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三重奏:《家》与“家”与“家中人”
作者:黄子平
小说是一种死亡,它把生命变成一种命运,把记忆变成一种有用的行为,把延续变成一种有向度的和有意义的时间。但是这种转变过程只有在社会的注视下才能完成。《家》,巴金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谈论一本书的命运,尤其是谈论像《家》(包括《春》《秋》)这样的书的命运,在这里颇有点意味深长。依照巴金的说法,《激流》三部曲正是一本写命运(旧家族的命运以及旧家族中的年轻的生命的命运)的大书:旧家庭是渐渐地沉落在灭亡的命运里面了。我看见它一天一天地往崩溃的路上走。这是必然的趋势,是被经济关系和社会环境决定了的。这便是我的信念……,它使我更有勇气来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J'accuse(我控诉)。我不能忘记甚至在崩溃的途中它还会捕获更多的“食物”:牺牲品。无数年轻的有为的生命成为垂死制度的牺牲品,这是不公平的命运,“是的,我要反抗这个命运。我的思想,我的工作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我写《家》的动机也就在这里。” 命运被一分为二了:一是“必然趋势”,无可挽回的灭亡的命运,属于那个旧家族旧制度,以及作为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的那些个人;一是“不公平的”,作为旧制度的牺牲品的命运,应该反抗,因而也就可能改变的命运,属于旧家族中那些可爱的、有为的、年轻的生命。《家(1957)》剧照
“秋天”被必然地派给了枯树枯叶,“春天”却理所当然地“属于我们”。我想指出,将命运作这种一分为二,对《激流》三部曲,对作家巴金,乃至扩大而言之,对近百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生存策略。不妨略略比较一下法国作家左拉。巴金二十四岁时在巴黎和马赛,用三四个月的工夫一口气读完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的二十部小说。三十年后巴金回忆道:爱弥尔·左拉,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似乎有必要参照一下从严复起数代人对达尔文、斯宾塞的“创造性误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竞”“存”二字的光辉照耀百年来中国人摆脱生存困境的道路。“变异”压倒“遗传”。“五四”以来写大家族衰亡的长篇作品多矣,“遗传”这一“题中应有之义”却显然未被重视。(曹禺的《雷雨》似乎是个例外,易卜生《群鬼》的影响是重要因素,更有戏剧写作与小说写作不同“惯例”的制约等等。)“肖子” 不再是文学兴趣集中的形象,人们乐于看到或者写出两类“变异”了的“不肖之子”:坐吃山空的败家子——“蛀空树干的虫子”(克安、克定之流),和大胆反抗命运的叛徒——“脱离枯树的绿叶子”(觉慧、觉民、琴等等)。他们分别代表着一分为二之后的两种不同命运。微妙之处在于,谴责前者的“不肖”与赞扬后者的“不肖”意味着对先辈采取了某种不易为人察觉的自相矛盾的双重标准。这一点我们放到后边讨论。《家(1957)》剧照
鸣凤投湖自杀的第二天,觉慧在湖边,愤恨、内疚、绝望:“我是杀她的凶手!”觉民劝解半天无效,最后念出一段觉慧平日常念的、屠格涅夫的《前夜》中的话:“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家(1957)》中的鸣凤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价值的递升是价值虚无主义的逻辑思路,总是有一个“更高的价值”来否定我当下的执着。治愈觉慧的内疚的良药不正是“事业”、“社会”、“广大的世界”么?北京来的新书报、《利群周报》社的活动、觉慧从上海寄来的信和文章,这些在《激流》三部曲中占了相当篇幅的叙事,尽管对后来的读者的阅读耐力可能是个考验,却是小说必不可缺的部分。一切在”家”里失去的,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友情、爱、青春的活力、生命的意义、奋斗的目标。倘若巴金拟想中的第四部小说的书名是《群》,则这些活动正是从“家”走向“群”的预演或排练。“青春/衰老”的二项分立具有时间向度和生理学的意味,“年轻女性/糟老头子”则叠加上了性别和美学的色彩,“家/群”、“狭的笼/广大的世界”更展开为空间性的二项分立。然而“群”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家” 呢?至少,巴金本人在1950 年的上海首届“文代会”上曾真诚地说:“会,是我的,我们的家,一个甜蜜的家。”《家(2007)》中的二哥觉民、大哥觉新、三弟觉慧
在《秋》的(也就是《激流》三部曲的)临近结尾处,两类“不肖之子”之间终于爆发郁积已久的一场正面冲突。叛徒觉民长篇大论痛斥他的叔叔败家子克安克定,历数他们勾引老妈子、调戏丫头、包妓女、闹小旦、吃鸦片烟诸般丑事,真个是义正而辞严:你们口口声声讲礼教,骂别人目无尊长。你们自己就是礼教的罪人。你们气死爷爷,逼死三爸。……你们只晓得卖爷爷留下的公馆,但是你们记得爷爷遗嘱上是怎么说的?你们讲礼教,可是爷爷的三年孝一年都没戴满,就勾引老妈子公然收房生起儿子来!你们说,你们在哪一点可以给我们后辈做个榜样?欢迎光临 辽宁养老服务网 (http://bbs.lnylfw.com/) | Powered by Discuz! X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