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烈的反五一大扫荡：军分区司令战死遭日军砍头示众

思雨

惨烈的反五一大扫荡：军分区司令战死遭日军砍头示众   

        

                       核心提示：时至今日，河间县一些耄耋之年的老人仍然记得1942年6月间，挂在县城城门楼上、用鸟笼盛放着的一颗头颅。那是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的头颅。

1940年冬，北岳区反扫荡战斗。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王思达，原题为：《反扫荡：跳出“囚笼”去战斗》
■阅读提示
扫荡，原本只是一种军事行动，指当一方军事实力对另一方有压倒性优势时，采取封锁、围剿、隔离等军事手段来消灭另一方的残余兵力。
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它却成为烧光、杀光、抢光的代名词，是“囚笼”、是“蚕食”、是虐杀、是投毒，是一片片焦土瓦砾，是千里无人区……
也正是在这片土地上，在全世界范围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的年代，面对日本侵略者使用的最先进而又最野蛮的战争手段，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在生与死的较量中，根据地军民始终没有畏缩、没有屈服，用自己的决心、勇气与智慧，用巨大的牺牲和代价，粉碎了日军数十次万人以上规模的扫荡，拖住了近半数的侵华日军兵力，为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当其冲的“扫荡”中心
1942年4月底的一天，定县（今定州市），两个披麻戴孝的孩子被日本鬼子拦住了去路。
“去哪儿？”敌人严厉地问道。
“到西关奔丧。”
这两个孩子，女孩叫杨喜銮，男孩叫杨喜银，是姐弟俩。实际上他们的亲人并没有去世，此行的目的是将一份关于敌人扫荡的紧急情报送往八路军定县西城情报总站。
此时，敌人蠢蠢欲动，各种新情报频繁传来，只靠交通员传送已力不从心。两个孩子的兄长、定县油味村情报交通员杨喜山动员全家男女老少一齐出动，男人晚上送，老人孩子白天送。
为了送出手头的这份情报，杨喜銮姐弟已是第二次上路了。前一次没能通过敌人盘查的他们，换上孝服谎称母亲去世，才惊险过关。
鬼子扫荡，对杨喜山一家，对整个华北根据地，早已不是第一次了。
然而，他们不知道，在敌人这一番频繁兵力调动背后，是日军即将发动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这，就是著名的“五一大扫荡”。
“日军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与根据地的创立发展几乎是同步的。”
河北省政协文史委文史专家石玉新告诉记者，1937年11月18日，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迁至河北阜平，抗日战争中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就此建立。“仅仅几天后，11月24日，日军就调集了2万余兵力，对我晋察冀边区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围攻。从此，反扫荡斗争便成为华北敌后战场坚持抗战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但随着侵华战争战线的延长，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已严重不足，无力再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与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发展。因此，在占领武汉后，日军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而将主要注意力转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中国军事科学院原军史所抗战组组长岳思平表示，由于华北一向被日军视为侵略中国的重要战略基地，河北境内各抗日根据地首当其冲，从1938年9月开始，进入了“扫荡与反扫荡时期”。
1938年9月，日军调集5万余人分八路进攻五台山区；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日伪军在“迅速肃清平地，而后指向山地”的方针指导下，连续五次“分区扫荡”冀中区；1939年夏，日军对冀中的扫荡逐步转向北岳山地……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1月至1942年11月底近5年时间内，整个华北地区遭受日军扫荡时间累计2430日。最为艰苦的1942年，全华北所有根据地，平均被扫荡了约52天，平均每一天有两块根据地处在日军扫荡之中。
“可以说，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发展、巩固壮大过程中，没有一天不是在反扫荡的斗争中度过的。据不完全统计，日寇对关内中共抗日根据地万人以上兵力的大扫荡达50次左右，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涉及河北。处于华北核心区域的河北军民，在敌人的历次扫荡中付出的代价最大，对反扫荡斗争的贡献也堪称最多。”石玉新表示。
1939年春，日本华北派遣军颁布所谓的《治安肃正纲要》。根据这个纲要，自1939年冬以来，日军极力推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并企图割断太行、晋察冀等战略区的联系。为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1940年下半年，八路军的晋察冀军区、129师、120师共22个团在总部统一指挥下，在河北山西发动了以破袭正太铁路为重点的战役。后来，战役规模扩大，到第三天八路军参战部队已达105个团，故中方称此为“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震动了华北日军，让日军对八路军的规模和作战能力有了重新认识。因此，自1941年春开始，日军调整策略，把过去的‘治安肃正’策略发展为‘治安强化运动’。”岳思平说，1941年到1942年间，日军对华北连续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综合型扫荡，即五次“治安强化”战争。为此，日军从华中向华北增派了几个师团的兵力，到1941年，华北日军达到32万多人，占当时侵华日军总数的40%以上，其后更增至60余万。
让我们暂时把视野从燕赵大地投射到更远的地方。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9月基辅会战结束后，德军完全包围列宁格勒，到当年11月，德军已经进逼莫斯科。抗战期间曾在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回国后率部死守列宁格勒的苏军元帅崔可夫1972年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直到第二年4月的中途岛战役之前，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一直处于被动局面，以至于罗斯福总统1942年曾经表示：“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1937年—1940年，日本在中国的陆军占陆军总数的78％，最高时达94％。而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打得最艰苦的1941年、1942年，中国战场也牵制了日本侵略军的60％以上。
1941年秋季，日军对晋察冀北岳区和平西区进行了著名的“铁壁合围大扫荡”，这是日军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也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在华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日军号称“百万大战”。时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的冈村宁次在日记里写道：“我们以65%以上的兵力对付共产党，以35%的兵力对付国民党……”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敌后无大战’的论调，纯粹是对历史的一种误读。”石玉新表示，“华北根据地的历次扫荡与反扫荡斗争，无论从兵力规模、持续时间以及战略意义上看，都不亚于正面战场的各大战役、会战，在决定战争整体胜负的关键时刻，甚至起到过更加重要的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到来了，目标直指冀中大平原。
这被日方称为“1942年间所实行的75次扫荡战中最残酷的一次”。
宁死不屈的惨烈牺牲
时至今日，河间县一些耄耋之年的老人仍然记得1942年6月间，挂在县城城门楼上、用鸟笼盛放着的一颗头颅。
那是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的头颅。
“虽然我方事先已经得知了‘五一大扫荡’的部分情报，但由于敌人此次扫荡部署周密、规模空前，冀中军民还是遭受了极大损失。”石玉新告诉记者，1942年5月1日，日军调集4个师团、两个混成旅团共5万兵力，配备飞机、坦克、炮兵和骑兵，在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由北而南、从东到西，开始对冀中根据地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十面出击”、“铁壁合围”大扫荡。
两个月中，八路军进行了270次反扫荡战斗，日军在消灭冀中军区主力部队和首脑机关的计划落空后，转而分区清剿地方部队和民兵，搜捕地方干部：
1942年5月21日，冀中军区第六军分区机关、警一团在衡水、武强一带遭敌人合击，冀中军区宣传部长张仁槐、团政委陈德仁牺牲，伤亡近千人。
5月29日，冀中八分区二十五团被敌在饶阳县东西张岗村合击。
5月30日，冀中警备旅和十七团一部在深泽县北白庄被敌包围。
6月8日早晨，冀中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和政委王远音，在肃宁县雪村战斗中率部突围失败，两人牺牲，成为八路军在“五一大扫荡”中牺牲的级别最高将领。
……
与此同时，日军还以2.5万人的兵力，对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在地太行根据地北部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1942年5月19日至24日，日寇派遣六七千人，分四路合击抗大总校驻地，妄图一举歼灭抗大。”前南峪抗大纪念馆馆长李树堂说。
为了避免同敌人主力遭遇，抗大总校首长决定各大队分散行动，多路转移，利用有利地形与敌人周旋。当时的抗大学员大部分是129师营以上干部，都是久经枪林弹雨的指挥员，他们采取同敌人“小转圈”和“大换班”的方式，两上两下太行山，甩掉了敌人，安全跳出重围。
然而，牺牲仍不可避免。
在邢西县奶奶顶与沙河县的老爷山之间，抗大陆军中学师生被一日军大队包围。这些年仅十几岁的学员宁死不投降，子弹、手榴弹用光了，就同敌军展开肉搏战。他们顽强抗击，终因寡不敌众，几十名师生壮烈牺牲。
“惨烈的‘五一大扫荡’只是河北军民在历史反扫荡斗争中的一个缩影，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事迹就发生在1941年秋的反扫荡斗争中。从王二小到小兵张嘎、从《烈火金刚》到《平原枪声》，诞生在河北大地上的抗战文艺，也几乎离不开反扫荡的历史背景。”石玉新说。
在华北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日军提出并彻底实施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旨在摧毁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巩固区，这比日军在侵华初期的一般的报复性烧杀更残酷，破坏性也更大。
“丰润潘家峪惨案、遵化鲁家峪惨案、平山驴山惨案、定州北疃惨案、滦县潘家戴惨案、阜平平阳惨案、井陉老虎窝黑水坪等数十起屠村屠镇的大惨案，也都发生在日寇扫荡期间。”石玉新表示，日军在1941年秋的“铁壁合围大扫荡”中，部队甚至干脆分为：放火队，专一烧毁各种设施；搜索队，搜索挖掘埋藏的物资；捕杀队，专门清乡搜山捕捉群众。“手段残忍，目标和目的性极其明确。”
据统计，日军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投降，14年间共在中国东北和华北制造了七大无人区，涉及河北的占到了半数以上，包括山西河北交界、平山南部、涞源至娘子关、阜平龙泉关至山西盂县、盂县井陉连接处至平山灵寿一线，以及著名的冀东千里无人区。
从惊险一跳到“以进为进”
谈到“五一大扫荡”，原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之子吕彤羽用“惊心动魄”四个字来形容。
“从一开始，敌人就凭借军事上的机动优势，采取多路密集的‘拉网式’、‘梳篦式’战术，企图从四面八方将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压缩在深（县）、武（强）、饶（阳）、安（平）四县相接的根据地腹心地带，予以歼灭。甚至我父亲所在的冀中军区司令部都险些被敌人包围。”
两个月中，吕正操带领军区首脑机关昼伏夜行、辗转多地，不断在敌人的包围圈中穿梭。直到6月底，已经进入冀南地区的冀中军区司令部，才在威县经过激烈的突围战斗跳出了敌人包围圈。
多年以后，吕正操回忆起那段惊险的岁月曾这样说：“对付日本人的‘合围’，掌握好时机很重要。跳早了，敌人会放弃原来的合围计划，对你实行新的合围；跳晚了，陷在合围圈里当然也不行……”
“1941年冈村宁次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后，日军在扫荡中运用了‘梳篦式’扫荡和‘铁壁合围’的战术。顾名思义，梳篦式扫荡指的是一方面纵深配备，一方面以密集的并列纵队，在一个较小的区域内，对八路军进行压迫，间隙极小，企图使八路军不能从任何空隙间跳出其合击圈外。而铁壁合围，则是指集中对敌人的绝对优势兵力，宽正面、大纵深地对八路军进行四面围逼的战术，敌人的扫荡队伍通常分成几层，对袭击目标进行第一次包围，如果发现八路军有突围的情况，紧接着实施第二次包围。这两种战术相配合，成为‘百团大战’后日军扫荡的一大战术特点，曾一度给敌后根据地军民造成了很大损失。”结合129师在1941年反扫荡中的一次突围，开国元帅刘伯承之子、总装备部科技委原正军职常任委员刘蒙，为记者介绍了这一战术的演进形成。
1941年6月9日晨，日军对我晋冀豫根据地开始了当年第三次大扫荡的行动，目标直指129师师部机关。“那时我父亲和师指挥部所在的黄贝坪距日军扫荡的重要公路枢纽邯长路仅30余里，如被敌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刘蒙说。
在涉县至黎城五六十里的正面上，万余日军组成20余路的梳篦队形，步步向南推进。而此时，八路军在129师师长刘伯承的指挥下，师指挥机关分成前、后两个梯队，驻在涉县以南的黄贝坪一带按兵不动，等待突围时机。
情况万分紧急，刘伯承却十分冷静，他认为过早行动会暴露目标，必须等待时机，一举突围。为了转移日军的注意力和牵制他们的行动，刘伯承命令385旅加强对邯长路的袭击，特别要注意消灭公路附近的封锁队，随时准备掩护指挥机关突围。
直到当天下午1时，刘伯承才下令转移。前进的方向是经黄岩西、杨家庄，从响堂铺以东的神头村一带穿过邯长路，尔后进入佛堂沟山地。前、后两个梯队拉开距离，避开大道，在偏僻的小路上向北疾行。黄昏，刘伯承率师前梯队从枣畔村越过邯长公路，到达东黄须，历时1昼夜、行程50里的难险突围胜利结束。
“敌人看似密不透风的铁壁合围，却被父亲举重若轻、有惊无险地化解，这并不是偶然。”刘蒙表示，早在1941年，刘伯承根据反扫荡斗争经验，颁发了《反对敌人大“扫荡”的战术指示》，并具体分析了日军实行佯动迷惑、铁壁合围、夜行晓袭、辗转清剿、搜劫资材等活动的战术特点，详尽地规定了正规军、游击集团的行动要领和通信、侦察、防谍、防空、夜战、保密和注意节省弹药等一系列要求。
“准备及时也是反扫荡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在1942年日军对太行山进行‘五一大扫荡’时，父亲派出的侦察分队5月初就得到了确切情报，父亲根据这一情况，在5月21日就让部队完成了准备工作并开始转移，6月9日日军开始行动时以为八路军的司令部还在原地，当然扑了个空。”
“对日军的‘铁壁合围’战术，父亲更是有详细的应对方案：先充分熟悉地形，再根据日军出兵的不同方向，在地图上标出不同的‘利害变换线’，同时对突围也有上、中、下三种方案。上是找到敌人合围的最后缝隙，看准时机，在敌人接近变换线时跳出去。中是用小股部队袭击日军，制造缝隙带领司令部机关跳出去。下是一边打，一边向深山里退。根据这个指导方案，整个抗战反扫荡过程中，父亲从未失过手，每次都能带机关部队跳出日军的‘铁壁合围’。”刘蒙说。
在密集残酷的反扫荡斗争中，八路军逐渐形成了新的战术思想——“敌进我进”。
“1940年黎城会议上，父亲首次提出了‘敌进我进’这一思想，主要是针对敌人的报复性扫荡，采用‘内线策应，外线突击’的策略，指挥军民进行有力反击。父亲认为，针对日军的‘囚笼政策’和‘蚕食’不能一退再退，应该敌进我进，像打磨盘一样，摸着敌人的屁股打。”刘蒙分析，“敌进我进”就是不与敌人在内线硬打硬拼，而是以主力转到外线击敌侧背，打敌基地和交通补给线，迫敌回援和撤退。这样，八路军主力部队既可以分散到敌后，和武工队一起同敌人进行小规模游击作战，又可以在必要时迅速集中，以相对优势兵力打一些运动战、歼灭战。采用这种办法，129师取得了太行区1942年春夏两次大规模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敌进我进’先后在晋冀豫、晋察冀推广，山东抗日根据地则提出类似的‘翻边战术’，逐渐转变了我方在军事上的被动局面。从1943年开始，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普遍运用这一方针，并组织了大量‘武工队’深入敌后。”石玉新说，“就像电影《小兵张嘎》中唱的那样，‘1943年,环境大改变,白洋淀的岗楼端了多半边,子弟兵们真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