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 学必始于观书

潇潇雨

苏轼 | 学必始于观书                             2021-08-10 00:01                                           
李氏山房藏书记
苏轼 〔宋代〕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
象牙、犀角、珍珠、美玉这些奇异珍贵的物品，虽然可以使人赏心悦目，却不实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虽然具有实用价值，用过之后就会破损，取来就会用完。既能愉悦人的耳目又具有实用性；用过不会破损、取来不会用完；有贤能的人和无贤能的人都可以依凭各自的资质而各有所得；道德高尚的人和聪明睿智的人都能凭借各自的天分而各有发现；资质天分不同但是只要求取就不会没有收获的，大概只有书籍了吧。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老聃为多书。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鲁春秋》。季札聘于上国，然后得闻《诗》之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于是时， 得见《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而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士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
从圣人孔子开始，人们的学习就一定都是从读书开始。在那个时代，只有东周王室的柱下史老聃拥有很多的书。韩宣子出访鲁国，才见到《周易》《象魏》和《鲁春秋》。季札出访地处中原的鲁国，这才得以欣赏到风、雅、颂的演奏。而楚国仅有左史倚相，能读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三皇五帝时的艰涩难懂的古书。出生在那个时代的读书人，能够读到儒家六部经典之作的人大概没有几个，他们的学习条件可以说是非常艰苦的。然而他们都熟习礼制和音乐，在道德上具有深厚的修养，这些都不是后代的读书人所能企及的。自从秦汉以来，著书的人越来越多，纸张和文字笔画一天天趋于简便，因而书籍也随之日趋丰富，读书的人没有哪一个没有书的，然而学习、读书的人却越来越不认真，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还赶得上见到那些老一辈的儒学先生，据说他们小时候，想要找《史记》《汉书》也找不到；有幸借到了，都要亲自动手抄写，日夜背诵，唯恐抄不完、背不熟就要归还了。近年来书商间相互辗转翻刻刊印书籍，诸子百家的书，每天都有千万流传于世。对于读书人来说，当今的书是如此多又如此容易得到，照理说他们的文章词采和学术造诣，应当比古人好上许多倍。可是现在参加科举考试的年轻士子，全都把书捆扎起来而不去阅读，言谈空洞无物；漫无根底，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余友李公择，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择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藏书凡九千余卷。公择既已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己有，发于文词，见于行事，以闻名于当世矣。而书固自如也，未尝少损。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我的好友李公择，年轻时曾在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中的僧舍里读书。公择离开以后，山中的人怀念他，便把他住过的地方命名为“李氏山房”。那里的藏书共有九千多卷。公择已经广泛地涉猎了各类图书，探讨了它们的源流，采撷了其中的精华，并且仔细品尝了其中的美味，化为已有，体现于文章中，表现在行动上，因而闻名于当世。可是那些书依然像它们本来的样子，并没有丝毫的损毁。公择打算把这些书留传给后来的人，供他们对书籍无限的需求，从而满足他们的才智和天分所应当得到的知识。所以不把书藏在家里，而是藏在他从前住过的僧舍中，这是品德高尚的人的苦心。
余既衰且病，无所用于世，惟得数年之闲，尽读其所未见之书。而庐山固所愿游而不得者，盖将老焉。尽发公择之藏，拾其余弃以自补，庶有益乎！而公择求余文以为记，乃为一言，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我已经是年老多病了，对于社会没有很大的用处了，只希望能有几年的闲暇，遍读李君藏书中我还没有见过的书。而庐山本来就是我希望游览而一直没能去成的地方，大概我将终老于此了。我把公择的藏书全都翻出来，拾取他剩余弃置的东西来弥补自己的缺陷，也许会有所收益吧！而公择要我写篇文章作为他的庐山藏书记，于是才写下了上面的一席话，让后来的人得知以前的君子见到书的困难，而当今的读书人有书却不读，是非常可惜的。

注释
李氏：指李常，字公择，南昌建昌人，曾做过齐州（今山东济南）知州，是黄庭坚的舅父。
象：象牙。犀：犀牛角。珠：珍珠。玉：美玉。
怪珍：奇异珍贵。
金石：金属和石料。
五谷：上古时五种谷物的统称，具体说法不同：有的以黍、稷、麦、豆、麻为五谷，有的则以稻、稷、麦、豆、麻为五谷，后世成为谷物的泛称。
六材：古代制作弓所用的六种材料，即干、角、筋、胶、丝、漆。
弊：通“敝”，破旧，损坏。竭：尽。
贤不肖：即贤与不贤，意即贤能的人和不贤能的人。
才：才能。
仁：即仁者，指道德修养高的人。
智：即智者，指有聪明才智的人。分：天分，资质。
“自孔子”二句：意即自从圣人孔子开始，人们的学习都一定是从读书开始的。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当时的书是用熟牛皮编（即韦编）的竹简，孔子却因用功勤苦而致书被多次读破（即三绝，三是约数）。
柱下史：掌管王室藏书的官，常侍立殿廊柱下，因而得名。老聃（dān）：即老子，姓李名耳，谥号为聃，春秋时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人，道家学派创始人，有《道德经》（又名《老子》）一书。曾任东周王室柱下史。
韩宣子：名起，春秋时晋国大夫。适：到，去。据《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平公派韩宣子访问鲁国，“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矣。’”《易》：即《周易》。《象》：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六说，当指《象魏》，象魏本是宫门外悬挂法令使百姓知晓之处，后转而指代法令，此《象》即指代鲁国历代政令。一说《易》《象》指《周易》的《象辞》。《鲁春秋》：《春秋》本是当时各国史书的通称，《鲁春秋》即是鲁国的历史书，经孔子修订后成为现在专指的《春秋》。
季札（zhá）：春秋时吴王寿梦第四子。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出访鲁国，鲁国乐工为之歌《周南》《召南》《风》《雅》《颂》，他一一加以评论。聘：出访，指古代诸侯之间或诸侯与天子之间派使节问候。上国：中原地区的诸侯国，此指鲁国。
《诗》之风、雅、颂：即指《诗经》中的《国风》《大雅》《小雅》《周颂》《鲁颂》《商颂》。
左史倚相：左史，史官名。周代史官分左史、右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倚相，人名，春秋时楚国的左史。他学识渊博，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灵王曾对大臣子革赞扬倚相说：“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相传为三皇、五帝时的古书，字句艰涩难懂，久已失传。
六经：儒家的六种经典著作，即《诗经》、《尚书》、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周易》、《春秋》以及早已失传的《乐经》，也称“六艺”。盖：副词，表示推测，意即大概、也许。
作者：写书的人。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秦汉以来书写材料由甲骨、竹简转变为丝帛和纸，日趋便利，而文字也由繁难的籀文、大篆简化为小篆、隶书，再简化为楷体。这方便了书籍的流通。
学者：学习的人。益：更加。
苟简：马虎，草率。
老儒：老儒生，老学者。
市人：买卖人，此指书商。
幕刻：翻印。
倍蓰（xǐ）：超过数倍。蓰，本意为五倍，此处泛指。
科举：从隋朝开始，历代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分科考试取士而得名。游谈：空谈。游：虚浮不实。
庐山：在江西九江市南，北临长江，东南依鄱阳湖。相传秦末匡氏七兄弟庐居此山，故亦名匡庐山。五老峰：庐山南面的一座高峰，如五位老人并坐，因而得名。
凡：总共。
涉其流，探其源：指广泛涉猎、探讨了图书、知识的源流演变。采剥：即采摘，采撷。剥，通“扑”，意即敲打，采摘，《诗经·豳风·七月》有“八月剥枣”。华实：即花和果实。华，通“花”，此作精华解。
膏味：甘美的滋味。行事：做事，意即为人处世。
创作背景
《李氏山房藏书记》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当时苏轼在密州担任知州。李常是黄庭坚的舅父，与苏轼交往甚密，他年轻时曾在庐山读书，并把他的书全部藏在庐山寺庙里，以供后生学习，这种有益于社会的无私品质使苏轼很受感动。应李常之约，苏轼写下了这篇文章。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李泽厚：苏轼的意义
苏轼作为诗、文、书、画无所不能而又异常聪明敏锐的文艺全才，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亲切喜爱的对象。其实，苏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逊色一筹。画的真迹不可复见，就其他说，则字不如诗文，诗文不如词，词的数量也并不算多。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巨大影响，是美学史中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我认为，他的典型意义正在于，他是地主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他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
苏轼一方面是忠君爱国、学优而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的人物，无论是他的上皇帝书、熙宁变法的温和保守立场，以及其他许多言行，都充分表现出这一点。这上与杜、白、韩，下与后代无数士大夫知识分子，均无不同，甚至有时还带着似乎难以想象的正统迂腐气（例如责备李白参加永王出兵事等等）。但要注意的是，苏东坡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这后一面才是苏之所以为苏的关键所在。
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也不是“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阮籍），“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陶潜）那种具体的政治哀伤（尽管苏也有这种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前者（对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对社会的退避）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除了出家做和尚。然而做和尚也仍要穿衣吃饭，仍有苦恼，也仍然逃不出社会。这便成了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如果可以说，《春江花月夜》之类的对人生的自我意识只是少年时代的喟叹，虽说感伤，并不觉重压；那么，这里的情况就刚好相反，尽管没多谈，却更感沉重，正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然而就在强颜欢笑中，不更透出那无可如何，黄昏日暮的沉重伤感么?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非常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来的。
著名的前后《赤壁赋》是直接议论这个问题的，文中那种人生感伤和强作慰藉以求超脱，都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表现了这一点。无论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提问”，或者是“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解答”；无论是“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的“排遣”，或者是“道士顾笑，予亦惊悟，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的缥缈禅意，实际都与这种人生空漠、无所寄托之感深刻地联在一起的。
苏词则更为含蓄而深沉地表现了它：“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凄凉，夜来风雨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料峭春寒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宋人笔记中传说，苏作了上面所引的最后那首小词后，“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石林避暑录话》），正睡大觉哩，根本没去“江海寄余生”。本来，又何必那样呢?因为根本逃不掉这个人世大罗网。也许，只有在佛学禅宗中，勉强寻得一些安慰和解脱吧。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里没有屈原、阮籍的忧愤，没有李白、杜甫的豪诚，不似白居易的明朗，不似柳宗元的孤峭，当然更不像韩愈那样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只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的陶渊明，才是苏轼所愿顶礼膜拜的对象。终唐之世，陶诗并不显赫，甚至也未遭李、杜重视。直到苏轼这里，才被抬高到独一无二的地步。并从此之后，地位便巩固下来了。苏轼发现了陶诗在极平淡朴质的形象意境中，所表达出来的美，把它看作是人生的真谛，艺术的极峰。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苏轼有一篇散文《方山子传》，其中说：
方山子……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然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而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徉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傥见之欤?
这也许就是苏轼的理想化了的人格标本吧。总之，不要富贵，不合流俗，在当时“太平盛世”，苏轼却憧憬这种任侠居山，弃冠服仕进的“异人”，不也如同他的诗词一样，表达着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么?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苏轼传达的就是这种携带某种禅意玄思的人生偶然的感喟。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现出一付随遇而安的“乐观”情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鬓微霜，又何妨”；但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无怪乎具有同样敏锐眼光的朱熹最不满意苏轼了，他宁肯赞扬王安石，也决不喜欢苏东坡。王船山也是如此。他们都感受到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直到《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布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苏轼在后期封建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