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四军抗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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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四军抗战                                                        "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于10月将在江南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遇害。国民政府宣布“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中国共产党对此针锋相对，宣布重建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后的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在8年抗日战争中，新四军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23万伪军，作战2.2万余次，其中对日伪军作战1.9万余次，歼日伪军31万余人;反顽自卫作战3千余次。新四军作战伤亡8.9万余人。

                                                                                                                                                                                新四军——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新四军简介：两党相争所诞生的陆军新编第四军
　　1937年10月12日，是新四军成立的日子。其实，10月12日只是后来议定的纪念日。新四军的诞生，有一个复杂的相当长的谈判、斗争过程。八一三事变后，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抗日的巨大压力之下,国民党终于同意将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一个军开赴抗日前线。为减少矛盾，共产党提议由已经不是共产党员的北伐名将叶挺出来担此重任。叶挺希望这支新编的部队能够继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优良传统，提议命名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
　　1937年10月以后，叶挺、项英、陈毅等同国民党当局就新四军的建制、编制、干部、装备、经费等进行了多次协商。关于建制，国民党当局不同意新四军隶属八路军，最后议定新四军受第三战区指挥，在长江以北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则受第五战区指挥。关于干部，国民党一再要派人担任新四军各支队直到团营的军职，理所当然被共产党拒绝，最后的协议是在军和支队，可以由国民党军事当局派驻联络副官。关于装备和经费，国民党竟要新四军自行解决，后来商定由第三战区拨给，但标准略低于国民党军。
　　叶挺于1937年11月3日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新四军的筹建工作。在欢迎大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欢迎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叶挺表示“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11月7日，项英也到了延安，和叶挺商谈。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军部暂驻武汉的意见，叶挺、项英先后到达武汉，在汉口大和街26号(今胜利街末段)筹建新四军军部。经中共中央提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新四军的其他领导人是：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193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东南局)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两个党的机构都由项英任书记。因此，项英实际上是新四军政治委员。军分会副书记是陈毅。东南局副书记是曾山，后增饶漱石。

　　新四军军部在武汉只有12天，于1938年1月6日移驻南昌三眼井(今友竹路7号)。到南昌以后，军部各部门陆续建立起来。当时国民革命军的统一编制是军部设8个处，新四军有所不同的是将政工处扩大为政治部，以继承红军政治工作的传统。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是：参谋处处长赖传珠，秘书处处长李一氓，副官处处长黄序周，军需处处长叶辅平，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军法处处长李一氓兼，兵站处处长张元寿，情报处处长封裔应，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组织部部长李子芳，宣传教育部部长朱镜我，民众运动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兼，敌军工作部部长林植夫，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
　　由于编入新四军的各地红军游击队正在开赴皖南和皖西集结，也为了使指挥机关尽量靠近抗日前线，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4月4日离开南昌，5日抵达皖南歙县岩寺镇，7日又到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麻村，26日进驻南陵县土塘村，8月2日移驻径县云岭村。军部在云岭近三年，直到1941年1月4日晚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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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的抗战贡献：有效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
        　1937年10月．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合作抗日的协议．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战争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继承和发扬红军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光荣传统，挺进华中敌后地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战斗中发展壮大，成为华中抗日的中流砥柱，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
        　　1938年4月间，新四军由分散在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集结编成。5月12日，就在皖中巢县(今巢湖市)的蒋家河口发起了首次战斗。新四军始终积极寻找战机，英勇歼灭敌人。8年抗战，新四军共计对日伪军作战24600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00余人．俘虏日伪军124200余人。另有投诚、反正的日伪军60800余人。
        　　需要特别指出，新四军的上述战绩，是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
        　　首先，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新四军组建时只有10300余人，各种枪6000余支，许多战士只佻手持梭标、大刀进行战斗。经过逐步发展，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新四军才达到21万余人。而驻在华中的日军有16个师团26万余人，拥有各种火炮、坦克、飞机、军舰、汽车等。这支装备精良的侵略军，用来对付新四军的约九个半师团即百分之五十九。华中尚有伪军23万余人，主要是对付新四军。新四军依靠正确的战略战术，依靠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依靠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才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其次，新四军战斗的华中。战略地位特别重要。1939年侵华日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1940年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从此南京成为日伪的军事指挥中枢和政治统治中心。上海、杭州、徐州、武汉、合肥等中心城市及其周围地区，也是日军必须全力确保的占领区，是连接华北和华南的交通枢纽。新四军危及日伪心脏，因而遭到了日伪频繁发动大规模“扫荡”。将军事清剿、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欺骗结合起来的“清乡运动”，更是日伪专门用于华中的毒辣手段。
        　　再次，华中又是国民党力图恢复统治的发迹地。国民党中的反共顽固派，并不将新四军看作共同抗日的战友，而是看成争夺华中的对手。新四军组建之初，他们就划定活动地区，极力限制和排挤。皖南事变以后，他们公然称新四军为“奸军”，不仅完全断绝了枪弹粮饷的供给，而且不断发动进攻，使新四军处于日伪军和顽军的夹击之中，不得不分兵进行反顽自卫作战。
        　　第二，光复大片国土，建立了八个抗日民主根据地
        　　新四军在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基础上，光复国土25．3万余平方公里，建立了地跨苏、皖、鄂、豫、浙、赣、湘七省的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八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人口3400余万。占华中沦陷区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新四军从侵略者铁蹄下解放大片国土，其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平方公里来估计的。华中人口稠密，资源丰富，交通发达，是日伪赖以生存的人力和物资补给基地。新四军将日伪的后方变成了前线，变成了支持抗日作战的根据地。这就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战略企图。
        　　第三，在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与华北敌后的八路军互相呼应，与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互相配合，陷日军于腹背两面挨打、首尾难以兼顾的不利处境。在战略防御阶段，新四军“担任着配合主力，配合正面，配合战役，配合会战的伟大任务”，成为“吸引敌人、扼制敌人的铁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尤其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正面战场两军对峙，敌后战场成为抗击日军的主战场，新四军成为抗战的主力军之一。新四军最多的时候迫使16万日军和23万伪军固守华中占领区而不得脱身，从而牵制了日军对正面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行动，大大减轻了正面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压力，起到了据局部而扼全局的作用。
        　　第四，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和盟军
        　　新四军不仅在战略上间接地配合和策应正面战场，而且还在战役上直接地配合和支援国民党军作战。
        　　新四军首战蒋家河口，就是为了策应国民党军的徐州会战。当时，日军第十六师团的坂井支队，即坂井德太郎少将指挥的步兵第十三联队、骑兵第六联队、炮兵第六联队第三大队，由南向北进攻合肥，进逼徐州。新四军第四支队立即挺进皖中，袭扰敌人后方。1938年5月11日坂井支队刚由巢县出发，5月12日新四军就在巢县蒋家河口袭击日军，击毙日军20余人，迫使日军不得不从进攻合肥的部队中调回一部。日军的战史记载这次战斗说：“坂井支队因后方的巢县守备队受敌之攻击，派遣步十三的第一大队前去救援。”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围歼北移途中的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1月17日．国民党当局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即使在这种合作抗日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在皖南事变烈士鲜血未干的日子里．新四军仍然顾全大局，支援国民党军抗日。这年1月24日，日军发动豫南战役，集中第三、第十七、第三十五、第四十师团分三路向豫南挺进，企图围歼国民党军于平汉路以东地区。为策应国民党军作战，保卫中原大地，新四军第四师遵照中共中央和军部指示，从1月30日起即尾追日军西进。2月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新四军领导人，再次指出日军西进河南，“中日矛盾仍属第一”，新四军应与国民党军“共同打退日寇的进攻，良机难得，以德报怨。”2月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致电新四军第四师领导人：“敌至何处，我新四军即应至何处。目前敌快要占漯河，李仙洲有西撤讯，你们即应向平汉路逐步推进。”此电还提出了“援助一切友军”的口号。2月4日，新四军第四师第十旅渡淝河西进，第十一旅渡涡河南下，2月10日收复蒙城，2月11日收复涡阳，沿西淝河继续进攻，给了日军出其不意的打击，支援了龟缩于新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
        　　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是与新四军闹磨擦最多的反共顽固派。新四军的一些重要的反顽自卫作战．例如半塔保卫战，黄桥决战，曹甸战役，程道口战役，对手都是韩德勤。1943年2月，日军以第十五、第十七师团全部及第三十五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各一部，加上伪军第二十二、第二十八、第三十六师万余人，对苏北进行大规模“扫荡”。韩德勤惊慌万分，派人与新四军第三师谈判。新四军以抗日大局为重，不念旧恶，同意在日伪军“扫荡”韩部时，配合作战，牵制敌人。在韩部遇困难时，可向涟水、淮阴以南的新四军地区转移。2月12日，日军以南、西两线兵力合击韩部，同时分兵进攻新四军第三师。韩部一触即溃，纷纷逃入新四军根据地。新四军第三师奋勇进行反“扫荡”作战。第一、第二、第四师也在与苏北邻近地区同时发动攻势，牵制敌人。在新四军内线外线部队的合力打击下，日伪军被迫撤退，韩德勤部得以解除危局。
        　　新四军和同盟国的美军也有共同抗日的合作。1944年8月14日至9月22日，新四军第五师接待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的代表、情报参谋欧高士少校及其随员，同他商谈了在武汉周围建立无线电网，接收和发送关于日军的情报，以及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时配合作战的有关问题。12月下旬，欧高士率情报参谋、报务人员、机务人员和翻译再次来到新四军第五师，设立英文联络电台。第五师协助设定了中文总台和各支台，负责收集鄂豫边区范围日军的机场、仓库、兵营、指挥部等情报，为美国空军的轰炸提供目标和校正目标。
        　　1944年12月27日，粟裕率新四军第一师三个团渡长江南下，发展浙西，打通浙东。1945年4月7日，叶飞又率新四军第一师三个团渡长江南下，增强发展东南的力量。这一重大行动，最初的意图也是为了配合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登陆作战。以后由于战争形势发展很快，盟军没有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协同作战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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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抗战史：新四军一支队奇袭虹桥日寇机场
　　1939年春夏之间，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陈毅，根据党中央确定的江南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的战略方针，决定派新四军第六团出师东进，独立自主地扩大抗日力量，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
　　5月1日，叶飞、吴焜率领新四军第六团三个营700多名指战员从茅山出发向东路地区进发，到苏州、常州、太仓地区与何克希领导的地方武装会合。当时，上海周围各县所有的武装力量除一部分地下党的地方武装外，全部由新四军统一领导，对外番号叫“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并成立江抗总指挥部，活跃在江南地区。
　　1939年6月，在青浦观音堂地区，“江抗”部队与顾复生率领的青浦抗日游击队会合。这时，日军正在大肆扫荡。为了打击日军嚣张气焰，新四军六团打了一个伏击战，缴获日军一条汽油船，击毙了十来个日本兵。日军立即分兵四路向观音堂地区进行疯狂的“报复扫荡”，六团奋起迎战，一下子便将前来阻击的伪军许雷生部打垮，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许雷生残部夹着尾巴向上海溃逃。副团长吴焜带七连、特务连和四连一个排为一路，二支队长廖政国带五连、六连和两个机枪排为一路，向上海近郊追击。连续追赶六十余里，一口气打下了几个市镇。
　　长宁区档案局工作人员告诉早报记者，当时，廖政国带着地下党员和侦察班冲在最前头，跑到了一个有洋房、围墙的地方。地下党员告诉廖政国，此处正是虹桥飞机场。
　　因为从来没见过停在地面上的飞机，不少战士们都想进去看看。廖政国则认为，既然到了鬼子的心脏里，一定要突击进去打掉些日本飞机。

　　廖政国布置了作战部署后，连排干部带着部队就向前冲去。没想到竟然一枪未发，就突进了虹桥飞机场。飞机场里的伪警察、伪职员们睡得像死猪一样，都被战士们揪着耳朵从被窝里拖了出来，关到一间小屋子里，并缴下了十几支步枪。
　　据资料记载，当时，廖政国在机场内仔细观察了一番，心想：飞机场内怎么可能没有日本驻军呢？难道是日本兵占领上海后，看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便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根本想不到新四军会夜间“登门拜访”。
　　廖政国指挥部队分路搜索，在机场里发现四架飞机。就在这时候，新四军的行动被驻扎在机场四角碉堡里的日军发现了，双方随后接上了火，机枪、步枪声阵阵响起，手榴弹爆炸声也响开了。廖政国一边命令部队收拢，赶快带着缴获品撤出机场，一边命令：“烧飞机！”
　　侦察员们把汽油筒捣开，猛泼到飞机上。不一会飞机就被熊熊的烈火包围了。大火冲天而起，将虹桥机场上面的大片夜空染红了，滚滚浓烟向四野飘散。驻守在碉堡里的日军不知机场里究竟来了多少新四军部队，吓得不敢出头，只是胡乱放枪，眼看着四架飞机被火烧成灰烬。
　　廖政国带着部队撤出机场后，虹桥飞机场四周枪声还彻夜不停，兵车来往不绝，上海的日军紧急动员起来，如临大敌。等到天亮，日军派出部队搜索时，新四军早已不见踪影。
　　早报记者翻阅当时上海租界出版的《华美夜报》、《大美晚报》发现，两报均以“国军万余夜袭虹桥机场”为头条新闻，文中将前晚的战斗描写得像天兵天将下凡一般。夜袭虹桥飞机场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上海数百万人民，扩大了党和新四军的影响。上海各界群众掀起了以人力物力支援新四军的热潮，许多爱国工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新四军的抗日影响下，一批批奔赴抗日前线，给新四军的部队增添了新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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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南通抗战：成功打破日伪所谓的强固封锁线
        　  1941年初，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就确定了以长江下游为起点，逐次推行“清乡”的方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也将其定为国策。同年3月，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汪精卫自任委员长，日伪从1941年7月开始了对我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清乡”活动。原活动在这一区域的新四军第6师第18旅奉命撤出苏南，进入苏中第一分区。汪伪政权见状，以为“清乡”活动取得了“胜利”，于是变本加厉地向苏中根据地推行“清乡”，并首选对日伪威胁最大的第4分区，作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1943年4月，日伪为了配合“军事清乡”，沿着“清乡”区的边沿，构筑起了数百公里的竹篱笆封锁线。
        　　遥遥数百里竹篱笆，是由从江南运来的500多万根毛竹筑成，如此劳民伤财，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自不必说。敌人视竹篱笆为“清乡”的法宝，不仅派了伪军22师保护，还沿线设置了100多个大、小检问所，配备了450多名所谓“训练有素”的检问人员。日伪妄图依靠这道封锁线，将我第4分区和其他地区割裂开来，在“清乡”区内彻底消灭新四军，肃清一切抗日力量，建立起彻底的伪化统治。
        　　竹篱笆，梅花桩。这条害人的竹篱笆，不仅使新四军的活动受到了限制，物资输送受到阻碍，同时也给苏中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成为了人民群众的死亡线。有些群众通过检问所，常常遭受到人身侮辱和敲诈勒索；有些群众为了种地、赶集而穿越或接近竹篱笆时，还常常遭到拷打，甚至被无理杀害。有民谣为证：“竹篱笆，硬分家，南边田，北边家，良田荒芜没法种，种好的粮食吃不到它。”

       

        　　日伪的暴行，点燃了苏中军民的怒火。为了粉碎日寇的阴谋，打击日伪的嚣张气焰，在1943年5月初，新四军苏中四分区地委在《为迎接敌汪“扫荡”“清乡”给各县的工作指示》中明确指出：“已开始编篱笆处应迅速动员党政军民迅速开展反封锁斗争。”在反封锁斗争初期，新四军动员篱笆两侧的群众集体“跑反”，日伪想找人干活都困难；当敌寇蛮横奴役民众为其修筑篱笆时，我们的党员、积极分子便混杂其中，组织群众怠工，出工不出力。有时，区队、民兵悄悄潜入竹篱笆区域，以火力吸引、驱赶日伪的“清乡”人员，群众就趁机拉倒竹篱笆，然后一哄而散。短短一周，百十里长的竹篱笆便被搞得支离破碎。
        　　这种办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离彻底打破敌人封锁还有一定差距。新四军四分区司令员陶勇和四地委书记姬鹏飞商议，在各县各边区开展反筑篱笆的群众斗争基础上，发动一个更大规模的全“清乡”区的火烧竹篱笆群众行动。日伪于1943年的5、6月份，开始重点“清剿”海门启东地区，此时新四军正好可以来个“围魏救赵”，在封锁线上组织一次大破击，干净利落地消灭这道封锁线。
        　　万事俱备，只欠火攻。1943年7月1日夜，陶勇司令员和姬鹏飞书记带着新四军一师的部分主力部队，来到串场河北封锁线边沿靠近指挥。地方干部动员了数以万计的群众参加到这场浩浩荡荡的反封锁行动中来，连篱笆外的3分区也组织了民兵、群众配合这次火烧竹篱笆斗争。东起南坎，西至岔河，北起丁埝，南至天生港，几十路民兵群众大军在主力部队的掩护下一齐行动，场面甚是壮观。宣传队在进军途中唱着“竹篱笆，分了家；南边田，北边家，大家齐心拆篱笆”和“篱笆长，篱笆高，清乡封锁鬼门道；清不了，锁不了，抗日人民智慧高；老虎钳，切菜刀，砍掉篱笆大火烧”等民歌，鼓舞大家的斗志。“武运长久”的日寇放了几枪，便被新四军主力部队火力压制住，龟缩在碉堡里不敢妄动，更不用说汉奸伪军失魂落魄的狼狈样了。只听一声号令，破击队伍们迅速行动，不一会儿，在黑夜中闪烁星星之火就变成了一条条蜿蜒盘旋的火龙，冲天大火绵延数百里，壮观的场面好似“火烧七百里连营”，又仿佛赤壁之战中“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日伪军惨淡经营三个多月的竹篱笆，一夜之间被华中军民烧成灰烬，日军的封锁阴谋宣告破产。
        　　“火烧竹篱笆”的成功，打破了日伪所谓的强固封锁线，吹响了全面“反清乡”的号角。延安《解放日报》把这一斗争称为华中军民创造的“辉煌的英勇奇迹”。共产党、新四军领导苏中军民与日伪军针锋相对，坚持斗争，上演了“火烧竹篱笆”这威武雄壮的一幕，将永远留存在革命斗争史的光辉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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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智袭白马桥:炊事员做内应敌早餐中投毒
　“1943年秋天，日军在白马桥东印山建立了据点，成为溧水抗日根据地的一颗钉子。新四军就想通过智取的办法，把它拔掉。”6月22日，南京报业传媒集团全媒体记者和3名小记者一起，在《溧水白马镇志》主编王大成的带领下，寻访新四军智袭白马桥敌据点的战斗遗迹。
　　日军在白马桥东印山顶
　　插上“钉子”
　　“因为地处溧水、句容、溧阳结合处，这里在历史上就是交通要塞。”王大成告诉小记者们，抗战期间，白马地区是新四军通往江宁、句容地区的咽喉要道，也是主力部队南北穿插转移的必经之地和休整的回旋地区。因此，白马地区成为当时日伪军与新四军争夺的战略要地。
　　1943年秋天，日军在新四军抗日根据地腹地——白马桥北面的东印山顶，增设了一处据点。该据点由两道铁丝网护围，配备数挺机枪、掷弹筒等武器，由10多名日军和20多名伪军驻守。站在山顶的碉堡上眺望，周边的动向尽收眼底，而且日伪军还经常刺探新四军情报、下乡“扫荡”。白马桥敌据点的设立，就是在抗日根据地插了一颗钉子。
　　据点炊事员做内应
　　在日伪军早餐中投毒
　　1944年8月，中共溧高县委决定拔掉白马桥敌据点。“据点内虽然日伪军不多，但是火力比较强，而且建在山顶居高临下，强攻有困难。”王大成说，中共溧高县委最终决定采取里应外合的方式智取。
　　白马桥附近周家村村民葛兴喜，是中共事先选派进据点当炊事员的。这次行动，由他做内应，用投毒的方法，配合新四军行动。

　　新四军在行动的前一天深夜，悄悄潜入据点附近，一部分战士隐蔽在群众家里，另一部分战士埋伏在离白马桥不远处的山上，还有几名战士带着老虎钳、手榴弹、炸药包埋伏在据点铁丝网外。8月的夜晚，天气闷热，蚊虫多，新四军战士忍受着蚊虫叮咬，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等待着据点炊事员的信号。
　　行动当天早晨6点，葛兴喜趁厨房没人的时候，将事先准备的砒霜倒进了菜锅。7点，11名日伪军进厨房吃早饭，不一会儿相继中毒昏倒在地。葛兴喜随即晒出红被面，向新四军发出进攻信号。
　　据点遭袭几天后
　　日军悄悄撤离白马地区
　　一见到红被面，埋伏在据点铁丝网旁外的3名战士立即剪断铁丝网，进入敌人第一道防线。可这时，山顶碉堡里机枪响了起来，封锁了新四军进攻的道路。
　　原来，11名日伪军倒在厨房后，被后来进去吃饭的伪军马才星发现了。他立即跑上岗楼向站岗的日军报告，还帮着日军向新四军战士扫射。由于敌军机枪封锁，已进入第一道铁丝网的3名新四军战士始终进不了第二道铁丝网，被迫撤出了战斗。
　　炊事员投毒事件，震惊了溧水县城日军警备司令部。他们纠集了洪蓝、中山庵、官塘等据点的日伪军赶到白马桥，妄图围歼新四军，却扑了个空。第二天，日军来到葛兴喜家，把他家草房统统烧毁了。
　　新四军智袭白马桥敌据点，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日军遭此打击后，草木皆兵，惶惶不安。几天后的一个深夜，白马桥敌据点的日伪军悄悄撤离了白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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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新四军和八路军有什么区别？
　　八路军与新四军哪一个级别高?这看似是一个简单问题。因为，以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八路军的正、副总司令朱德和彭德怀，后来成了解放军的正副总司令，而新四军军长陈毅，后来是当时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孰高孰低，应不是问题。
　　但是，一网友虽然结论与上同，但视角却有异：八路军是“集团军级”，而新四军是“军级”，按照当时国民党军编制，集团军可以下属军，以此观之，八路军的“级别”应高于新四军。还有网友做了些很实际的补充：姑且不谈人数，八路军建军时，下属为师，师下又属旅，旅再下属团;而新四军下属的支队，就是旅级单位(支队)，再下属为团。所以应该说它们之间的级别高低是清楚的。
　　窃以为，这个问题的提出及其回答，与其说，是在完成一个历史“小专题”的历史考证，弗如说，它更可以引出人们对历史逻辑过程的一种合理思考，以“科学化”我们的史学理论。
　　首先，这里提出了一个“国民党军级别判断标准”出来，进而人们就会问：国民党军“级别”的高低是严格的吗?

　　众所周知，国军的编制，先是从北洋军沿袭下来的;其后，又参考了其它国家建立的军队编制;之后，北伐时期又接受了当时直系等军队的编制;再后，又因为种种原因不断变化，甚至到解放战争时期，又不断出现先是“整编军(师、旅)”，后又取消旅级单位……编制一直比较混乱。这种混乱，在抗战初期最为明显：比如高于军的单位，正式使用过的名称，就有集团军、军团、兵团三种。在松沪抗战中，此为当时一些将领的不满之一。
　　在八路军、新四军改编时期，国军开始用的“某路军”(即后来的“集团军”)，其下编制设置就有三种情况——第一种，设“实军”。例如29军改变的第一集团军，下属59、68、77三个军，且军下还设师、旅两级。
　　——第二种，设“虚军”。如吉鸿昌的22路军就只下设两个师，但又下设了一个“30军军长”，其实是为吸引张印湘投降而专为其设的。这与高树勋在26路军中又被任为“27军军长”(高原为27师师长)一样，是为了拉拢杂牌将领的一种做法。这种所谓的“军长”，其实相当于一种军阶，甚至是“爵位”。
　　——第三种，下属只设师。像梁冠英的25路等就是如此，其下只有一个32师，外加一个临时附属的独立第5旅。
　　需要指出的是，最初这种“路军”设置，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为了拉拢杂牌将领而用的，蒋的嫡系部队一般不用此类名称。于是，为了适应杂牌各军差异很大的情况，“路军”下属设置也是五花八门：有的设1个师，有的是2、3个师，还有多个师的;师又分甲种(3旅9团制)、乙种(2旅6团或4团制度)。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中原大战时，蒋为了分化瓦解和拉拢一些杂牌将领脱离阎、冯，请出河南籍宿将张钫，最后居然也给了张一个“20路军”的名义，其实是把河南那些“山大王”(土匪)一一“兼收并蓄”，尽管号称20万，其实张手中无一兵一卒，所以张钫曾哭笑不得地说“蒋公真是妙人”。
　　所以，当时设八路军，蒋介石其实就是采用了这种对付杂牌的办法：只给了下属一级为师的编制，虽然编号上可以为3旅制(因为按照编号，115、120、129师都各还可补充一个345、360、387旅)，其实是2旅4团制的“小乙种师”。
　　但我们来看看新四军，就有点不同。其下属设置，采取了一种“临时性”的“支队”编制，其特点：一是可大可小，支队大可为师，小可为旅;二是编为4个支队，不合当时一个师2到3个旅的惯例，那么只要稍加改动，就可以再改编为2师4旅的“小乙种军”。所以，这里其实暗留了一些“运作”的潜机。
　　留下这种“运作潜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四军的一张“特殊名片”——军长叶挺。众所周知，以叶任军长，是当时国共妥协的一个产物：他为“前中共党员”，故可以为“共方”所左右;而他又现为“非党群众”，还曾是蒋之“半嫡系”(叶与叶剑英、薛岳等为孙中山“韶关总部”时期的“贴身4营长”之一)将领，蒋又有拉拢他的余地。所以，蒋曾经很想通过拉拢叶挺，使新四军“国军化”。
　　二，关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级别”的思考如此，就要看谁最后得手了。而一旦得手，那么从理论上讲，新四军的扩张就比八路军更游刃有余一些。其实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以“蒋先生”的一贯的“收买”作风，如果叶挺真是死心踏地跟他走，完全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给新四军3师9旅27团的编制(即后来“整编军”地位)，这就大大强于八路军3师6旅12团了。
　　可能很使蒋遗憾的是，这个“如果”没有实现。叶在新四军，尽管与项英矛盾诸多，与国军将领中旧时袍泽关系又不错，甚至中途还负气开过“小差”，但从未动“再做冯妇”之心，从被捕到获释，都一直是坚定的“共方人员”。
　　倒是共产党的军队，成功地觅机利用了新四军的这种“发展空间”：在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的支队，全部变为了3旅9团制的“甲种师”，并与八路军类似，开辟了军区、分区、纵队、支队等名目繁多的扩编途径。于是，我们就有兴趣和理由再设想一种“如果”：如果新四军能够按照八路军那种发展思路，在师之下，设相当于军的“军区”(如129师最初设的冀南、太行等军区)，充分利用所处的赣、湘、鄂、豫、皖、闽、浙、苏等省的边区、山区(大别山、井岗山等)等的有利基础条件，“再造一个八路军”，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可惜，历史有它自身的演绎逻辑，这种逻辑，将使任何一种异想天开的“如果”变得苍白无力。我们看一看新四军的条件，就知道这种“如果”的“苍白无力”：
　　——首先，与八路军不同的是，新四军所处区域，多为当时中国的富庶之地，因此也是日本人要拼力争夺的地方。条件差一点的地方，国民党军又要去占据。这就不像内战时期，只有国民党一家是根据地的争夺对象，这使新四军的实际发展的地域空间被大大压缩。
　　——其次，日本人不是国民党，他们内部高度一致，没有各类军阀之间的矛盾可以利用。反过来，日本人倒是一直把“以华制华”作为基本策略，所以新四军想靠内战那种利用此军阀与彼军阀“两不管区”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也变得比较小了。
　　——复次，新四军主干部队，是主力红军离去留下的南方游击队，不仅人员少，而且就起家时期情况看，其人员素质也总体上低于八路军。所以，后来还靠八路军支援了不少骨干，包括最大规模的黄克诚纵队的支援。加之三年类似“山大王”式的生存方式，相互之间信任度不高，内部矛盾也多一些。高敬亭被错杀，虽然原因很复杂，但与内部矛盾错综复杂关系是很大的(参阅其结果，是导致了当时共产党在南方最好最大的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的让出，无疑是新四军的一大损失。
　　——最后，共产党是靠“武装割据”起家的。“武装”，就要武器，共产党的军队主要是靠缴获装备自己的，但当时的情况是：国民党不给武器，合作时期，又不能去缴其武器;日本人作战能力和意志顽强，难以大量缴获其武器;伪军虽可以缴获，但其装备一般不良。所以，那时的新四军即便想要大力发展，也受到了武器装备的许多限制。
　　凡此种种，都使新四军的扩张余地没有“如果”式的想象那样大：与八路军的师一级为“方面军级”(下属若干相当于军的“军区”)相比，新四军的师一级只能算是“军级”;尽管新四军的军区多达8个，但每个军区的下属“分区”(旅级)一般为3、4个，而八路军的军区下属分区，有多达7、8个。我们再以最后的结果看：以八路军为基础，编成了解放战争中期的解放军的三半个野战军(西北、华北、中原，东北一部)，而新四军只编成了一个半(华东、东北一部)，其中去东北那“一半”，还是黄克诚的二师，其前身，又是原来的红二十五军改编成的115师344旅。
　　历史的“演绎逻辑”，是一种最复杂的逻辑：它不会像形式逻辑那样，“有其因则必有其果”，而往往是“多因多果”，甚至是“因果不定”。所以，对于历史，我们或许可从中总结一些有用的经验教训，或许这种总结对于未来没有多少用处，但无论如何，历史是难以用一个“如果”去推理出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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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南方八省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的率领下走出大山，接受整编，并将军部设在了皖南地区的云岭小镇。从此，这支新军在叶挺、项英的指挥下，在中国的腹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