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脍炙人口的唐诗《清明》，究竟是谁写的？杏花村又在何方？

兰天

                        最脍炙人口的唐诗《清明》，究竟是谁写的？杏花村又在何方？                                                         2020-04-02 17:03                    

                          

按：清明节，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也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我们中国人祭祖、扫墓、上坟的日子。

“清明”一词作为节气，最早见诸我国古籍，是在《逸周书》中。《逸周书·周月解》载：“应春三月中气，惊蛰、春分、清明。”《逸周书·时训解》又载：“清明之日，萍始生。”《岁时百问》则说“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

简言之，“清明”二字，就是“清洁而明净”，也就是“天清地明”。

在二十四节气之中，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只有清明。

我们知道，“节气”是物候变化、时令顺序的标志，“节日”则是包含着一定的风俗活动或纪念意义的日子。两者虽只一字之差，但区别还是很大的。

史料表明，在唐朝之前，“清明”一直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而存在着，起着指导农业生产的作用；就是在杜牧写下《清明》的唐朝，“清明”才与上巳节、寒食节三者融合，从而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清明节日。

唐宋以降，上巳节、寒食节、清明节就完全合一了。或者换句话说，清明节吃掉了上巳节、寒食节，后面两个节日完全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消失了。今天我们中的很多人，已不知上巳节、寒食节为何物了，就只过清明节了。

本文摘选自章雪峰《藏在节日里的古诗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已获授权，转载请注明。

《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唐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整整40岁的大诗人杜牧，来到“孤城大泽畔，人疏烟火微”的黄州（今湖北黄冈），出任黄州刺史。正是在黄州度过清时节的时候，杜牧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节这天，春雨连绵，细雨飘洒。走在路上的行人也无精打采，好像失魂落魄一样。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我问路边的小牧童，哪里有酒家可以借酒浇愁？牧童扬起鞭来，遥遥指向远处的杏花村。

这首诗的作者杜牧，是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中的那个“小杜”。有趣的是，“小杜”与“老杜”杜甫还颇有渊源，他们同是西晋当阳侯、镇南大将军、荆州刺史杜预的后人。不同的是，杜甫源出杜预的儿子杜耽，杜牧则源出杜预的儿子杜尹。

“小杜”的诗，并不比“老杜”差。时到今日，我们在度过一年又一年的清明节时，在袅袅青烟中为逝去亲人扫墓时，仍然会不由自主地吟诵“小杜”杜牧的这首《清明》，可见其诗的普及程度。

只是，很遗憾之一，这首《清明》很可能不是杜牧写的。

杜牧身后，其诗文的最早结集，是由其外甥裴延翰完成的，“得诗赋、传录、论辩、碑志、序记、书启、表制，离为二十编，合为四百五十首，题曰《樊川文集》”。这个《樊川文集》二十卷，曾经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但是，《樊川文集》之中，没有这首《清明》。

到了北宋时期，出现了搜集《樊川文集》以外的遗诗而编成的《樊川别集》《樊川续别集》《樊川外集》。这些北宋文人编辑的杜牧文集中，由于编辑者甄别不严，混入了大量李白、王建等人的诗。但是，《樊川别集》《樊川续别集》《樊川外集》之中，也没有这首《清明》。

这首《清明》在史上第一次出现，是在南宋。在南宋谢枋得的《重订千家诗》中，《清明》不仅赫然在列，而且署名杜牧。

谢枋得如此著录的依据是什么？除了他本人，没有人知道。现在会穿越的成功人士多，麻烦哪位下次穿越南宋时，记得帮我问问谢老爷子；甚或更有高人，可以直接穿越唐朝，记得帮我直接问问杜老爷子是否写过这首《清明》。予有厚望及重谢焉。

只是，很遗憾之二，至今我们也无法确认，这首《清明》中的“杏花村”在哪里。

有人说“杏花村”在山西汾阳。此说最大的问题是，杜牧一生，从未踏足山西。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杜牧自己的著作及晚唐、五代及宋朝的文献之中得出结论。

还有人指出，杜牧写有一首《并州道中》，并州就是太原。既然杜牧到过太原，也很有可能到过距离太原只有一百公里的汾阳。可是，一来毕竟隔了一百公里，杜牧到过汾阳只是假设；二来据杜牧研究权威缪钺先生考证，《并州道中》这首诗极有可能也并非杜牧所写。

有人说“杏花村”在安徽贵池，因为杜牧曾经担任过池州刺史。此说最大的问题是，其依据均为明清时期的地方志。目前，引用最早的依据，是明朝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的《池州府志》，距离杜牧已有七百年；引用最多的依据，是清朝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的《江南通志》，距离杜牧更是接近千年。未见于正史，只见于杜牧身后几百上千年之久的地方志，恐难取信。

有人说“杏花村”在湖北黄冈，因为杜牧曾经担任过黄州刺史。

湖北黄冈有“杏花村”的依据之一：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复斋漫录》：“无逸尝于黄州关山杏花村馆驿题《江城子》词。”这其中的“无逸”，是指北宋著名文学家谢无逸。这条记录表明，谢无逸曾经到过黄州一个名叫“杏花村”的驿站，并且写了一首《江城子》。

湖北黄冈有“杏花村”的依据之二：北宋年间，黄冈属县麻城县歧亭镇确有“杏花村”，而且是苏东坡好友陈慥陈季常的隐居地。苏轼在《歧亭五首》的序中说：“元丰三年正月，余始谪黄州，至歧亭二十五里山上，有白马青盖来迎者，则余故人陈慥也，为留五日赋诗一篇而去。……凡余在黄四年，三往见季常，而季常七来见余，盖相从百余日也。”

苏东坡在黄州的这个好朋友陈慥，如果大家不熟，那么他的老婆柳月娥，女性读者们肯定很熟。对，柳月娥发出的吼声，一直就有一个让如今广大女性艳羡的专有名称——“河东狮吼”。

到了清朝，名臣于成龙在陈慥的墓侧修建宋贤祠，在《建宋贤祠引》中写道：“由来人以地传者十一二，地以人传者十八九……迨东坡一过杏花村，坐萧然环堵中，依依有故人情。”

比较起来，黄冈“杏花村”的依据相对靠谱一些。

我个人的结论是：如果这首《清明》诗确系杜牧所作，其中的“杏花村”，最大可能是泛指“杏花深处的村庄”；如系实指，最大的可能就是指湖北黄冈的“杏花村”。

写下《清明》的那一刻，杜牧的确是一个需要寻找酒家、借酒浇愁的人。

因为他实在是生不逢时，赶上了唐朝中后期那场长达四十多年的著名党争——“牛李党争”，并且深受其害。

这场党争，由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科场案发端，到杜牧踏上仕途时达到白热化，“朝士三分之一为朋党”，“每议政之际，是非蜂起”，害得贵为皇帝的唐文宗李昂都无可奈何，不由得慨叹：“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

所谓“牛党”，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党魁的四十余名高官；“李党”，是指以李德裕为党魁的二十余名高官。两党加起来，也就百把人左右。但他们合力掀起来的惊天巨浪，却足以覆亡大唐这艘巨舰。所以，在唐文宗李昂看来，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高官的为害程度，还要远远大于河北藩镇中那些手握刀把子的粗鲁武将。

这场参与官员达到几十乃至上百人之多、时间长达四十多年的党争，就像水面上的巨大漩涡，无论你是轻如蝉翼的落叶，还是重达万斤的艨艟巨舰，都无法置身事外，都会身不由己地被卷进去。杜牧就是如此。

冤枉的是，杜牧既不是“牛党”，也不是“李党”；或者换句话说，杜牧的身体是“牛党”，灵魂却是“李党”。

杜牧本来出身名门，出自“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京兆杜氏。杜牧的祖父，就是史上那位独力撰著《通典》的杜佑。杜佑不仅文才出众，还官运亨通，位至宰相，爵封岐国公。所以，杜牧的童年非常幸福：“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

遗憾的是，杜牧刚刚十岁时，杜佑就去世了，杜牧没有来得及沾这位英雄爷爷的光；杜牧刚刚十五岁左右，他的父亲杜从郁也早早地去世了。

父亲早逝，对杜牧的打击巨大。失去亲爹养育的杜牧，在青少年时期陷入了困境：“某幼孤贫，安仁旧第置于开元末，某有屋三十间而已。去元和末，酬偿息钱，为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饿，衰老者死，少壮者当面逃去，不能呵制。”“某与弟顗食野蒿藿，寒无夜烛”。不是杜牧自述，我们实在难以想象，堂堂宰相孙子，贫困到了这个地步。

所以，到了杜牧成年时，他就无法由门荫入仕，只得由“牛党”一手操办，由科举入仕。因此，说杜牧的身体是“牛党”，就是这个原因。

《唐摭言》记载了杜牧在大和二年（公元828年）中举的著名故事。他这一科的主考官——礼部侍郎崔郾，在考试之前的送行宴上，接见了来访的太学博士吴武陵。

吴武陵是来推荐杜牧的。他当面给崔郾朗诵了杜牧的那篇雄文——《阿房宫赋》，在崔郾也觉得此文了得的时候，他趁机要求：“请你在这次主考时取他为状元。”崔郾说状元已经许人了。吴武陵退而求其次：“再怎么着，也得给个第五名。”崔郾还在考虑的时候，吴武陵作势要把《阿房宫赋》从他手中夺走，崔郾只好赶紧答应：“敬依所教。”

然后，崔郾在宴席上公开宣布：“适吴太学以第五人见惠。”当大家知道是杜牧时，有人指出杜牧平日不拘细行，录取只怕有问题。崔郾坚持说：我已经答应了吴君，杜牧就是屠狗沽酒之辈，第五名也确定就是他了！

上面这个杜牧中举的故事，需要说明的是：其一，唐朝科举考试并不糊名，所以主考官可以点名录取；其二，崔郾在考前就预定录取名单的做法，在当时并不违法违规；其三，如此巴心巴肝、全心全意为杜牧出头的吴武陵，是“牛党”。

事隔千年，我们很难找出吴武陵在杜牧的人生关键时刻出头帮他的原因。也许，那个原因简单而且直接：杜牧进入了“牛党”的视野，该党出于党争，需要笼络像他这样的青年才俊？

杜牧中举后，授职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但他并没有选择在中央长期任职，而是于当年十月前往洪州（今江西南昌），进入江西观察使沈传师的幕府，后又随着沈传师调任宣歙观察使，到宣州（今安徽宣城）任职。

杜牧在沈传师幕府任职，一共六年。这个沈传师，也是“牛党”。

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四月，沈传师内召为吏部侍郎。杜牧没有继续追随沈传师到长安，而是去了扬州，进入了时任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幕府，一任就是两年。这个牛僧孺，不仅是“牛党”，还是该党的党魁。“牛党”的“牛”字，就来自牛僧孺。

要命的是，这个“牛党”党魁，在和杜牧共事期间，还对他有过大恩。

当年在牛僧孺的扬州幕府担任掌书记之时，杜牧刚刚三十出头。血气方刚的年纪，又身处如此繁华的烟花之地，岂能不干一两把风流事儿？他那“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名句，就是在那前后留下的。

等到两年之后，杜牧被召回朝廷担任监察御史，离开扬州时，牛僧孺在为他饯行的宴会上劝道：“你未来肯定前途无量，只要注意身体，少干点风流事就好了。”对于这个奉劝，心里有鬼的杜牧在一开始当然是矢口否认的。

但当牛僧孺取出一沓报帖后，杜牧不仅认了账，而且泣拜致谢。原来，杜牧每次外出，牛僧孺为了保证他的安全，都派人暗中跟随保护，并且用帖子记下杜牧的去所及时间，向自己报告。时间一长，报帖竟积满了一箱。

牛僧孺这一招，彻底征服了杜牧。从此以后，杜牧终生不忘此恩，“终身感焉，故僧孺之薨，牧为之志，而极言其美，报所知也”。在牛僧孺死后，杜牧还在为他所撰的墓志铭中，极尽溢美之能事，以报答他此时的知遇之恩。

也就是说，杜牧一路走来，先后得到了“牛党”中人吴武陵、沈传师、牛僧孺等人无微不至的关怀，他本人也一直浸润在“牛党”的染缸里，徜徉在“牛党”的关爱里。他的这一出身经历，决定了他的身体是“牛党”的性质。

如果说上述全程之中，杜牧本人对来自“牛党”的关怀完全不知内情，我是不相信的。其实，不仅他本人知情，“李党”中人也是看在眼里，记在了心里。所以到了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李党”党魁李德裕执政之时，时在京担任比部员外郎的杜牧，就只得于转年四月来到黄州，外放为黄州刺史了。

然而，身体上全是“牛党”印记的杜牧，其灵魂却又是“李党”的。因为，他的政治主张、政治观点，基本上是与“李党”一致的。

比如，在黄州期间，杜牧就在多件国家大事上与李德裕政见相同，同气连枝，遥相呼应，心电感应。

杜牧到任黄州刺史整整一年之时，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泽潞（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死，其侄刘稹自署留后，抗拒朝命。在以李德裕为首的中央政府，下令成德、魏博、河中等镇兵力讨伐泽潞（昭义）时，杜牧自黄州呈《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给李德裕出谋划策（大意如下）：

河阳方面，建议坚壁清野不出战。成德军与昭义军有世仇，早欲复仇的成德节度使王元达肯定会攻击昭义军的西面。这样，朝廷可以集中忠武军、武宁军，加上“青州精甲五千、宣润弩手二千，道绛而入，不数月必覆贼巢”。另外，昭义军的军粮由山东供给，所以节度使率领重兵留驻邢州。这样一来，留在山西的兵就不多了，可以乘虚袭取。

史称“时德裕制置泽潞，亦颇采牧言”“俄而泽潞平，略如杜牧策”。

转年八月，杜牧又为防御回鹘事作《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大意如下）：

建议集合幽州、并州的骑兵，和酒泉的步兵，选择仲夏时节出发，去攻击敌人……五月的时候，中原地带已经很热，但阴山则还很冷。此时出兵，于我军有利，“行军于枕席之上，玩寇于股掌之中”，可一举获胜。回鹘一直以为我军不会在夏季出兵，此举出敌意外，实为上策。

对于杜牧这种改变出击时间、对回鹘搞突然袭击的谋划，史称“德裕善之”。

到了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杜牧由黄州刺史调任池州刺史之后，仍然作《上李太尉论江贼书》，就“江贼”一事发表政见（大意如下）：

江淮赋税，是当前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但现在因为有“劫江贼”，使得江淮赋税难以运到长安，成为国家大患……防贼的办法，可从宣州、润州、洪州、鄂州各调一百人，淮南调四百人，同时在各州江岸设立兵营，驻兵练兵，打造战船；至于江中，在每条船上选年少健壮者为主将，带兵三十人，合计四十条船，昼夜值班，巡江防贼。如此一来，“是桴鼓之声，千里相接，私渡尽绝，江中有兵，安有乌合蚁聚之辈敢议攻劫？”

从内政到外交，从财政到军事，杜牧都一一上书李德裕，不仅有分析有办法，而且有观点有创意。不得不说，杜牧是唐朝诗人之中难得的政治干才、治世能臣。有此之能，就是任为宰相，亦不为过。所欠缺者，一纸诏书而已。

在黄州，杜牧还作有《郡斋独酌》一诗，其中的名句“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常常被人引用。他这个名句，与同样空有报国之志却无施展机会的“老杜”那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有异曲同工之妙。

“好看的身体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如今这句时髦的网络语言，完全可以拿来形容李德裕当时对于灵魂与身体分裂的杜牧的真实看法。对于杜牧频频上书显露出来的才干，李德裕当时肯定也是欣赏有加的。李德裕纵然万般不喜杜牧那“牛党”的身体，却不得不欣赏他那“李党”的灵魂，于是在多件国家大事上听从了杜牧的正确意见，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牛李党争”就是“牛李党争”。李德裕在他的宰相任期内，就是忘不了杜牧那分裂于灵魂之外的“牛党”身体，就是不重用杜牧，任由杜牧在黄州、池州、睦州等地辗转任职，没有机会一展抱负、一施才华。

所以，在写下《清明》的那一刻，在清明节的雨中，“欲断魂”的路上行人，杜牧也可以算一个。他实在是很需要“借问酒家何处有？”好让自己在酒精的麻醉之中，忘记李德裕，忘记“牛李党争”，一醉解千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