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862685448 于 2014-8-22 10:34 编辑
冀东三县觅学求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连续几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热辽”子弟兵以猛烈炮火攻打乐亭县城。21日凌晨,城内日军与所有伪官警宪逃往唐山,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乐亭境内重新划区,我家所在地夏庄老母庙村划归八区管辖,区公所设在会里。刚刚摆脱日伪铁蹄蹂躏的劳苦大众,在共产党民主政府领导下,清算恶霸地主,查黑地,减租减息,开展“国大代表”选举,县境城乡一派欣欣向荣景象。但好景不长,1946年秋冬,国民党纠集日伪时期军警改编的部队和还乡团,分别从唐山、滦县、昌黎三路进攻乐亭,并分兵驻守县城和四镇,建立国民党地方政权。在国民党统治期间,我就读的毛庄小学,公开受制于国民党,但同时又接受八路军民主政府的指导。1947年夏,我读完小学,到了应该上中学的时刻。本来,由小学升入初中并不十分困难,但因时局变幻和入学条件所限,这一看似简单平坦之路,我却走了两年半…… 录取国民党县中没念成 乐亭县的公办中学始建于1923年,1930年民办进修中学招生;“卢沟桥事变”后的1938年,日伪政府开办乐亭县立中学;日本投降后,活动办学在沿海游击区的“抗日中学”迁回乐亭县城;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在城内再办县立中学。是年夏,我小学毕业就是报考的这所国民党中学。一来是那时报考县立中学的人数不多,二来是毛庄小学的教学质量较好,所以一试就被录取。 由于国民党县中主管人员贪得无厌,录取新生当时就要求缴纳入学保障金。那个时代,国统区流行的货币是法币、关金、金圆券;而解放区流通的则是“边币”(由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票面印有“冀热辽”字样的纸币)。国民党的县立中学当然不能收“边币”,但是收“法币”又害怕迅速贬值而吃亏,故一律收缴“袁大头”3块。家里变卖粮食换取银元,交上了入学保障金,我就在家等候开学报到了。 1947年秋,解放战争发生了根本转变,全国性战略反攻开始,驻冀东13军分区解放军13旅回到北宁线路南,积极配合“昌滦乐”各部队作战。为了切断乐亭县城国民党占领军与铁路沿线据点的联系,乐亭八区军民沿滦河左岸挖封锁沟几十里长,部署民兵,埋设地雷,封锁驻守昌黎的国民党政府军队的进犯。不久,乐亭县委发动全县人民,一夜之间围县城挖封锁沟一道,切断了县城敌人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接着,又相继拔除了乐亭境内“四镇”和汀流河刘石各庄的敌人据点。12月12日,盘踞在县城的国民党军逃往滦县,乐亭县全境解放。至此,暑期交了三块银元的国民党县立中学寿终正寝,我的第一次中学梦也就此告吹。 考入乐亭县中政审落榜 1948年春,土改后的第一个春耕,是与临时搭建的“互助组”一副犁杖种地。种地时的一套人马,“扶犁”的是我家三叔,“点种”的是同姓春玉二大伯,“滤粪”(施肥)的是对门儿贫农子弟周继新,牵牲口的是我;年过花甲的祖父,跟在犁杖和点种人之后“踩格子”(用脚将刚刚播下的种子与犁过的土壤踩实,防止疏松的土壤因空气流通而失水,又利于种子与潮湿的土壤密接从中吸收水分,迅速发芽出苗)。 上世纪40年代末,滦河流域春天风沙很大。春耕季节一副犁杖一挂车,早饭后下地,太阳落山才能回家,中午饭都是由家人做好后送到地里。每当送饭的挑担到达,种地一伙人方才停下犁杖,凑到大车跟前,迎风面用专门预置的秫秸帘子竖起来挡风。牲口卸套喂草填料,众人围着饭挑子席地而坐,主食大都是黄米或秫米小豆干饭,副食只有咸菜丁拌黄豆芽、白菜汤,稍好一点的再加一碗咸芥菜缨炖豆腐。阵风吹过,沙石打得秫秸帘子噼啪作响,碗里饭菜上落一层沙土,又累又饿的农民照样吃得蛮香。 当年,我家分得的土地中,没有前一年播种的冬麦,因此麦收季节家里没有麦子可收,我和母亲特意过二滦河去姥姥家,帮助舅舅、舅妈收获小麦。冀东地区收获小麦的方式——拔麦子,不用镰刀收割,而是双手紧握麦秆,连同小麦的根须全部从土中拔出来,摆放整齐再挽“要儿”打捆,运回场院后切断麦穗,摊在场院晾晒碾压脱粒。因为收麦期正是“夏至”到“小暑”季节,烈日当空,大气如蒸。天旱地干,要将小麦连根拔起,需要花费较大力气,再加之拔起麦子后,还要在脚上用力甩掉小麦根部的泥土,泥土粘在脸上、身上和汗水混合,让人抬不起头,睁不开眼,直不起腰,不一会儿手上就起了血泡。 麦收过后,母亲回家料理家务,我就留在姥姥家跟随大舅,赶毛驴走集市——姜各庄、胡坨、会里,批发买卖虾皮、海米等半干海货,赚取差价。到了秋后,舅舅家制备一盘石磨,开始经营磨制面粉的生意,周围农民携带自产小麦前来按比例换取面粉。这段时间我在工作之余,坚持阅读舅舅带回家的《冀热辽边区时报》,报纸是用粗制的毛边纸“石印”而成,八裁大小四个版面,除主要刊载新闻报道、战事消息、政策法规等内容外,还不时刊载一些通讯、诗歌、故事、拉场戏等文艺副刊。具有高小文化在县域农村就算是小知识分子了,历时大约半年时间坚持阅读报纸,对我提高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都有很大帮助。 1949年初,分散在海滨各地的抗日中学师生返回县城,与进修、育英民办中学合并,创办正规的普通中学,改校名为“冀东三中”,开始春季招收新生。由于战争和时局巨变而停学一年多的我,听说县城中学招考,几乎没经过准备就直接前往应试。第一榜按考试成绩录取,分数比较靠前故榜上有名;待到过完春节再去看第二榜,竟高兴而去败兴而归。原来是因我家成份高我政治审查不合格。 考取滦县中学没去报道 1949年夏,获悉河北滦中招收秋季始业的新生,我与隔壁同年同班的李锋,结伴步行70里去滦州应考。当年,滦中招收新生100名,考试第二天发榜,按成绩排列次序,我的名字排在第18位,李锋排名46,同是毛庄小学考生李增奎排在84位。一所普通小学校毕业生赴邻县应考,录取人数竟占全部新生百分之三。滦县中学录取新生只看考分排序没有政审,心中非常高兴。当即返回家中筹备有关上学的事宜。 土地改革之后,家中收入仅靠口粮田维持生计,要外出上中学,既减少家里劳动力又要支付学费和伙食费用,当然有畏难情绪。隔壁同时考入滦中的李锋,他三哥李铸与滦中时任校长刘清波,曾经同期在乐亭“抗日中学”共事,李锋想让三哥给刘清波写信,请刘校长关照免收学费。我和母亲得知此事后曾专程过门与李峰父母商量,可否也让我享受同样待遇,对方亦口头答应。到了开学日期,我与李锋二人带着三哥的介绍信,再次顺滦乐公路步行去滦中试探。 两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学子,求学心盛,足登家庭自制千层底布鞋,肩背母亲烙制够吃三天的干粮,一路上紧走慢赶,只顾低头闷想“不远百里觅学求”之心事,也无暇观察路边的风光景物。途经滦乐旅途之间重镇汀流河,搭乘横渡大滦河的木船,进入滦县境内后再过长凝、马城,于傍晚时分到达滦州旧城。因学校已经下班,当天不能面见校长,只好临时住在滦中为新生准备的宿舍。没带行李且未履行报道手续,故我与李锋自找尚未有人占用的空铺位,囫囵个儿躺下休息。 第二天在滦中校园从东门进校,由北向南逐层查找,终于在一排房屋内找到校长办公室,我俩小心翼翼进门鞠躬,递上三哥的书信。刘清波校长看过书信之后告诉我们:家庭困难可以申请助学金,但是必须先行报到并缴纳学费,待正式上课后,再按学校规定的章程通过申报评定,最后确定是否享受助学金待遇。 这一天,我俩得到刘校长的回应,尚有空余时间。于是,两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孩子,开始浏览滦中校园,欣赏上届学生排练“迎新晚会”节目,上街观看滦州县城的街道店铺,特别对城市夜晚各式各样的电灯深感兴趣。在远比乐亭县城亮堂的学生用品商店里,花掉身上仅存的几角零用钱,买了一只最便宜的自来水钢笔,也算是考入滦中的纪念。当晚,再次躺在仅有草垫子的空铺上,咬几口自带的烙饼,喝两口凉水,很快就进入了异乡的梦境。 从滦县回到家中,几经与家人盘算,我和李锋都没有勇气重新携带行李和学费再到滦中去报道上学。这一年滦河再次暴发洪灾,矮棵豆类作物全部被淹没,玉米田凡是洪水淹到穗部的,玉米果穗即很快腐烂,只有“铁杆庄稼”——高粱,虽然也因根部积水根系窒息而减产,但是还可以收获一把“瞎高粱”,只是苦了下地收秋的农民。眼看过了中秋节,田地里淤泥尚有一尺来深,幸好我有一双二奶奶赠送的“水袜子”,就是用几层家织土布实纳帮缝制的连体鞋袜,终日站在泥水中收割东倒西歪的残禾。 大概过了以两个月的光景,听说李锋已经独自前往滦中上学,我和母亲也曾到他家打探,终无令人满意的消息。我的第二次中考也就再次终结。 再考昌黎中学如愿以偿 正当一年两次中考未果而无限怅惘之际,得到父亲在外经商不利而欲还乡的消息。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父亲在京东汀流河刘家开设的“益发银行”长春总行任下属部门经理。1947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统区益发银行各地的分支机构相继关张,长春总行尚能开门营业。到了1948年,长春市被解放军围困,国民党困兽犹斗,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益发银行总行也被迫废业。父亲只好随长春难民混出层层关卡,靠沿途讨要为生逃到天津。得知家乡土改过后生活安定,给家中通信。收到信后,母亲携带年幼的妹妹,随本村周继武二叔家眷赶往天津。在当时就读天津工学院的六叔引导下,找到了父亲。盘桓数日处理完生意分割,父亲便随母亲回到老家。 父亲弃商回家务农,缓和了家里的生活困境,增添了家人团聚和谐融洽的氛围,也减轻了我协助母亲支撑门户的压力,开始去毛庄小学复读。复读期间,任中国少年儿童先锋队大队长,佩戴“白底三道红杠”的臂章。曾获得乐亭县八区联考第一名的好成绩。 新中国成立之后,得知昌黎中学1949年冬季招生的消息。在复读小学老师的启发下,我又去昌黎应考。在一个晨曦微露的黎明,下弦月已经升至中天,迎着凌厉的寒风,在父亲陪同下去乐亭县城,花七八角钱买票搭乘敞篷卡车。由于汽油紧张,汽车上安装一座烧炭的小锅炉,靠其动力推动汽车前进。敞篷汽车艰难地在公路上颠簸爬行,驶过已经结冰封冻的东滦河,在晌午之前到达昌黎车站。 交过报名费之后,被学校安排在学生宿舍住宿,两间用木板搭制的对面通铺,进门处生一座煤火炉取暖。每个考生只带一条薄被很难连铺带盖,幸好巧遇同是毛庄小学同班毕业生也来应考的后庞河村崔庆有,我和崔君合伙睡在一起,有铺有盖还能相互取暖。考试科目和试题都很简单,凭着多次应试经验,不慌不忙交卷。终于,继冀东三中、河北滦中之后,再次考取昌黎中学。 昌黎县北枕碣石山,东临渤海,西南挟滦河,是久负盛名的花果之乡。当时的县城四座城门和门外的瓮城还在,四门交叉点是县城钟鼓楼,东西南北四条大街贯通全城。南大街中段有一东西横巷,东侧是县文化馆,西侧是当时唐山专员公署,坐北向南的昌黎中学与专员公署为邻。 到了开学日期,已经是1950年的2月。要离开家乡去百里开外的地方上中学了,父亲和母亲筹备行李,凑齐几块钱的学费和充作伙食费用的40斤小米,还有外祖父早年闯关东时用的老式红漆箱包和蒲草床垫,搭乘双套铁瓦大车,花费大半天时间赶到了昌黎中学。父亲帮我拎提包我自背行囊,心情忐忑又无限激动地走进校门,在教导处报到,然后安置住宿。不几日就分班上课了。 昌黎中学的校舍环境,远不如乐亭中学和滦县中学;与后来见到的昌黎汇文中学相比,更是相差甚远。但是,也有人评价昌黎中学的师资水平略高。孰好孰坏,无从计较,好在几经挫折与拼搏,终于寻觅到一处能有助学金和奖学金维持读书的学习场所,也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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