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死列宁，妄图插手中国国事，斯大林为何胆大包天

清梦

逼死列宁，妄图插手中国国事，斯大林为何胆大包天                                                        2023-09-23 20:12                                          

发布于：河北省
   

                                       

斯大林的上位离不开列宁的支持和提拔，可等斯大林独揽大权后却没有兑现列宁时期提出的许多思想和要求，还传出他因霸道性格痛骂列宁夫人，“逼死”列宁。

斯大林的霸道远不止如此，对待中国革命上他始终存在偏见，试图插手遥控中国共产党。

• 列宁对斯大林“不满”的由来
  

1923年3月5日，列宁在一封给斯大林的私人信件中非常严厉地指责斯大林。

“反对我妻子的言行就是在反对我的言行，斯大林同志你是要收回自己说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准备彻底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信件中的这句话深刻表明，此时列宁和斯大林的关系已经出现间隙，并上升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谁能想到仅仅在8个多月前苏共十一大上，斯大林刚刚获得列宁前所未有的信任和倚重。

十一大召开前列宁的身体已经出现问题，1921年便出现在他身上的头痛病愈演愈烈，一度到无法工作的地方，他决定等十一大后进行一次认真、彻底的手术治疗。

为了填补自己暂时离开中央的工作空缺，列宁和苏共中央一起对工作进行调整，斯大林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组织部领导人的身份，兼任新设的中央书记总书记，全面主管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机关。

此时列宁对斯大林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他强调两次代表大会期间，中央书记处是中央的唯一“负责人”，并安排斯大林承担中央工作总联络人的职能。

用列宁本人的话来说，斯大林已经“掌握了无限的权力。”

十一大刚结束时，列宁对新确立的中央党政领导安排寄予厚望，此后5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安心治病休养，和斯大林的关系信任且融洽。

随着列宁身体状况逐步好转，9月中旬开始他开始较多地关注中央及苏维埃的工作情况，发现十一大期间确立的新机制并没有使苏维埃的党政工作得到很好的改善，特别在筹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事上，斯大林有些“操之过急”。

包括苏维埃官僚主义、拖拉作风、机构臃肿等一系列老毛病还在。

在列宁看来，斯大林作为这期间中央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对这些问题自然应负有重要的责任，故而对他产生了“不满”。

列宁没有直接对斯大林进行批评指责，因为他发现这段时间斯大林提拔了很多亲信在各个重要岗位上，贸然更换只会引来苏维埃动乱，他决心通过加强托洛茨基在中央最高决策中的作用，以平衡斯大林的权力。

列宁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他认为自己的身体会逐渐好转，届时在他的亲自领导下，苏维埃政权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

已经尝试过权力滋味斯大林自然不肯罢手，表面上他还是列宁的忠实革命战友，背地里斯大林指示亲信加快揽权脚步，阻止托洛茨基的权力扩张。

• “不满”升级
  

斯大林性格粗暴，热衷使用行政手段打击异己，当列宁的支持从他身上逐渐转移到托洛茨基身上时，斯大林变得愈发暴躁和不安。

特别是在“格鲁吉亚事件”后，列宁连写三封信矛头直指斯大林，两人之间的“不满”开始升级。

关于如何组建苏维埃联盟，斯大林提议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家以自治共和国的身份并入俄罗斯联邦，这一主张违背了列宁的各共和国平等、自愿原则，遭到反对。

方案被列宁否定后斯大林仍不甘心，千方百计地打击带头反对此方案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人，酿成“格鲁吉亚事件”。

对此斯大林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认为是列宁插手介入才导致“自治化”方案最终失败，他感到很不满，并把全部怒火发泄到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身上。

斯大林打电话给克鲁普斯卡娅，在电话里把对方痛骂一顿，以她随意注释附言列宁的信为理由，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威胁她。

1923年3月初，列宁获悉斯大林谩骂妻子的事情后，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短信。

“你有什么权力要求我妻子必须接你电话，并在电话里粗暴地辱骂她。”

“克鲁普斯卡娅完全是在转述我的口授，你反对她的言行等同于在反对我，现在你需要仔细斟酌一下，是收回谩骂的话向我的妻子道歉，还是就此断绝我们多年的革命友谊。”

列宁很清楚，斯大林迁怒自己妻子的真正原因是对其的主张，以及列宁和托洛茨基越来越亲密的不满。

再加上列宁看到斯大林在中央越发跋扈的行为，他决定借格鲁吉亚问题向斯大林发难，从他给托洛茨基和格鲁吉亚共产党人的口授信中，能看出列宁反对斯大林的最后决心。

3月5日列宁在托洛茨基的信中写道：“格鲁吉亚事件你必须出面在党中央发声，我不相信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会进行公平的调查，他们的结果可能会与事实完全相反，只有你出面我才放心。”

给受到打击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人的信件中，列宁表达了对斯大林的极度不满，向他们解释安抚并表示会为格鲁吉亚发声。

三封信就像三支利箭直击斯大林，让斯大林心生不满，他开始施展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在斯大林的影响下，苏维埃中央开会决定执行医生为列宁制定的护理制度，不再让政事打扰列宁，并委托斯大林对这一制度进行监督。

这无异于送羊入虎口，斯大林掌握了列宁的探视大权后用各种名义封锁其与外界的联系，被限制的列宁显得异常恼怒，他在一封口授信中对斯大林大加批判，骂斯大林做事太粗暴，建议“撤销其总书记职务”。

只可惜列宁的新行动没能继续下去，他在斯大林近乎“囚禁”的“逼迫”中病情进一步恶化，丧失了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

苏维埃失去了按列宁的意志改革中央领导机制及去除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最好机会，斯大林在党内的地位得到巩固，而托洛茨基由于无法再得到列宁的亲自支持，再加上他本人这期间一些过分自负的言行，使他在中央和党内变得更加孤立，无法和斯大林抗衡。

• 中国共产党不是斯大林的唯一选择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凭借列宁时期禁止党内派别的规定来打压党内持不同意见者，把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一概斥为“派别活动”而消灭之，对其思想主张不论正确与否也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做法。

结果就是不同意见和观点在苏共党内再无栖身之所，民主在苏共党内已经荡然无存。

斯大林通过一系列手段打压异己，稳定国内局势和个人权势后，他开始尝试用共产国际组织影响别国共产主义事业，借此为自己增加国际影响力。

例如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与苏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大革命开始，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重大步骤和行动都深深打着共产国际、苏联党和斯大林的烙印。

但作为代表国家利益的领导者和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斯大林对话合作伙伴的唯一选择，甚至在斯大林看来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下属组织，并不具备平等交流的权力。

1926年6月，以维经斯基为领导人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常常无视中共的独立性，居高临下，发号施令，要求中国服从所谓的“世界革命利益”实际多是苏联利益。

另一面，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斯大林长期持“重国轻共”的态度，1923年斯大林指示苏联全力支持孙中山的广州政府，不顾国民党右派公开反共分裂的事实，指使和要求陈独秀向国民党右派势力作三次妥协退让。

这些行动致使反动派力量增长而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力量大为减退，这些都为大革命失败埋下祸根。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斯大林在犹豫中做着利益上的权衡，用损害中国利益作代价，纵容日本大规模侵华。

在《苏日中立条约》中，双方不仅规定互不侵犯，还互相承认了对方在外蒙古和满洲的现实利益，自此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中止了大部分对华援助。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矛盾取代了中日民族矛盾再度成为主要矛盾，由于维护雅尔塔体系既得利益和忙于战后国内重建，斯大林对华政策呈现双重性，既主张国共合作又支持共产党的斗争。

可从实际方向来看，斯大林还是沿用了以国民政府为中心的对华政策。

“中共对军令、政令的执行上必须听从中央统一指挥，即各国政党对国家法令需要切实遵守，出现问题可以在行政院中商讨，但不能出现联合政府。”

斯大林的态度使蒋介石有恃无恐三次电邀毛主席参加重庆谈判，也是因为斯大林的两封电文让毛主席从拒绝改为同意参加谈判。

这种冷漠且消极的表现，把斯大林自大、无视他国意见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 两个大国的利益碰撞
  

新中国成立后，感到懊恼、后悔的斯大林为了弥补和巩固与中国的关系，在刘少奇访问苏联期间表现了尊重的热情。

新中国成立第二天，苏联在斯大林授意下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成为与之建交的第一个国家。

此后两国在政治上相互支持，共同反对美国干涉朝鲜内战，促成日内瓦会议印度支那和平协议的签订，并为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行斗争。

经济上，中苏公办股份公司，苏联给予中国优惠贷款，启动援建“156项工程”中的141项，并派出大量专家。

但不论如何，斯大林的诸多行为，无疑都在表达着自己的狂妄和自大。

前有“逼死”列宁，后有妄图插手中国国事。或许，这和他的童年经历有关系。

斯大林幼年时俄罗斯动荡不安的时局使他存在极度不安全感，但独断、狠辣的性格又让他一手造就了苏联这个庞然大物，即便是对斯大林很不满的毛主席，也承认斯大林是一个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的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