书画风格、甚至画家的诗词都要精通才能做鉴定。

所以李宜霖觉得，收藏鉴定实在很复杂。想要完全了解一个画家，应该在社会上建立这位画家的档案，比如他办过的所有展览，出过的所有画册，但内地的代理制度近几年才开始产生，而且主要是针对特别火热的当代艺术，近现代的水墨画并没有专业机构做代理，所以很多国外完善的代理体系国内目前还没有。

“为假作证”的鉴定专家

诚然，专家“掌眼”有“看走眼”的时候做出了错误判断，但也经常有鉴定专家因为种种原因而说了违心话。某著名书法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有一位老干部找到他做鉴定时，他拘于情面或者说是慑于威力而无奈说了假话。

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内地艺术品还没有形成交易市场的时候也许后果并不严重，但在当今艺术市场动辄上百万、千万的交易价格面前，把假的说成真的，一个直观的后果就是假品继续在市场上流通。内地拍卖市场就出现过这样“以假传假”的例子。

董国强认为，“为假作证”甚至导致“以假传假”，这其实不是所谓潜规则，而是明显的不正之风。但这种东西私底下卖掉有可能，要从拍卖公司等正规渠道走可能性不高了。拍卖市场发展到今天，已经相对成熟了，而且相当透明，因为社会关注度高。

从藏家水平来说，现在拿几百万、上千万买个假东西的“糊涂蛋”也在慢慢变少。以中国书画为例，一件几百万、上千万的作品首先肯定会引来大家关注，而且书画受高科技作假的干扰还相对少些，所以大多业内人士都能鉴别出来，不太可能从拍卖市场上“二次流通”。

鉴定家的艰难抉择

职业操守还是金钱诱惑？

文化部中国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副主任李彦军曾感慨道：“很多专家走穴，走一圈就能挣个十万八万的。持有宝物的人都希望是真的。可我见了假的，就不能说是真的，无形中就会得罪很多人，在得罪人方面我也可以称为专家。如果你说真话，就在无形中触犯了某个圈里的潜规则。”很多鉴定专家都面临着要操守还是要金钱、要情面的选择。

但现在艺术品市场的火爆行情，已经使得鉴定这碗饭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被奉为玉石鉴定专家的王敬之先生在接受采访时举了一些例子，来证明鉴定这碗饭有多么重要，鉴假为真能让人倾家荡产，断真为假又是对文物的犯罪。一次，一个收藏家给他看一块和田玉，自己估价为5000万元。王敬之开门见山，这不是和田玉，而是现在流行的石性很重的代用品，器形很乱，而且里面包含了不同朝代的信息。后来王敬之去那收藏家家里一看，一屋子全是假田黄、假玉，他一件件跟他说道理时，那个收藏者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最后放声痛哭，为了收藏他都快把房子卖了，后来这个收藏家中风瘫痪了。

又有一个四川家具商请王敬之做鉴定，还跟他吹牛：价值3000万元的玉，别人曾给他开价1000万欧元他都没卖。但王敬之的鉴定是“从一楼到四楼的藏品，没有一件是真的”。那位老板的脸立刻就白了，这些玉花了他1个亿，而且都是经过专家鉴定的。王敬之后来才知道，都是一些业内著名的“办证专家”，专家都是老板的亲信介绍来的。

已故古钱币专家董德义先生，在他一位学生眼中就是个有操守的人。作为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前身）的钱币研究员，当时《鉴宝》剧组拉董德义去做评鉴专家，但董德义拒绝了。他在给一些学校做客座教授的时候跟学生说：“一个学者，就应该专注于好好把东西研究透，不要好为人师，更不要盲目地给大家定价格。”这位学生说，现在其实也有一部分人不参与市场上的定价评估，但经得住诱惑的人已经很少了。

老鉴定专家急需“充电”

目前国内老专家培育自己的接班人，一般是老专家手把手带人看真假，以老带新。但也存在老专家自身怎么提升的问题，尤其是在高科技作假异常猖獗的现在。

上世纪90年代曾发生过一个案例。北京的一位文物专家在一个卖陶俑的摊上发现了一些陶俑。专家凭着多年的鉴定经验判定，这是一批珍贵的国家文物。为了更加保险，这位专家从摊主手中买走了几个古陶俑，回去后准备与几位专业人士对它的真假做进一步的鉴定，最终所有专家一致认为其是珍贵文物。

这位专家立即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要求批拨专款对所有在河南出土的北魏陶俑进行“抢救性收购”。于是，从1993年末到1994年初的一段时间内，在北京的古玩市场上掀起了一场北魏陶俑收购的热潮。当时历史博物馆买了三次，故宫买了两次。中国历史博物馆花了80万元，故宫大概花了10万元。

但是，令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尽管有关部门纷纷抢购，而这些陶俑的数量却总是有增无减。在很短的时间内，北京的各大古玩市场上涌出了大批量的北魏时期的陶俑。

为了澄清事实，平息纷争，国家文物部门联合河南省文物部门在警方的配合下，对此事进行了彻底调查。最终，调查结果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这批被当成古文物的陶俑，竟然是出自洛阳市南石山村的几个村民之手仿造的。

传统的古陶器鉴定方法确实遇到了挑战，对于古陶器的鉴定，除了传统的“眼学”鉴定方法之外，有没有一种更加稳妥的办法呢？2003年10月，北京中古陶艺术品鉴定技术开发中心与中国科学家们研究出利用陶瓷釉面的“脱玻化”现象，鉴定带釉古陶器的科技新方法。

一位拍卖公司经理介绍说，在古董鉴定领域，目前一般找图谱，民国、清代时期北京一批金石学专家搞过图谱但已散佚，现在拍卖公司一般拍卖古董时配的是故宫博物院出的图谱，但相当多的明清图谱里记载的真品现在已经很少了，加上各地仿造基地的仿造水平那么高，高科技的鉴定确实已经迫在眉睫。

发展

业内呼唤“自律”和“法律”

董国强认为，目前艺术品市场还不是国家的支柱产业，而且鉴定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行业，它的文化和历史特性，使得行政机构无法用统一标准对它进行单一化管理。“这行业主要应该靠自律，一句话，谁干净谁活得长。”董国强一句话概括。

一些拍卖公司人士反映，相关法律也应该细化和规范，比如鉴定行业的立法。

目前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可以说是惟一的为社会、市场服务的国家机构。副秘书长吕立新介绍说，按目前最新的委员会构成，已经号召来了国内很多大专家，廖静文就多次参加活动。目前接到全国各地的鉴定单子很多，一般是受委托展开工作。

要总结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和社会上的个人鉴定最大的不同，吕立新觉得从这里出去的鉴定结果是有法律效力的，而民间的鉴定家是不会负法律责任的。他们已经接过很多诉讼案子，法院判决时就以委员会的评估结果为主要依据，文物出入境时也拿他们的评估做依据。

对于委员会里的委员，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也有严格的章程来要求，明确规定委员有什么样的职责和约束，什么样的委员不适合担当，什么样的要开除。吕立新说，现在入选委员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专家自发地不再接受社会上的邀请去做鉴定了，虽然委员会并不发工资，但他们都以参加委员会为荣，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也相当高。吕立新明确表示，如果私下接受邀请去做的鉴定，肯定不代表委员会的行为，在这块委员会也会越来越有限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法规起草小组刚开完的第一次会议，《艺术品管理条例》正在修订中。据吕立新透露，关于文物鉴定和拍卖的一些法规将是条例中的重点，会有具体条款进行约束，这代表国家开始加大力度管理艺术品交易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