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宗贵参军失踪，妻女被当“匪属”离世，母亲至死不知儿子是英雄

清梦

杨宗贵参军失踪，妻女被当“匪属”离世，母亲至死不知儿子是英雄                                                         2021-03-27 21:12                    
                          1947年，在山东半岛东部的一个小山村里，回来一个闯关东的村民叫顺子，顺子声称在东北下城子看见本村的后生杨宗贵从八路军里开了小差，当了土匪。
按照顺子的说法，杨宗贵“穿个黑棉袄子，戴着个貂皮帽子，又抢又杀的”。

村公所的人立即找来杨宗贵的61岁的母亲宋学芝、媳妇许万亮进行盘问，她们坚持杨宗贵不可能当土匪。
村干部就说：“人家都看见了，还能有假？”
当时山东大部分地区已经是解放区，老百姓的土地都是解放军给分的，第二年开春，村里就停止了对她家的代耕，又派人把挂在他家大门口墙上“光荣军属”的牌子给摘了下来。
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宋学芝不服，一次次到上面去找，怎么能听一面之词就把她当八路军的儿子当成是土匪呢？
当时正值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之时，前线的仗打得很激烈，处境很艰难，有的时候敌人的部队就距离宋学芝家里几百公里，谁能把一个可能是土匪家属的话放在心上呢？
宋学芝老太太一家就这样被当成了土匪家属看待，在村子里根本没有容身之处，杨宗贵的媳妇许万亮更是遭受巨大的非议，村民们经常在一起议论，丈夫去当了土匪，她怎么好意思待在这里？真给本村丢脸！
1952年秋天，新中国成立的第三个年头，全国都在热火朝天地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许万亮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自己的独女夭折了，身心饱受摧残的许万亮忧郁成疾，知道自己不就将离开人世。
临终之际，许万亮抓住婆婆宋学芝的胳膊，用微弱的声音说道：“娘……宗贵……不会当……土匪……”就离开了人世。
儿媳妇走了，老太太宋学芝却坚持找，到各级政府去问个明白，说自己的儿子当了土匪，到底有没有个证据。
后来政府也没有发现杨宗贵当土匪的证据，到1957年1月1日，按照国家政策，宋学芝拿到了一张由政府发给宋学芝的“失踪军人通知书”，确认杨宗贵是失踪军人，家属享受革命军人家属的优待。

1958年11月13日，宋学芝又拿到了一张“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然而，关于杨宗贵到底有没有牺牲，牺牲在哪里，都没有一个确切的消息。
1966年，老太太的身体也不行了，临终之前，她曾对大儿子杨宗福说：“匣子里老说杨子荣杨子荣的，是不是俺家宗贵？他的字不是叫子荣吗？”
杨宗福劝说母亲：“天下同名同姓的多了，俺兄弟哪能到了那份儿上！”
老太太依然坚持说：“反正我觉得像……”
不久老太太也离开了人世，生前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找到自己儿子的下落。
1973年，海林县民政局副局长关会元同志拿着4张照片，来到宋学芝的村里让村干部和老人们辨认，大家还以为是杨宗贵当土匪被抓了，让人来认，看了照片后人们一下子就点着杨子荣的照片说：“这是俺村的杨宗贵。”
民政局长立刻赶到家里，再次拿出4张照片让杨宗福辨认，他拿着自己兄弟的照片，呆呆地看了许久，眼泪就落了下来，说道：“这是俺兄弟！”
民政局副局长关会元也激动地哭了，告诉杨宗福：“你家宗贵就是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那个杨子荣啊！”
杨宗福如同晴天霹雳，一下子就愣住了，然后放声大哭，拿着弟弟的照片来到母亲宋学芝和弟妹许万亮的坟地，想要告诉她们，杨宗贵就是杨子荣，咱们家不是土匪家属，是大英雄啊！
只是可惜，这一刻，杨子荣的母亲和妻子都没有等到，妻子已经去世21年，母亲去世7年了。

杨子荣这个名字因文学作品《林海雪原》而家喻户晓，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更让杨子荣的英雄形象闻名全国，人们对杨子荣剿匪时的英雄事迹如数家珍，却不知道真实的杨子荣的历史。
杨子荣的原名叫杨宗贵，“子荣”是他的字，在杨子荣的名字家喻户晓时，杨宗贵的名字却鲜有人知，人们对于杨子荣的历史也较为模糊。
1969年，周恩来在北京陪同美国一家民间艺术团观摩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时，艺术团团长詹姆斯被杨子荣的事迹所震撼，当天晚上询问周恩来，杨子荣是艺术塑造出来的，还是真实人物。
周恩来立刻回答：“毫无疑问，杨子荣是一位真实的、家喻户晓的革命英雄。”
詹姆斯于是提出了想见一下这位英雄的后人，了解他的成长环境，周恩来当即询问身边的文化部部长，能否找到杨子荣的家属，文化部部长表示有点为难，但是周恩来还是下了死命令：“马上和民政部门联系，尽快找到！3天之内找不到人，也要找到线索。”
其实，在杨子荣同志牺牲后，相关部门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杨子荣的真实身份。
1966年，海林县委、县政府决定派民政局副局长关会元等一行4人去北京、胶东等地查询杨子荣的籍贯，他们的想法是，不能让英雄的身世都查不清楚，这太对不起杨子荣这位大英雄了。
关会元等一行，首先来到北京找到《林海雪原》的作品曲波，询问他有关杨子荣的事情，曲波在作品发表之后，被很多烈士家属找来询问当年的事情，只有杨子荣的家属没有来找过他，这让他认为也许杨子荣并没有家属。

作为杨子荣的战友，曲波也只对杨子荣参军时的事迹熟悉，对于杨子荣参军之前的事情并不了解，只提供了杨子荣是胶东人。
后来关会元等人又找到杨子荣的战友孙大德，孙大德也只说杨子荣是胶东人，其他的就不知道了，关会元随后带队赶往胶东，胶东地区面积广大，光县就有牟平、荣成、文登、乳山四个，乡镇村屯更多达几百上千，根本无从寻找。
关会元在胶东虽然查出一些线索，但是都不能认定，最终也只能无功而返。
1968年5月，不甘心失败的关会元第二次率队赴北京，找到杨子荣生前所在的部队，时任副政委的杨子荣老战友姜国政表示：“杨子荣为了革命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又献出了生命，我们作为他的战友和同志，连他的身世都说不清楚，就太对不起先烈和后人了。”
在姜国政的帮助下，杨子荣在北京的战友曲波、孙大德、魏成友等人齐聚一堂，大家一同回忆杨子荣的相貌和特征，经过大家的口述，最后确定杨子荣的形象是：身高一米七左右，脸有一点长，浓眉大眼，颧骨稍高，有少许络腮胡子，为人爽朗、健谈。
随着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寻找英雄家乡、让英雄魂归故里”的工作又一次启动，由第38军、东北烈士纪念馆、海林县民政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再次奔赴胶东。
当时联合调查组有的线索主要有3个，一个是杨子荣说过家乡在胶东，家里有母亲、妻子和哥哥；一个是土改时家里分了三间茅屋，一头毛驴，还有一个是自己家门前有棵大槐树。
烟台政府热情地接待了前来调查的联合调查组，召集各县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县成立“寻找杨子荣办公室”。
当时各级政府得知杨子荣可能是胶东人，就在烟台一带，十分激动，许多村子的大喇叭一天播放三遍寻找杨子荣的消息，乡亲们更是踊跃提供线索。

在短短三天的时间里，调查组的同志就收到了127条线索，一个星期后，仅荣成县就有上千条线索，让调查组的人繁忙了起来。
然而经过核实，没有一条是与杨子荣姓名相同的，这让调查一度陷入瓶颈。
但是不久之后有一条线索，却引起了调查组的注意，牟平县城关公社的民政干部马春英向调查组反映，许多年前，峡河村有一位老太太，老来查儿子当兵的事，她说自己儿子叫杨宗贵。
比较奇怪的是，她儿子参军后从来没有给家里写过信，后来有人说她儿子开小差当了土匪，村里就停止了她家的代耕和军属待遇。
老太太不服，到县里找了很多次，后来县政府认为证据不足，才认定杨宗贵为失踪军人、革命牺牲军人。
虽然还不能确定杨子荣与杨宗贵是否为同一个人，调查组的人认为应该将二人的事迹进行对比，于是将线索向在北京的曲波等人做了汇报，也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关于杨子荣的消息。
1969年6月29日，曲波经过长时间的资料梳理，给调查组回了有关杨子荣一封信，在信中又提供了五点重要的内容：第一点，杨子荣的年龄在1945年时为29-30岁左右；第二点，杨子荣有妻子，但是不清楚有没有小孩；第三点，杨子荣当兵时改名参军的可能性比较大，否则其家属不可能多年不与他联系；第四点，杨子荣中等身材，一米七至一米八的身高；第五点：为人活泼、热情，能言善道，人缘好，社会知识丰富，农耕也是把好手，能吃苦，酒色财气不沾。

杨子荣曾对曲波的警卫员刘希茂说过这样四句话：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下山猛虎，气是惹祸根苗。
有了这些内容，调查组的人认为，只要找到杨宗贵的照片就能揭开杨子荣与杨宗贵是否为同一个人。
调查组的同志于是来到峡河作进一步座谈核实，先是找到了村里原农救会会长孙承祺，孙承祺说：“那一年，是我领杨宗贵与韩克利去报名体检的。”
于是调查组的同志又找到了韩克利，韩克利回忆说：“我和杨宗贵一起去 报名参军，他验上了，我有沙眼没验上。”
韩克利又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情报，说杨宗贵没报真名，据他说，后来他曾看过杨宗贵有个手章，上面刻有“杨子荣印”。
杨宗贵的家里兄弟三人，老大是杨宗福，字子禄，老二是杨宗贵，字子荣。
可以说，调查到这里，杨宗贵与杨子荣的事迹已经高度吻合，调查组初步确认，杨宗贵和杨子荣为同一个人，唯一的缺憾就是，杨宗贵和杨子荣都没有照片留下，无法进行佐证。
由于杨子荣身份的特殊性，调查组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下，不敢轻易下结论，担心不充分的调查引起负面的影响。
直到1973年，曲波在部队档案室 里发现了一张当年表彰会的百人合影，其中身披大红花的战士就是杨子荣，让曲波十分激动。

由于照片人数众多，包括杨子荣在内的每个人的头像都很小，当时国内照片冲印技术不行，曲波还托日本的朋友把照片局部放大，这样就有了杨子荣的放大照片。
一直到1974年秋天，曲波将照片送到关会元手中，关会元拿着照片到杨宗贵的村子里去辨认，一切才真相大白，杨子荣就是杨宗贵。
以前人们只知道杨子荣的传奇事迹，在确定了杨宗贵就是杨子荣后，人们对这个 英雄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真实，更加立体了。
杨宗贵于1917年1月28日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宁海镇嵎峡河村，父亲叫杨世恩，是农村的泥瓦匠，母亲宋学芝是农家妇女。
杨世恩夫妇婚后育有三男三女，由于生存环境恶劣，两个孩子早夭了，1920年春，3岁的杨宗贵随着父母杨世恩，及哥哥、姐姐、小弟一块去闯关东，一路上饥寒交迫、风餐露宿，几经生死后到达辽宁安东（今丹东）郊外的大沙河村落脚。
为了生计，杨世恩继续干泥瓦匠的活，女儿则跟人家学纺丝，留下宋学芝在家里照顾杨宗贵和弟弟。
然而当时的东北还未完全开发，一家人实在难以在此维持生计，无奈之下，杨世恩夫妇决定各领几个孩子分开活命，杨世恩与大女儿留在安东，宋学芝带着几个孩子回山东老家。
回到老家后，尽管生活十分困难，但是宋学芝还是省吃俭用供杨子荣读书，她不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后一点文化都没有，杨宗贵8岁的时候，被宋学芝送到村里的私塾读书。

等到杨宗贵12岁的时候，宋学芝供养不起，又托人把孩子送到安东，让他投靠父亲继续求学。
可是杨宗贵到了安东两年后，杨世恩就染病身亡，杨宗贵只得辍学来到姐姐所在的工厂当童工，学缫丝补贴家用。
然而杨宗贵刚刚三年学徒期满，可以拿全额工资的时候，因为工厂效益不好，杨宗贵就失业了。
为了生活，杨宗贵又到岫岩一带干了几个月的缫丝工人，但是不久又失业了，大概杨宗贵也认为男子汉大丈夫，在缫丝厂工作没什么前途。
从岫岩回到安东后，杨宗贵在采石场采过时候，在山上伐过木头，长大一点的杨宗贵又跟人结伙到鸭绿江上放木排，当船工，当时鸭绿江水很充足，是东北地区的黄金水道，黑龙江、吉林地区的大量木材顺着鸭绿江直接漂到安东，但是这个工作却十分危险，需要放排的人有极大的勇气。
在鸭绿江的汛急的河流里，练就了杨宗贵过人的胆识，后来还给大户人家当过护院，敢和土匪干。
1940年，杨宗贵离开安东，到鞍山千山当矿工，当时的东北已经沦陷，矿区的生活十分艰苦，不但劳动强度大，还有忍受日本监工的大骂。
有一次，日本监工用鞭子打杨宗贵工友，杨宗贵实在看不过去，就抢了鞭子痛打了监工一顿。
打了日本监工，在矿山是待不下去了，在工友们的帮助下，杨子荣逃出了矿山，并且于1943年回到了山东老家。
在东北闯荡14年，让杨宗贵熟悉了东北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也接触到三教九流﹑行帮黑道各色各样的人，熟悉了他们的种种规则，甚至对土匪、地痞的暗语﹑黑话，都了如指掌，这些经历，都为他参军当上侦察员起了重大的作用。

想起在东北的遭遇，他最痛恨的就是日本人，因此回到家乡后，杨宗贵参加了民兵组织，配合八路军打日军，因作战勇敢，很受大家的敬佩。
抗战胜利后不久，山东八路军扩军，作为民兵骨干的杨宗贵也想去参军，由于担心母亲和新婚妻子的阻挠，也可能是不想家人受牵连，于1945年9月18日用“杨子荣”这个名字报名参军去了。
到了县里集结后，杨子荣和其他新兵就被送到几百里外的莱西县水沟头村进行整训，新兵入伍后，杨子荣被编入八路军胶东的一支老部队。
因为杨子荣的年纪比较大，部队里的领导就把他分配到炊事班，杨子荣早年读过 几年后，又在旧社会讨过生活，不怕吃苦，很受领导的器重，于是开始注意对他进行培养。
杨子荣参军后不久，山东八路军奉命挺进东北，杨子荣作为一名“老东北”自然二话不说就响应组织的号召。
杨子荣所在的部队于1945年11月24日在庄河登陆后，先是更名为东北人民自治军辽南三纵队二支队，后来鉴于东北土匪横行的情况，决定让该部队到北满地区去剿匪。
杨子荣于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于1月15日随部队从五常出发，前往海林县去剿匪，这里地形复杂，有高山密林，也有江河沼泽 ，大片原始森林遮天蔽日，是土匪最常出没的地方之一。
二支队的广大指战员不畏艰难困苦，于2月2日抵达牡丹江以西的 海林县 。
牡丹江军区司令员李荆璞等领导专程前来欢迎和慰问部队，并讲清了当前敌情，明确了剿匪任务。

1946年3月16日，二支队首战草甸子，杨子荣所在的七连一班班长身负重伤，这可把连长急坏了，一班是连里的尖刀班，没有个好班长可怎么打仗。
考虑到杨子荣年龄较长，又熟悉东北的环境，就让他来担任一班班长，杨子荣率领全班的战士在随后的剿匪战斗中表现异常勇敢。
尤其是3月22日爆发的杏树底村剿匪战斗，当时杨子荣带着尖刀班冲在最前面，由于敌人火力太猛，杨子荣组织了多次进攻都没有成功。
为了尽早结束战斗，减少部队伤亡，指挥部决定进行炮火支援，几炮打下去，不止是地方阵地中了炮，村子里也立刻 浓烟滚滚，隐约听到妇女、小孩的哭声。
杨子荣看这情况，如果再打几炮，虽然能把土匪消灭，但是老百姓也将遭受更大的损失。
杨子荣深知有些土匪和村子都是有联系的，都是旧社会时期吃不饱饭，有的村民就上山当了土匪，等到春耕的时候再下山。
想到这里，杨子荣就在炮击的间隙，也没有向上级说明情况，就对战友们说：“我进村劝土匪投降。”
战士们一听急了，连忙说：“班长，那哪行，太危险了！”
杨子荣说：“为了救老百姓的命，再危险我也认了，就是死了，也值。”
说完，杨子荣跳出掩体，手里挥舞着白毛巾，喊着：“不要打枪。”

土匪们一听杨子荣的东北话，再看他手里拿着白毛巾，知道杨子荣是谈判的，土匪就给杨子荣放进了村。
杨子荣进了村后，给大家讲明白现在的政策，劝他们赶快投降，争取宽大处理，戴罪立功，并且大声说道：“外面全是民主联军,都给围上了。”
很多土匪其实就是农民，并非穷凶极恶，也不想跟共产党打，因此很多土匪开始动摇了，这个时候有几个土匪头目出来了，这些人都是身上背着血债，知道一旦投降就没有他们的好果子 吃，因此还恫吓其他土匪：“谁投降就枪毙谁。”
但是家住本村的匪首郭福春﹑康祥斌顾及同村人的死活，经杨子荣的劝说，就有了投降的意思。
土匪很快被分化瓦解，因为郭福春﹑康祥斌有本村人的支持，很快占据了上风，土匪们见大势已去，纷纷把枪扔了出来，在围墙上挂起了白旗。
就这样，杨子荣以很轻松地化解了一场战斗，并且成功劝降了400多个土匪，战斗结束后，杨子荣荣立特等功，并被评为战斗英雄，团里把他调到了侦察排，让他当侦察排的排长。
1946年5月，杨子荣奉命率领侦察排潜入到亚布力、苇河一带侦查匪情，这个地区盘踞着许福、许禄、许祯、许祥兄弟四人，纠集600余人的土匪队伍。
东北民主联军派出 两个营的兵力进行围剿，然而战斗打响后，由于土匪火力密集，部队前进受阻，不知道为何这股土匪战斗力这么强？
杨子荣当即化妆成土匪，潜入侦查，这才发现，原来土匪自知600人难以抵挡民主联军的围剿，很快又从其他山头搬来了500名土匪，队伍一下子变成了1100多人。

杨子荣当即把情报汇报给领导，5月20日，二支队也增派了兵力，一举将这些土匪全面歼灭 ，还活捉了许福、许禄、许祯、许祥兄弟四人。
6月份，杨子荣孤身一人去绥芬河侦察匪情，本来就是探探路，结果却在一个密林的小屋里发现3名土匪。
杨子荣当时想到要回去报信，但是又担心等到大部队来了，这几个土匪早就已经转移了，想到这里，他决定自己动手。
他摸进匪窝，大声喊了一句：“不许动，我们是民主联军，你们被包围了！”
屋里的土匪感觉挺突然的，刚要拿枪反抗，又听见杨子荣喊道：“一班堵房后，二班准备手榴弹，三班跟我抓活的。”
最近这一带剿匪很频繁，三个土匪就以为真的被包围了，只得把枪扔出屋子，束手就擒。
杨子荣当即 对三个土匪进行了审讯，三个土匪供出了号称“左手打枪百发百中”的“姜左撇子”匪部的窝点及兵力。
杨子荣将情报上报给领导后，部队凭借这份情报对土匪发起突袭，活捉了匪首 “姜左撇子”及土匪100余人，杨子荣的部队却无一伤亡。
经过一整年的剿匪，到1947年初，大股土匪基本被消灭，只剩少数残余土匪还躲在深山老林，且更加隐蔽、狡猾，“座山雕”就是其中的一个顽匪、惯匪。

“座山雕”本名张乐山，也是山东闯关东过来的，但是张乐山却不甘于当一个普通人，15岁进山当土匪，18岁就成了匪首，在东北一带虽然不算猖獗，但是不论是清政府，还是张作霖，乃至关东军，都未能将“座山雕”给剿了。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被国民党委任为“国民党中央先遣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还很活跃，但是经过东北民主联军多次围剿，已近古稀的“座山雕”手下只剩下20多个人。
“座山雕”为人狡猾且多疑，想要大部队进山剿匪容易走漏风声，于是团里决定，由杨子荣带领5名侦察员，组成一支剿匪小分队，扮成土匪模样，进山搜寻“座山雕”的匪窝，并伺机剿灭。
1947年1月26日，正值农历正月初五，杨子荣率领其他5名侦察员，从海林驻地出发，向深山老林中走去，一直走了好几天，才在一个叫蛤蟆塘的地方，找到一座伐木人住的窝棚，窝棚里有十几个人像是伐木工人。
曾经闯过十几年关东的杨子荣知道，这些人肯定跟土匪有勾结，于是杨子荣就说了几句黑话试探一下，说道：“三老四少，行个方便，娘家失火烧了，想借问个道，找小孩他娘舅去。”
其实就是说自己遭了难，现在走投无路，想要另投山头。
谁知道对方十几个人谁也不搭理杨子荣，杨子荣知道这是对方不信任自己，于是又跟战友孙大德交谈，特意把自己跟八路交火的事说了出来。
有一个孟把头过来搭腔，自称是“座山雕”的副官，但是却对杨子荣表示不太信任，想要入伙，必须得有“投名状”。

为了表现自己 是土匪，杨子荣等人在工棚里住了几天，期间还佯装成土匪到夹皮沟里村里“抢了”群众几只鸡。
事有凑巧，那天跟杨子荣同住一个村子的叫顺子的人闯关东后，正好在杨子荣“抢”东西的那家干活，杨子荣跟顺子照面后双方都大吃一惊，但顺子装着不认识杨子荣，而杨子荣又不好向顺子作解释。
想不到竟然是这次误会，给杨子荣的家人带来巨大的烦恼，顺子回到家乡后，告诉了村里，导致杨子荣的一家都背上了土匪的黑锅。
有了投名状，孟把头才同意带杨子荣等人进山，投靠“座山雕”，“座山雕”很狡猾，一路上设了三道哨卡。
杨子荣他们每过一道哨卡，都让两个土匪上前搭话，然后把哨卡上的土匪也一块儿给绑了，一同押上山。过了三道卡不远，就到了“座山雕”的老巢。
这时，杨子荣命令两名战士看好土匪，带领其他战士冲进老巢，占据有利位置，枪口对准土匪，棚子里共有7名土匪，其中有一个白头发、黑脸膛﹑长着鹰钩鼻子、留着山羊胡的瘦老头，这人正是惯匪“座山雕”。
土匪见来了共军，当即全部投降，“座山雕”就这样被俘虏了，可以说，因为杨子荣的机智，智取威虎山真的是“智取”，根本没费多大的劲。
但是这个事却十分有影响力，因为在1947年2月19日的《东北日报》头条上就刊登了《战斗模范杨子荣等活捉匪首座山雕》，介绍了杨子荣智取“座山雕”的过程。

二团的团部给杨子荣记了大功，然而就在剿匪就快大功告成之际，杨子荣却意外牺牲了。
2月20日，杨子荣接受新的剿匪任务，清剿土匪刘俊章、丁焕章和郑三炮等匪首，2月23日，杨子荣和几个侦察员向土匪所在的屋内猛扑过去。
慌乱中的土匪开始操枪，杨子荣立即扣动扳机，当时气温零下30多度，由于天气太冷枪栓受冻，枪没有打响。
这时，土匪孟老三顺势开了一枪，正中杨子荣左胸上部，杨子荣一下便扑倒在地。
杨子荣倒下后，战友们爬上屋顶，揭开房盖，向屋内扔手榴弹，终于把这股顽匪消灭了，然而向杨子荣开枪的孟老三却成了漏网之鱼，一直到解放后，孟老三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判无期徒刑。
在杨子荣牺牲的三天后，二团的全体指战员为杨子荣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3月17日，杨子荣的追悼大会在海林的一个小学广场举行。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授予杨子荣“特级侦察英雄”光荣称号，他生前所在排被命名为“杨子荣排”。
由于杨子荣参军后不久就随部队开往东北，由于战事紧张，山东解放区一度还有沦陷的可能，所以杨子荣会改名参军，也未曾给家里写信，家里也不知道他在部队用的是杨子荣这个名字。
想不到他的妻子却因此而蒙羞，被扣了土匪家属的帽子，含恨而终，他的母亲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身在何处，是死是活。

一直到1973年，经过周恩来总理的关注，民政局副局长关会元、《林海雪原》作者曲波的不懈努力寻找 ，终于揭开了杨子荣的身世。
我们的历史从来不缺乏英雄，虽然真实历史上的杨子荣并没有影视剧中那样传奇的能耐，但是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怀有家国情怀，当战场需要他时，他毅然决然选择去参军；害怕牵连家里，他改了姓名，不给家里写信；上战场时，他 永远冲在最前面，一个人进匪窝也不怕。
杨子荣虽然牺牲了，但是他的名字却永远地留在了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