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衣食

潇潇雨

文史 | 鲁迅的衣食                   

2020-11-17 14:36                    

                         袍褂党
马褂原为明代的军服，清代时为便于骑马而形成流行服装。 满族人骑马时内着长袍，外套马褂，显得威武庄严，号称“长袍马褂”。 清代男性一般以穿马褂为着正装，对襟、立领、袖端为平口，前襟有五个扣襻，短款衣长到腰下位置。 长款称为袍褂，斜开气，扣襻在侧面，长及脚面。 民国元年（1912），北洋政府颁布《服制案》，将长袍马褂列为男子日常礼服之一。 民国十八年（1929），国民政府公布《服制条例》，又将蓝长袍、黑马褂列为国民礼服。
鲁迅存世的最年轻的照片是1903年留学日本时摄于东京，被称为著名的“断发照”。青少年时期的照片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无从看到鲁迅小时候的服饰。能见到鲁迅最早穿马褂的照片是1917年京师图书馆开馆时的合影。他在北京还有许多穿马褂的照片，南下后便没有了。
辛亥革命以后，留洋的学子们把洋服带入中国。革命者不但恨辫子，同样也恨马褂和袍子，因为那是满洲服。但是，不但袁世凯把袍子马褂作为国礼服，五四运动之后的北京大学要整饬校风，规定制服，学生们公议的结果也是袍子和马褂！鲁迅把主张实行长袍马褂的人称为“袍褂党”。

1925年，穿马褂的鲁迅

鲁迅在《洋服的没落》一文中说：“这回的不取洋服的原因却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因其不合于卫生。造化赋给我们的腰和脖子，本是可以弯曲的，弯腰曲背，在中国是一种常态，逆来尚须顺受，顺来自然更当顺受了。所以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违反自然的洋服，于是便渐渐的自然的没落了。”关于洋服与袍褂的争论，鲁迅讲过一个樊山老人有趣的故事：“革命之后，采用的却是洋装，这是因为大家要维新，要便捷，要腰骨笔挺。少年英俊之徒，不但自己必洋装，还厌恶别人穿袍子。那时听说竟有人去责问樊山老人，问他为什么要穿满洲的衣裳。樊山回问道：‘你穿的是那里的服饰呢？’少年答道：‘我穿的是外国服。’樊山道：‘我穿的也是外国服。’”
樊山即樊增祥，是清代官员、文学家，在美术界也很有名望。樊山所说的外国服即清朝的服装。民国很长一段时间流行的还是长袍马褂，鲁迅在纪念李大钊的文章《守常全集〈题记〉》中说：“段将军的屠戮，死了四十二人，其中有几个是我的学生，我实在很觉得一点痛楚；张将军的屠戮，死的好像是十多人，手头没有记录，说不清楚了，但我所认识的只有一个守常先生。在厦门知道了这消息之后，椭圆的脸，细细的眼睛和胡子，蓝布袍，黑马褂，就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痛楚是也有些的，但比先前淡漠了。这是我历来的偏见：见同辈之死，总没有像见青年之死的悲伤。”这“蓝布袍，黑马褂”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鲁迅虽不是“袍褂党”，但在北京时期的公共场合，也多以长袍马褂出场，这就是为什么鲁迅在北京的照片多以马褂服出镜的原因了。
关于马褂，还有一段著名的故事：五四时期，在学术界引起一场“整理国故”运动。最初的主张是由胡适提出的。他们的观点是，“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鲁迅说：“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鲁迅一个形象的比喻，一针见血地说明了继承文化遗产与创新的关系。
现在长袍马褂已成为中国服饰史的一个见证物，只有说相声的或演电影、电视剧的演员才有穿戴。在不骑马的时代，那服装的确有些不方便，因为那毕竟是落后的“洋服”。
达夫赏饭
鲁迅第一次书写著名的《自嘲》，是在1932年10月12日，鲁迅日记载：“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云云。下午并《士敏土之图》一本寄之。晚内山夫人来，邀广平同往长春路看插花展览会。”从日记看，鲁迅这一天的兴致是很高的。前一天好友郁达夫与王映霞在聚丰园请鲁迅吃饭，同席还有柳亚子夫妇、郁达夫兄嫂、林徽因。老友相聚，必是谈得投机，席间柳亚子向鲁迅求字。第二天鲁迅诗兴大发，做成一律，这首脍炙人口的名篇，成为鲁迅的代表作。鲁迅曾在《华盖集·题记》中说：“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柳亚子（1886—1958），诗人，南社创始人之一。他将鲁迅赠给他的诗一直珍藏着，1954年，他将这幅鲁迅亲自书写的墨迹题写了题记，献给了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委员会毛主席、朱总司令，后来又经辗转调拨给北京鲁迅博物馆。这幅墨迹条幅现存鲁迅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之一。这幅作品竖写共三列，整个条幅呈长条状，整篇章法布局自然，笔墨浓淡有致，气韵贯通，字体简约大气，趣意盎然，题跋字号稍小与落款相得益彰。
辣椒与文学
鲁迅因肺病而逝，而一生困扰着他的疾病还有牙病和肠胃病。他的学生杨霁云认为鲁迅的胃病一定与饮酒有关，于是就问鲁迅：“你的酒量如何？”鲁迅知道他的用意，笑着回答说：“我不大吃酒，我的胃病并非因酒而起。说来年代长远了，还是从前初次离开绍兴到南京进水师学堂的时候，冬天天气冷，没有衣服穿，于是不得不多吃辣椒以御寒，可就拿胃吃坏了。”鲁迅这话在他的回忆文章《琐记》中也有明证：“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鲁迅的家乡是浙江绍兴，那里的人本基本不吃辣的。他的小说《在酒楼上》记述了主人公回家乡时到饭馆，点了一斤绍酒，十个油豆腐，强调“辣酱要多”，然后他“很舒服的呷一口酒”。评道：“酒味很纯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可惜辣酱太淡薄，本来Ｓ城人是不懂得吃辣的。”鲁迅的小说故事新编中，羿出去打猎，腰上带着的是五个炊饼、五株葱和一包辣酱，结果他误杀了老太太的黑母鸡，无奈之下，他用那五个炊饼，搭上五株葱和一包辣酱把那鸡换了下来。回家后，发现妻子吃了升仙的药去月亮上了，他便将那鸡做了一盘辣子鸡，烙了五斤饼，吃掉了。在《非攻》中，公输般请墨子吃饭，也是备了辣椒酱、大葱和大饼。
喜欢辣椒，在鲁迅的生活中形成了一种习惯，辣椒酱、辣椒末，都是他吃饭时常吃的佐料，这习惯在他给许广平的信中向她做过汇报。他在文章中也常用辣椒作比喻。他曾对所谓的“革命文学”进行了揭露，他说：“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然而其实并非真的革命文学。例如：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于将来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会，而问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或者自己活得无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转变，来作刺戟，正如饱于饮食的人，想吃些辣椒爽口。”还说过：“革命便也是那颓废者的新刺戟之一，正如饕餮者餍足了肥甘，味厌了，胃弱了，便要吃胡椒和辣椒之类，使额上出一点小汗，才能送下半碗饭去一般。”
鲁迅有一篇杂文《止哭文学》，他在《大晚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提倡辣椒救国》，文中说：“北方人自小在母亲怀里，大哭的时候，倘使母亲拿一只辣茄子给小儿咬，很灵验的可以立止大哭……现在的中国，仿佛是一个在大哭时的北方婴孩，倘使要制止他讨厌的哭声，只要多多的给辣茄子他咬。”鲁迅驳斥了这种谬论：“辣椒可以止小儿的大哭，真是空前绝后的奇闻，倘是真的，中国人可实在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别‘民族’了。然而也很分明的看见了这种‘文学’的企图，是在给人一辣而不死，‘制止他讨厌的哭声’，静候着拔都元帅。”他指出：“不过，这是无效的，远不如哭则‘格杀勿论’的灵验。此后要防的是‘道路以目’了，我们等待着遮眼文学罢。”
“夜里睡不着，又计画着明天吃辣子鸡，又怕和前回吃过的那一碟做得不一样，愈加睡不着了。”这是鲁迅行文的幽默。
批评家与厨子
鲁迅本就是一个批评家，他说： “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胡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 ”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据说是来自印度的： “有一个很普通的比喻。 他们说： 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驮着货物去出卖，货卖去了，孩子骑驴回来，老翁跟着走。 但路人责备他了，说是不晓事，叫老年人徒步。 他们便换了一个地位，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 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鞒上，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 于是都下来，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 于是老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了一个办法了，是我们两人抬着驴子走。 ”这故事的出处是来自哪一部印度的书籍还没有查到，但至少可以印证鲁迅读书之广博。
鲁迅对中国的批评家提出批评：“独有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践踏，则我以为委实太滥用了批评的权威。”鲁迅希望批评家评判别人的作品时应有先解剖自己的精神，另外要求批评家有一点常识：“例如知道裸体画和春画的区别，接吻和性交的区别，尸体解剖和戮尸的区别，出洋留学和‘放诸四夷’的区别，笋和竹的区别，猫和老虎的区别，老虎和番菜馆的区别……”他拿做菜的厨子举例，厨子做好菜后，有人品评他的好坏，厨子总不会厨刀铁锅放在批评家面前说：你来做一个好的我瞧瞧。厨子只是希望吃菜的人没有挑食忌口，没有喝多酒，没有发高烧。批评家只管说菜品的味道如何就已经足够了。
围巾
著名版画家赵延年先生一生创作鲁迅题材的作品有一百七十多幅。 其中最著名的一幅鲁迅像是在1961年创作的，以黑色为背景，鲁迅表情冷峻，十字形围巾与白色衣袍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 这幅作品深入人心，给几代人以深刻的印象。 此后，戴围巾的鲁迅形象经常被美术家引用。 北京鲁迅博物馆内张松鹤、曹崇恩等创作的汉白玉鲁迅像，大约就是以赵先生的画作为原型的。 1976年10月19日发行的《纪念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邮票，其中第三枚为沈尧伊《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工农兵手捧《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这里面的鲁迅像也是戴了围巾的。
鲁迅一生的照片很多，但并没有一张是戴围巾的。赵先生的创作意图是表达鲁迅的硬骨头精神。然而鲁迅生活中并没有戴围巾的习惯，不同时代的美术作品打着不同时代的烙印。
萧红回忆说：“鲁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土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她问鲁迅：“周先生不是很好伤风吗？不围巾子，风一吹不就伤风了吗？”鲁迅答道：“从小就没戴过手套围巾，戴不惯。”她描述道：“鲁迅先生一推开门从家里出来时，两只手露在外边，很宽的袖口冲着风就向前走，腋下夹着个黑绸子印花的包袱，里边包着书或者是信，到老靶子路书店去了。”这个鲁迅是不是更有趣呢？
但鲁迅也不是没有戴过围巾。1918年11月19日鲁迅日记载：“午后往瑞蚨祥买手衣二具，围巾二条，共券十八元，与二弟分用。”在北京的冬天，一个南方人，围巾手套还是需要戴的，而且是与二弟分享，表达了大哥浓浓的情意。1932年冬，鲁迅回北京探望母亲，有一天到西单商场，想买些送人的东西，没等买，却让小偷窃走二元钱。鲁迅写信给许广平告知此事说：“盖我久不惯于围巾手套等，万分臃肿，举动木然，故贼一望而知为乡下佬也。”许羡苏是鲁迅的三弟周建人的学生，1920年来北京投考高校，由于举目无亲，就住进八道湾，与鲁迅一家关系非常亲密。她回忆：“鲁迅先生的习惯，每天晚饭后到母亲房间里休息闲谈一阵，……那把大的藤躺椅，是他每天晚上必坐的地方，晚饭后他就自己拿着茶碗和烟卷在藤椅上坐下或者躺着。老太太那时候已快到七十岁，总是躺在床上看小说或报纸，朱氏则坐在靠老太太床边的一个单人藤椅上抽水烟，我则坐在靠老太太床的另一端的一个小凳上打毛线。”鲁迅的一条毛线围巾，就是许羡苏织好送给鲁迅的。如今鲁迅博物馆的展柜中，就展出着那条毛线的围巾。

来源：各界杂志2020年第11期

  作者：萧振鸣

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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