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为啥优待俘虏？通过这种方式扩军80万，蒋介石气的摔了收音机

华忠

我军为啥优待俘虏？通过这种方式扩军80万，蒋介石气的摔了收音机                                                                                 2024-06-22 11:47                                        发布于：山西省
  

1928年2月18日，工农革命军攻克了宁冈新城。随后数百名敌军士兵成为了俘虏。

随着战斗的结束，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军民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宣布了一项政策：

“不打骂俘虏，受伤者给予治疗，愿留的收编入伍，要走的发给路费。”

尽管一开始有些战士不理解毛主席提出的这一政策，毕竟当时蒋介石部队对红军可从来不手软。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也明白了主席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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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面临着巨大的兵源压力。由于连续的战斗导致伤亡惨重，加之当地兵源有限，红军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在这种背景下，许多俘虏被补入红军队伍，甚至一些昨日的敌人今日就已成为红军的排长或连长。

考虑到这些“新兵”有着不同的背景和思想，大多有浓厚的雇佣军队思想，1930年古田会议上又特别提出要加强新兵的思想教育。

优待战俘的政策，帮助红军解决了兵员不足的问题，还赢得了人心，当然，其政策不仅仅于此。

在第三次反“围剿”战役中，就是根据俘虏提供的情报，红军及时调整了战略部署，成功转危为安，并在莲塘和良村两地取得了关键胜利。

这种政策的长远影响更是显著。开国上将杨至诚曾回忆，一个名叫曹福海的国民党士兵，第一次被俘后被释放，第二次交战时便“枪口朝天”，意在避免真正的战斗。红军再次俘获后又将他释放，到了第三次交战时，曹福海不再“枪口朝天”了，而是带来了大批同样不愿战斗的敌军士兵。

面对日军要对我军放毒气，毛主席还主张优待俘虏吗？

抗战时期，对待日军俘虏的政策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措施，这一政策不仅源自红军时期的宽大为怀，而且还被进一步发展加以实施。

据1940年代的记录，八路军对日军俘虏的政策明确规定“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对伤者“依阶级友爱医治”，并且愿意回家的日军士兵还将获得必要的路费。

这种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国际战争法的遵循，同时也是一种心理战术，试图通过善待俘虏来瓦解敌军的士气。

在一次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交流中，毛泽东解释这种政策的背后逻辑：尽管可能存在日军高层对被释放士兵的残酷对待，但这种行为只会加深日军士兵对其上层的反感，并引起他们对中国军队的同情。甚至毛主席还说：

“日军现已公开声言要对八路军施放毒气，即使他们这样做，我们宽待俘虏的政策仍然不变！”

同样这一政策也帮助了我军在东北的建设。

抗战胜利后，在国共争夺东北地区的背景下，中共面临着严重的军工资源缺乏，这个时候，何长工，时任东北局军工部部长提出了一项创新策略。何长工组织在东北的日本战俘中的技术人员和军工工人，利用他们的技术和经验进行军工建设。这一举措不仅缓解了东北在军工生产上的紧张局面，还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日本技术工人在东北的工作不仅仅是被动的劳动。在他们的帮助下，东北地区的军需产能得到了显著提升，这对于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何长工的这种策略表明，善待政策的执行并非一种单纯的慈悲或软弱，而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

到了日本技术工人返回故乡的时候，何长工亲自到车站送行。这一情景，展现了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与尊重，日本工人们对于在东北的经历感到依依不舍，甚至有的痛哭流涕。这种情感的流露，不仅反映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感激，也是对八路军（或者这时应该称解放军了）善待政策最直观的肯定和回应。

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我们的俘虏政策都能有如此收效，那么在接下来的解放战争中，这一政策又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收获呢？

通过“骂人”方式，我军多了几十万生力军

在中国内战的激烈冲突中，1946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对俘虏工作指示》，这份指示明确提出了对俘虏的处理应“权衡利害，灵活运用”，强调了在处理俘虏时，应以积极争取为主，而不应消极地仅仅释放。这份文件的发布，标志着中共在战争中对俘虏政策的一次重要调整。

到了1947年，随着战况的发展，中共中央更是在9月11日向华东野战军的主要指挥官发出电报，明确指出在接下来几个月中，人员补充主要靠俘虏，应采取“即俘即补”方针。这一方针的实施，显著提升了战时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在同年的另一电报中，中央军委向华北军区的领导发出指令，要求将大部分俘虏迅速补入部队，并加快他们的溶化过程，即使他们尽快融入新的军事单位和生活方式。这些措施的实施，都是在尽可能利用战争中获取的每一份资源，同时也试图通过优待政策减少敌对情绪，提高归顺率。

当时这时就有一个问题，这些人毕竟刚刚成为我军战士，之前双方可以在战争上相互拼死拼活的，难道军队将来不担心“养虎为患”吗？

其实这一问题早被想到了，而且我们用了很多方式给这些俘虏“洗脑”。

1946 年 6 月30 日，《渤海日报》 报道，某次战斗后，解放军“让俘虏休息着，自己去打水给他们喝，把自己带的给养给他们吃。他们已两三天没得饭吃了。动员热水给受伤的伪军喝，自己喝凉水

在具体执行中，如运城解放时，解放军面对敌军遗弃的伤员，不仅没有采取报复性措施，而是成立了“招抚敌弃伤兵处”，由医生对这些伤员进行日夜治疗，并通过这种行为宣传解放军的优待俘虏政策。这种行为极大地感动了那些本已失去希望的伤员，让他们认识到解放军与他们原有认知中的形象大相径庭。

这些士兵主要都是被抓了壮丁，被迫当的国军，面对解放军的这一行为，他们又哪里还有心思为蒋介石卖命？

更进一步的，解放军在对待高级军官的俘虏时也展现了极高的纪律性。例如当杜聿明及其副官和司机在试图逃出解放军包围时被捕，尽管他们的真实身份一时未被识别，解放军依旧严格执行不虐待俘虏的规定，甚至在检查完他们的随身物品后如数奉还，这让杜聿明对解放军的态度和纪律印象深刻。

对国民党士兵生活上的优待有了，接下来就要弄弄他们的思想根源了。于是我军想出了一个妙招——“骂人”。

在解放战争初期的1945年10月，随着《解放日报》对国民党士兵背后辛酸历史的揭露，诉苦运动逐渐兴起。这种运动不仅是对士兵心声的一种释放，更是一种深层次的思想教育。因为大多数一个国民党士兵都有他们自己的苦涩经历，而将这些经历公开诉说出来，可以极大地激发对国民党领导层的愤怒和不满。

王克勤是诉苦运动中的一个典型转变案例。他最初作为国民党的一员被俘，后转变为解放战士。1945年加入解放军后，他最初对参与诉苦运动并不感兴趣。尽管他的教导员曾多次鼓励他在大会上发言诉苦，王克勤最初都拒绝了。然而，在观看了连队其他同志在诉苦大会上的激情演讲后，他深受触动。他看到了自己苦难经历的共性，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

受到副连长和其他战友的影响，王克勤在随后的一天，毅然决然地站上了讲台，开始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诉苦，把自己压抑了多年的心声和经历倾泻而出。这次诉苦经历不仅让他得到了情感上的解脱，还在政治和思想上获得了重生。他的改变被晋冀鲁豫野战军视为模范，随后，《解放日报》也号召全军学习他的经历。

诉苦运动的推广促进了“挖苦根”的深入开展，帮助俘虏明白他们的苦难根源是蒋介石统治阶级造成的，只有推翻蒋介石的统治，我们才能翻身做主人。

这加深了他们对阶级敌人的认识，激发了他们战斗的政治动力。

此外，随着“立功运动”的开展，许多战士如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的房天静，通过诉苦找到了战斗的新意义，他不仅个人战绩卓越，还被授予“孤胆英雄”的荣誉称号。房天静的故事和成就激励了更多战士参与到立功竞赛中，掀起了一场强烈的练兵和立功高潮，这些运动相互促进，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和高涨的士气。

这个俘虏后的士兵不仅在战场上开始立功，甚至还有些被各个部队争抢，成了香饽饽，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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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解放军的规模显著扩大，从一百二十余万壮大到了二百八十万。在这一过程中，约有八十万的国民党军队战俘被纳入解放军的行列。这些前国民党士兵的加入不仅是数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对特种装备的熟练操作。

陈毅在总结华东战区一年来的自卫战争情况时特别提到了这些转化来的战士的贡献。例如，在火炮使用方面，解放军本身由于装备落后，对火炮的操作经验并不丰富，常常出现误判射击距离和方向的问题，有时甚至导致误伤己方。而这些经验丰富的前国民党炮兵的加入，极大改善了解放军的炮兵准确性和作战效率。

有鉴于此，有些部队为了争抢这些有战斗经验的俘虏，甚至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贺龙曾经提及，西北野战军的某部在抢夺俘虏时，情绪激动至发生打斗，甚至有致人死亡的严重事件。

并且这些前国民党战俘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在太原战役中，一个特别的例子凸显了战俘在军事战略中的独特作用。阎锡山为了坚守太原，精心构筑了庞大的城防工事，包括三千座各式碉堡。在这种情况下，前阎锡山部下、工兵二团团长邢蔚的角色变得至关重要。

邢蔚作为“阎锡山的老工兵”，对太原的防御设施了如指掌。在被俘后，通过解放军的宽大政策和徐向前的亲自关照，邢蔚决定为解放军效力。他详细地绘制了太原城防的各种碉堡的平面图、立体图和解剖图，甚至制作了沙盘模型并编写了详尽的文字说明，这些信息对解放军攻克布防严密的太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然，给我军战局带来积极影响的这不是俘虏的普通士兵，还有国民党高级军官，比如王耀武。

原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他，在被俘获后经过了一段深刻的思想改造。在这一过程中，王耀武逐渐从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军官转变为支持共产党的政治人物，他的转变不仅是个人信念的重塑，更是战争心理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改造后，王耀在广播中五次播送《向蒋先生进一言》，这是一系列针对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的直言不讳的批评和劝降广播。

这些广播具有重大的心理影响。据说，蒋介石在听到王耀武的广播后反应极为激烈，他不仅极度愤怒，甚至一怒之下将收音机砸毁。也不知道他当时骂没骂一句“娘希匹”。

在淮海战役的背景下，一场关于战俘命运的悲剧性对决在蒋介石和黄百韬之间展开。蒋介石在电示中对黄百韬明确指示：“凡有俘匪，切勿留置阵地内，必须立即就地处决或即释放回。”这一命令透露出国民党在处理战俘问题上的决绝态度，即要么立即执行，要么放回，以防战俘成为解放军的助力。

黄百韬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其对待解放军战俘的方式极为严酷。在兵败碾庄的紧急关头，黄百韬仍坚持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要求处决被第二十五军一个营俘获的解放军战士二十九名。这一行为在战场上引发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显示了国民党军队在绝境中的绝望，也暴露了其对战俘的无情处理。

不说解放军战士们本来斗争意识就坚决，但就从黄百韬这个例子来看，谁看会对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有什么幻想？

中共则采取了与国民党截然不同的战略。在长期的国共对抗中，中共视战俘政策为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策略，而是深层次心理和政治战的一环。通过宽大政策和政治教育，中共成功地转化了许多国民党战俘，使他们从敌人转变为同盟，这不仅增强了自己的兵力，也削弱了对方的战斗意志。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中共与国民党的斗争并非仅是一场军事对弈，而是一场涉及到政治、心理、道德和战略多方面的总体战。在这场战争的棋局中，虽然表面上看双方均在布局，但中共通过整体战略的运用，实际上已经在多方面取得了先机。

这种策略的巧妙运用，使得战局的胜负在很多情况下未真正落子便已昭然若揭。在这种战略对决中，战俘政策成为了中共赢得人心和战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不仅仅是军事上的一个简单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