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与王必成有什么恩怨，影响了1979年昆明军区临阵换将？

华忠

许世友与王必成有什么恩怨，影响了1979年昆明军区临阵换将？                                                         2024-03-15 10:17                                                    

发布于：云南省
#对越反击战#
作者：莫孤烟
声明：兵说原创首发，已开通全网维权，抄袭搬运必究
1960年初，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路过上海，同行的还有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沈西蒙。此时王必成在上海当警备司令员，同为三野的老战友，少不了要聚一聚，喝上几杯。
许世友向来是非茅台不喝，王必成尽地主之谊，自掏腰包买了几瓶茅台。席间，王必成给沈西蒙说：“大才子，你知不知道上海有个‘南京路上好八连’？”沈说当然知道。王必成说：“既然知道，这次来就要留下买路钱啊。”

【“南京路上好八连”系1949年5月进驻上海市南京路的某部八连。该连身居闹市14年，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热爱人民，助人为乐，弘扬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面光辉的典型旗帜】
何为“买路钱”？许世友和沈西蒙都不解其意。王必成便打开天窗说亮话：“大才子，要给八连写个戏啊，这事可不许推辞。”
沈西蒙是抗战初期入伍的老新四军战士，解放战争时期是华中军区文工团团长，组织排练、创作了大量的话剧，还写过不少歌词，是三野有名的大才子。
对于一名作家来说，看到好的创作素材，就像老饕闻到了肉香一样，沈西蒙当即表示要全力完成好这个任务。不过他说，写戏不能凭空瞎编，一定要下连队深入了解后才敢动笔。
两天后，王必成带着沈西蒙来到八连。沈西蒙在八连足足待了40天，一边体验生活，一边搜集素材。一年后，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完成剧本创作，不久搬上舞台和银幕，成为一出不朽的经典，“南京路上好八连”也随之名扬四海，成为家喻户晓的我军先进连队。

【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授予“南京路上好八连”光荣称号】
在我军高级将领中，不乏一批“李云龙式的干部”，他们以“大老粗”自居，不大重视文艺宣传，不懂得培育先进典型的重要意义，这对部队建设当然是不利的。王必成则不然，他少年时读过三年私塾，毕生坚持学习，对文化工作非常重视。著名小说《红日》就是以华野6纵的战斗历程为蓝本创作的，原著吴强正是6纵政治部宣教部长，小说中军长沈振兴的原型正是王必成本人。
王必成除了长征时期当了两个月的团政委之外，其军旅生涯都是当军事首长，和许世友、杨得志、黄永胜、韩先楚等人一样，是标准的军事干部。但在他领导的部队中，却诞生了《红日》和《霓虹灯下的哨兵》两部电影经典，选树了“南京路上好八连”这个全国闻名的先进集体，可见其军政双优，政策理论水平远非那些“李云龙式的干部”可比。

【许世友将军】
王必成和许世友都是湖北麻城人，两家相距不过几里路，二人又在红四方面军和三野部队中长期共事，感情自然非比寻常。但他们二人性格迥异，处世方式也有所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这都不足为奇，只是到了1966年进入“特殊年代”后，二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变化。
风暴席卷南京后，许世友看不惯，公开表示不理解，主动给北京打了报告，说要去后方医院“养病”，军区的工作遂交给了副司令员王必成、林维先以及副政委鲍先志负责。

【1939年，王必成（左二)、张铚秀(左三）等人合影】
许世友一走，王必成等人不得不直接面对激进的洪流，要站出来接见“小将”，日后又不得不在部队内部搞运动的意见书上签字。这场接见之后，各种小道消息便在军区内部流传，大意是王必成等人联合群众，要把许司令员“搞掉”。
躲在后方医院“养病”的许世友，实际上并没有放松对军区的掌控，他随时掌握着各种信息，自然也听到了这些小道消息。在当时的特殊气氛下，可谓人人自危，对于很多小道消息，也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当他看到王必成等人签字的意见书后，听了别人的话，也误以为这是王、林、鲍等人背着他“乱军”。

当时风暴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小将”要冲击军区大院。性如烈火的许世友给王必成打了电话，说只要他们敢冲，就开枪！王必成保持了冷静克制，没有听许世友的命令，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激化。
在当时的形势下，王必成的冷静克制，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升级，无疑是对的。许世友见王必成几次都和自己的意见相左，更进一步相信了王、林、鲍等人要“搞掉”自己的话是真的。
在许世友看来，王必成既是自己的老乡，又是多年的战友，却在自己不在位的时候“搞小动作”。许世友回到军区后，点名批评了王、林、鲍。鉴于军区班子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北京只好作出人事调动，王必成调到昆明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后接任司令员），林维先调到武汉军区担任副司令员，鲍先志调往济南军区担任副政委。

【许世友视察部队】
“9.13”之前，主席赴南方巡视，和各地干部谈话，他专门对许世友说：王、林、鲍都是好人，要“高抬贵手，刀下留人。”尽管主席亲自出面调解，但在当时的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这种个人之前的误解尚难以完全消弭。
这一背景，成为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昆明军区“换将”的一个影响因素。
1978年底，邓公和广州军区许世友司令员谈话，谋划作战事宜。有资料记载，许世友说，广西方向由我负责，尽管放心；但云南方向如果是王必成负责，我和他很难共事。经过多方考虑，总部决定在临战前，将王必成和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调换，由杨得志负责云南方向作战指挥。

【1979年对越反击战，坦克部队组织誓师大会】
对于昆明军区换将，还有一个解释是，杨得志曾经在越战期间，以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指导过越军作战训练，对越军的情况比较熟悉。但这个理由并不是很有说服力，因为王必成在昆明军区任职已有10年之久，对部队的熟悉程度自然不是杨得志所能相比的，而且战前的作战计划制定以及部队训练，都是王必成一手抓的，凝聚了他大量的心血。杨得志在领命之前，也曾经给邓公建议，还是王必成指挥作战更合适，但出于种种考虑，最终还是按原计划对调。
事后来看，此次临阵换将，其原因并非仅仅是许世友和王必成之间的个人关系，实际上还有极为核心和关键的一个因素，那就是王必成在昆明军区遇到的复杂形势。
王必成调到昆明军区工作后，遭遇了昆明军区更加复杂的斗争浪潮，甚至出现军区政委谭甫仁中将遇刺的恶性案件。秦基伟被斗得下马后，王必成临危受命，接任昆明军区司令员。他主持军区工作，要在险恶的斗争漩涡中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他也陷入了重重矛盾之中。1978年开战前，昆明军区有的师长扬言：“如果王必成指挥，老子就不听！”在这样的情况下，要领导指挥部队进行一场大战，显然是不利因素。这也促使邓公必须考虑昆明军区的主将问题，而秦基伟明确表示不愿回去，杨得志就成了最佳的人选。
此外，许世友大部分时候是王必成的上级领导，两人的军衔一个上将、一个中将，因此显得广西、云南两个方向军事主官级别不对等，这对协调组织有一定影响。再者，考虑到王必成的身体健康情况做过大手术，上级对此也有所考虑。综合种种因素，就有了昆明军区的临阵换将。

【王必成视察部队】
王必成后来在中顾委会议上，谈了当初在南京军区的往事，他诚恳地对许世友说：“我们这些老同志，就该多栽花，少栽刺，多交朋友。有利于团结的事情多做、多说，反之就不说，更不能做。”
许世友表示：“谈得很好！”
许世友和王必成将军的这段往事，是特殊年代的一段特殊插曲，并不是个人造成的。两位开国将领功勋赫赫，光明磊落，一心为公，后来也坦诚相待，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的高风亮节和崇高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