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胡耀邦亲批陈小蒙案死刑：不允许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

志和

1986年胡耀邦亲批陈小蒙案死刑：不允许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                                                        2022-11-30 11:24                                       
前言

图|胡耀邦与邓小平、李先念在一起
1986年2月19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静安体育馆当庭宣布，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陈冰郎、陈丹广、康也为六人犯有强奸、流氓罪行，并宣读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上述六人的命令：
“对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执行死刑。”
其余三名同案犯，陈冰郎、陈丹广、康也非分别被判处20年、5年、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当陈小蒙得知自己被判死刑以后，却令人诧异地说了一句话：
“想不到现在共产党动真格的了。”
一句话，深入地道出了这场案件本身不同寻常的特性。
陈小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关于陈小蒙是一个怎样的人，用两个词可以形容，那就是既斯文，又流氓。
他被判处死刑时，时年36岁，算起来陈小蒙应该出生于1950年，是踩着新中国的钟声出生的。
陈小蒙的父亲陈其五，生前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据说“华北之大，已经容不下一张书桌”，就是出自陈其五之口。
至今我们读到陈其五在“一二·九运动”的演讲，依然能感受到他当年的热血澎湃。
陈其五在过去革命战争的历程中，意志坚定，屡立殊勋，建国后积极投身国家建设，1981年复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一职时，身患癌症已经多年，却依旧抱病工作，直至在1984年9月出差途中因病去世。
可对陈其五来说，最为遗憾的事情是，没能教育好儿子。

与陈小蒙同案犯人陈冰郎，两人是兄弟关系。
尽管陈小蒙等人罪行罄竹难书，可在1986年《民主与法制》第三期刊载的文章上，却并没有把陈小蒙描述成为一个恶贯满盈的魔鬼，而是深度剖析了陈小蒙由善到恶的一个过程。
陈小蒙、陈冰郎系高干家庭出生的孩子，尤其是他们都是出身于建国后，得益于父辈的影响，他们自幼便能够接受到最好的教育。
可在安徽农村时，陈小蒙曾受不良思想的诱导，尽管在那一刹那，良心促使陈小蒙内心深刻检讨，但一颗犯罪的种子也就此埋到了他的心里。
这颗种子，一开始并没有发芽的机会。
1979年，经中共上海市委复查，决定予以陈其五平反，并恢复党籍、恢复名誉，1980年，陈其五复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随着父亲恢复了待遇，压在陈小蒙身上的一块巨石仿佛被掀开了，按照他的话来说，那就是“父亲党籍恢复了，苦日子熬到头了，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陈小蒙内心的“种子”开始发芽了。
陈小蒙早年交往过一个女朋友，但女朋友后来提出了中断恋爱关系，1979年29岁的陈小蒙与另外一位姑娘成婚，并有了一个儿子，时隔多年，当再遇这位前任女友时，陈小蒙曾不顾一切想要离婚。
但最终婚没有离成，恋人也离他而去，陈小蒙内心深处开始感到压抑、痛苦，这份负面的情绪，成为他内心深处那颗罪恶种子的养料。
尽管如此，在大多数人眼中，陈小蒙依然算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年轻人。
生活中的陈小蒙，很注意自己的形象，一派谦谦君子的作风。
“他分配到《民主与法制》编辑部当记者后，连蓄了年余的‘现代派长发’也‘主动’剪去了，平日举止斯文，连一句不文雅的笑话都不说，见了一些年长的记者总是一口一句老师，对同龄人谦逊平易，勤快地采写过不少报道。”——《看历史》陈在彪
可另外一个人的出现，直接将陈小蒙拉到无底的深渊当中去了。
胡晓阳与陈小蒙，拥有同样的社会身份，他们一个是《民主与法制》的杂志记者，一个是《世界建筑报道》杂志的记者。
不仅仅拥有正当的职业，胡晓阳与陈小蒙一样，也是高干子弟。

胡晓阳的父亲是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的胡立教的儿子，胡立教1928年就参加了革命，1930年入党，是红军时期成长起来的优秀干部。
由于胡立教的儿子幼年夭折，胡立教领养了妻子姐姐的儿子胡晓阳，并视若己出，予以最好的教育。
遗憾的是，胡晓阳后来的成长，并没有符合父亲胡立教的预期。
1981年初，还在读大学的陈小蒙，结识了胡晓阳，胡晓阳的一句话，让陈小蒙有“醍醐灌顶”的感觉。
“女人就是供男人玩的，像身上穿的衬衫，穿一件，脱一件。除了自己老婆不能贡献出来外，其他女的都一样，都是一件衬衫。”
面对胡晓阳，陈小蒙萌生一股自惭形秽的感觉，尽管两人的家庭都差不多，但在胡晓阳面前，陈小蒙觉得自己太土了一般，他曾对胡晓阳十分羡慕：
“他对生活的理解比我实惠，甚至比我深刻。……我很羡慕他的经历，觉得自己以前三十多年太傻了，活得太清高，太没味了，算是白活了。他已经享受了现代人的生活，我也要过这种生活。”
几个有着另外目的的年轻人逐渐地聚集在了一起。
陈小蒙与在中国民航一零二工厂当工人的弟弟陈冰郎、胡晓阳三人是高干子弟的身份，另外三人中，葛志文是上海新华香料厂的工人、陈丹广是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上海分公司船员，康也非是深圳华仪利能电脑工业公司职员。
尽管葛志文等三人均有正当的职业，但按照当年的说法，这三个人都是“帮闲混混”。
几个人凑在一起以后，开始了他们肆无忌惮地“享乐生活”。
恶行滔天
从1981年开始，陈小蒙兄弟与胡晓阳等六人就厮混在了一起。
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陈小蒙、胡晓阳打着高干子弟的旗号，利用父辈的余荫，以跳舞、帮忙调动工作为名，拉拢、诱骗妇女至家中，进行结伙或者是单独犯罪的举动。

图|1983年天津“严打”
依据后来案发后，人民日报1986年2月20日版刊载的文章《上海处决强奸流氓犯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中记载：
“……陈小蒙轮奸妇女两名，强奸妇女两名（其中一名未遂），帮助胡晓阳强奸妇女一名（未遂），并以流氓手段奸淫妇女十三名，猥亵妇女五名。胡晓阳轮奸妇女一名，强奸妇女三名（其中一名未遂），奸淫妇女十二名，猥亵妇女十名。葛志文轮奸妇女两名，奸淫妇女八名。”
总计受害妇女多达51人。
几个人肆无忌惮的享乐，完全毫无顾忌，陈小蒙不仅自己亲自动手，还将记者的习惯也带到了犯罪过程中，每一次完事儿以后，都会和对方聊一会儿，美其名曰“采访”，并将采访的内容以及过程细节全部都记录下来，几年以后，竟然弄成一本厚厚的书，取名《“采花”大纪实》，还准备张罗着出版。
胡晓阳爱好摄影，每逢作案时，都要用随身携带的微型摄像机拍照，供事后欣赏，甚至还恬不知耻地拿出一部分照片，作为陈小蒙书中的插图，另外胡晓阳还会拿这些照片要挟受害者。
作案的场所是在陈小蒙家，由于陈小蒙、胡晓阳等六人经常带着形形色色的女子出入家中，周围的邻居也都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可见陈小蒙等人行事实在是有些肆无忌惮。
因为陈小蒙、胡晓阳是高干子弟，谁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当时群众对上海市委领导有三个意见，其中一条，就是对胡立教的儿子胡晓阳。
有一名受害者回忆：六人之中绰号“小鸽子”的葛志文事后曾威胁她说，我们都是高干子弟，你要告就去告好了。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许多的受害者在事后均选择了忍气吞声，息事宁人。
尽管陈小蒙始终走在违法犯罪的道路上，满足自己的私欲，但在工作上，陈小蒙却伪装成一个“伸张正义”的好记者。

（网络配图）
陈小蒙有篇文章《在“导演”招牌的背后》，讲的是一个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个“老资格”的黄“副导演”以“物色演员”为幌子，诱骗想当演员的女孩到他旅馆“试戏”，以满足其欲望的故事。
“在黄某看来，想当演员的女孩子，按照他的“逻辑”——既希望“得到”，就应该“失去”；想当明星，就该“为艺术献身”。然而，能允许这种十足的“恶棍逻辑”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土地上畅行无阻、为所欲为吗？”
尽管陈小蒙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句话后来会应验在他身上。
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1984年10月19日，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公安干警收到看守所在押犯人转来的一份材料，全文只有十几个字。
警方介入调查后，迅速展开了搜捕行动。
从葛志文的家中，警方在案件调查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葛志文的家里查获一本记载着众多女性姓名以及通讯地址的通讯录，通过对通讯录上的女性走访调查，警方找到了大量的受害人，这些受害人对六人进行了指认。
1984年11月30日，葛志文落网六天后，警方将在家中的陈小蒙、陈冰郎逮捕，这是距离陈小蒙兄弟父亲陈其五去世，只有两个月，两人也才刚刚参加完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
1985年1月23日，胡晓阳在衡山宾馆被抓获。
到1985年2月15日以前，陈小蒙案所涉及的六名嫌疑人均被抓获。
案件发生以后，对犯案人员究竟该如何处理，也成为一个众人议论纷纷的话题。
不过就在陈小蒙犯案的八十年代初，正值“严打”期间，随着社会的经济复苏，社会犯罪形势的日益严峻，各种经济犯罪、刑事犯罪层出不穷，而类似陈小蒙这样的高干子弟犯罪，在当时也绝非是一个个例。也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只杀一两个已经起不了作用了，要多杀几个。”
陈小蒙案惊动了中央，胡耀邦过问下，案件得到了严肃处理。

1986年2月1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宣判：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死刑；陈冰郎、陈丹广、康也非分别被判处20年、5年、3年不等有期徒刑。
案件中，除了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的康也非外，其余五人均提起上诉，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
据当时一位西方外交官叙说称：
“他们是以任何人都无法反对的罪名惩办的。”
“不允许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
1986年1月9日，也就是在案件宣判之前，胡耀邦在中央机关干部大会上讲话：
“按照我们的党规党法，一切忠诚正直的党内外同志，对于我们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的负责人严重渎职行为和违法乱纪行为，有权如实地向党中央报告。”
“不允许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
陈小蒙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就是因为他自认为有这一个高干父亲的庇护，陈小蒙在他的供词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为什么敢这样？这与我头脑中的优越感有关，总觉得公安局不会来抓我。公安局总要照顾父母的面子。平民百姓和我们打官司总归打不赢，公安局不会相信这些人的话……”
也就是在枪毙陈小蒙后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一些害群之马的高干子弟，发出了严正警告。

图|1983年时上海的公审大会
1986年1月17日，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邓小平在开会时强调：
“高级干部及其子女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现在确有个别干部子弟泄露经济情报，卷入了情报网，出卖消息，出卖文件。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我看，真正抓紧大有希望，不抓紧就没有希望。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
就在邓小平发表讲话后第二天，胡启立在出席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又一次谈到了高干子弟涉案的情况，并对此主张“杀一儆百”。
1983年“严打”期间，不少的高干子弟因此而受到了严肃处理。
陈东平开国上将陈再道之子，是高干子弟家庭出身，由于幼年时受到父母宠爱，十几岁便衍生特权思想，成为专门欺负女孩子的恶少，后来被安排进入哈军工学习，平日里表现极差，因贪慕虚荣逐渐腐化堕落，后来因私自写信联络特务，被哈军工开除学籍、团籍、军籍，实施劳动教养处分。
可陈东平并未因此而受到教育，两年多的劳改似乎住进了疗养院，出来以后，这个纨绔子弟再度神气起来，1980年调入河南省外贸公司，依然改不了吃喝嫖赌的恶习，于1983年“严打”时被捕，1984年4月，河南洛阳公审，陈东平被判处死刑。
1983年9月，任天津铁路分局自动化指挥部办公室技术员、朱老总的孙子朱国华，因流氓罪、猥亵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据康克清的秘书叶梅娟回忆：康克清曾对她说起过朱老总在世时对她说的一句话：如果孩子不争气，犯了错误，出了问题，你也不用生气，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子孙不争气，你可以登报与他们脱离关系。
当时社会上还有不少流言，说康克清反对朱国华适用死刑，康克清还亲自打电话，骂了天津法院的领导。
朱国华执行死刑后第二天，康克清参加一个活动，走到半路上，她对司机刘国和平静的说起了这件事：“刘师傅，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的孙子犯了罪，昨天给枪毙了。”
刘国和听了，心里咯噔了一下，但还是说了一句：“我也听说了，但是没敢问您。”
“听专车司机说，您在判决书上签过字吗？”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还用签字。”康克清略显激动。
虽然从亲情上看，康克清心中肯定有不适，但她还是服从了组织决定。
陈小蒙的案件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因为他们几人身上有着高干子弟的身份，因而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

中央以严厉的手段，雷霆出击，极大地鼓舞了老百姓。陈小蒙案后，上海长宁区新华街道有的里弄干部说：
“这些坏人杀得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正气不能上升，邪气不能下降。”
据说在逮捕胡晓阳时，当时该宾馆的保卫部门负责人还面有难色，说起来这位负责人也有自己的苦衷：“过去抓人这种事也有发生过，我们配合行动，但是过不了多久，被捕者又大摇大摆的走了出来，我们反而得罪了人。”
陈小蒙案后，上海也有许多里弄干部说：
“只有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法纪大张。中央这次抓端正党风、抓大案要案，雷厉风行，决心很大，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

白乙

好帖！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