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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膳奠基时期—赵水梁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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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16 14:55:11 |只看该作者 |正序浏览

   药膳奠基时期—赵水梁                      2019-12-16 17:37                    

                          

经过长期实践所积累的经验,使食疗药膳的知识逐渐向理论阶段过渡。到了战国时期,终于有了有关食疗的理论,标志着食疗的飞跃发展,具体的体现在《黄帝内经》的有关章节,书中提出系统的食疗学理论,对中国的食养、食疗和药膳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饮食营养的重要作用:若饮食合宜,则可健康,“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实则筋骨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灵枢·五味》首先提出饮食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意义:“谷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两焦,以溉五脏,别出两行营卫之道”。《灵枢·营卫生会》说:“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说明饮食营养对人体健康重要意义。在病理情况下,即或借助药物治疗时,也要注重饮食以调治疾病,这是这一时期提出的食疗原则。

使用药物治疗疾病,要适可而止,使用药物不可过分,以免身体受损。当用饮食方法调理使之痊愈。正如《素问·脏气法时论》所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精气。”就是要求将多种动、植物食物互相配合,综合运用,取长补短,从而充分发挥饮食营养对人体的积极作用,最终达到治愈的目的。

食物的性味:《内经》指出食物也有四性、五味。四性即寒、热、温、凉;五味是酸、苦、甘、辛、咸。根据不同性质的疾病,选用不同性质的食物,有针对性的进行调养治疗。在五味中,“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食物也分为阴阳两大类,按治病的要求,选择不同味道的食物。把食物做为药物对待,中药的性味理论对于食疗药膳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五味对五脏各有所偏:在五行学说的积极引导下,先民发现食物与药物一样,对人体内脏各有所偏。《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这说明不同性味的食物对不同内脏的亲和力,在调治内脏疾病应有所区别,《内经》根据五行生克的理论,分析内脏疾患时,利用不同性味饮食调治的复杂性。在这一阶段,根据上述的食疗理论,人们把食物的宜忌进行分类。如《素问·脏气法时论》所说:“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枣、葵。心色赤,宜食酸,小枣、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麦、羊肉、薤皆苦。脾色黄,宜食咸,大豆、豕肉、粟、藿皆咸。肾色黑,宜食辛,黄黍、鸡肉、桃、葱皆辛。”这是五脏患病时所宜进食的谷肉果蔬。同时《内经》又明确指出多种病证的食物禁忌。如《灵枢·五味》指出:“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咸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气,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变呕;甘走肉。多食之令人?心”《素问·五脏生成篇》并指出过食五味之害为:“多食咸,则脉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月刍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尽管这些说法含有机械套用五行生克学说之嫌,但原则上指出任何食物都有气味的偏胜,如过食偏嗜都不利于身体健康的哲理,这的确是一条应该遵循的食疗原则。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古医学帛书,相传是战国前的医学著作,书中谈到了饮料保健的方法,特别强调了酒和韭的延年益寿和滋补强身的作用,其中云:“酒者,五谷之精气也,其入中散流,其入理也,彻而周”,韭“春三月食之,疴疾不昌”《十问》。

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药物学专著,共收载药物365种,其中载药用食物50种左右,如酸枣、橘柚、葡萄、大枣、海蛤、干姜、赤小豆、粟米、龙眼、蟹、杏仁、桃仁等,包括米谷、菜蔬、虫鱼、禽、肉等“食药物”,并记载了这些药物有“轻身延年”的功效。说明当时对于一些食物的药用价值已经给予重视和肯定。至于药膳之提出大抵在东汉时期已有记载,如《后汉书·列女传》中有“母亲调药膳……思情笃密”家庭药膳的记载,可谓药膳一词之肇端,下之以往,多有沿用。

东汉著名大医学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不乏有食疗药膳的有关内容,《金匮要略》著有“食禁”专篇,列举了治少阴咽痛的猪肤汤和治产后腹痛的当归生姜羊肉汤,以及桂枝汤、百合鸡子黄汤等,这些食疗方至今还被临床所常用。张仲景所说:“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害,若得宜则益体,害则成疾”,他对食物疗法在治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已经说得相当明确了。

这一时期有关食疗药膳专著面世,据《汉书·艺文志》、梁代《七录》记载,如《神农黄帝食禁》、《黄帝杂饮食忌》、《食方》、《食经》、《太官食经》、《太官食法》,可见这一时期的食疗与药膳已得到相当重视,可惜这些专著都已佚失。

秦汉时期药膳有了进一步发展。东汉末年成书的《神农本草经》集前人的研究载药365种,其中大枣、人参、枸杞、五味子、地黄、薏苡仁、茯苓、沙参、生姜、当归、杏仁、乌梅、核桃、莲子、龙眼、百合、附子等,都是具有药性的食物,常作为配制药膳的原料。

汉代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方论》进一步发展了中医理论,在治疗上除了用药还采用了大量的饮食调养方法来配合,如白虎汤、桃花汤、竹叶石膏汤、瓜蒂散、十枣汤、甘麦大枣汤等。在食疗方面张仲景不仅发展了《黄帝内经》的理论,突出了饮食的调养及预防作用,开创了药物与食物相结合治疗重病、急症的先例,而且记载了食疗的禁忌及应注意的饮食卫生。汉代以前虽有较丰富的药膳知识,但仍不系统,为中国药膳食疗学的理论奠基时期。

汉代以前的食疗,是理论奠基期,对于食疗药膳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与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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