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红军会师时，张国焘硬刚毛主席：“你要北上，我非要南下”

华忠

两大红军会师时，张国焘硬刚毛主席：“你要北上，我非要南下”                                                                      2024-11-18 10:30                                        

发布于：天津市
   
     《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曾长期访问陕甘宁边区。他曾问毛泽东时：“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主席回答：
“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就党内的领导权与张国焘作斗争的时候。”

张国焘曾经是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后来却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是中共历史上有名的“叛徒”。
这样一个在中共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长征途中是怎样一步步转变的呢？
玩弄权术，执意南下
80多年前，长征途中的南下北上之争，曾是关乎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抉择。
这场粉碎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惊心动魄的党内斗争，最终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逃跑错误，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
1935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两河口胜利会师，张国焘与毛泽东进行了历史性的“雨中热烈拥抱”，然而看似热烈的会合背后，暗藏着巨大的野心和矛盾。
当张国焘看到
“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
的红一方面军时，脸上立刻露出鄙夷的神情。

他对一方面军的感觉从钦佩变为轻视
，当领袖的欲望急剧膨胀开来。
说是来迎接张国焘，但实际情况是
张国焘却表现得像个主人似的
，他像主人对待客人一样接待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错误指挥导致红军损失惨重的李德后来回忆会师的情形时说：“虽然我眼下没有关于这个部队在会师时实际兵力的数字，
但可以肯定的是，四方面军的兵力至少有中央红军的两倍之多。”
然而，两军实际兵力的差距比李德的猜测更要巨大的多。
1932年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入川，经过励精图治，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两年时间内红军由1万多人发展到8万多人。
张国焘很快在川南军民中获得了巨大的名气，但他也同样犯了不少错误
：“肃反、镇反”扩大化，错杀大批革命者“。

张国焘返回四方面军总部后，明确地表达了对中央红军的看法，他说中央红军丧失了中央根据地，人不足一万，形同乞丐，平均每人只有三颗护枪的子弹。
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说：“中央军事路线错了，政治路线势必也是错误的，要追究中央政治路线的责任。
正是基于两军实力的差距，刺激了张国焘攫取中央领导权的野心。张国焘狂妄地认为党中央和一方面军不得不仰仗于他，什么都要听他的摆布。
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张国焘开始了一步步的争权行为。
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两河口召开，会上提出要夺取松潘，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又决定任命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以统一领导，发起松潘战役。
然而张国焘很快就不满足即得的地位，他明目张胆的违背两河口会议确立的战略方针，不愿派部队攻打松潘，想以此要挟党中央，要求改组红军总司令部，统一红军的指挥问题，实际就是想掌握军队的指挥权。

在张国焘鼓动下，四方面军的干部们不断要求党中央改组充实领导力量，到了后来甚至已经有了威胁的意味，党中央对此虽然生气，但战事当前，也只能默然以对。
中央考虑的是两个方面军的团结一致，希望能尽快离开危险的藏区，迅速北上。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客观地分析当时的国内形势，提出了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政治路线
张国焘表面上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北上战略方针，实际上惧怕与胡宗南的部队发生正面交锋，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全国的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主张向中国西部边远的川康地区退却，想要避开敌人主力，南下四川，西康，建立川甘康根据地。

他甚至还提出了一个西进计划，始终与中央的决定背道而驰。
可张国焘却拥兵自重，想依恃四方面军的实力向中央要权，他不把党中央的命令放在眼里，按兵不动，公然违抗党中央的指示。
张国焘的连续要挟，使中央意识到如果不给张国焘一个位置，两方面军很难拧成一股绳迅速北上，摆脱藏区缺衣少食和到处挨打的被动局面。
毛主席表示：
“张国焘是个难啃的骨头，掌握着武装，又有很大的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接下来的工作会很难办那。”
毛主席分析，
“张国焘想把军权攥在手里，军委主席现在是朱总司令，他不可能也没能力取代，给他个副主席当，他又觉得很不甘心，可能还会闹事”。
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说：
“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
”
毛主席说：
“不行，他要抓军队，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嘞，而且总书记事关重大，落到他的手里，党中央还不翻了天。”

经过再三考虑，中央决定让张国焘做总政委，毛主席的意见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
张国焘很不情愿地率部队到了毛儿盖后，他又一次不走了，继续向中央讨价还价，要求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补充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
同时张国焘还对遵义会议说三道四，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及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
张国焘一直按兵不动，红军因此错失了发起松潘战役的良机，国民党又一直派机动化部队围追堵截，形势已经十分危急。

中央以大局为重，在毛儿盖沙窝一座两层土楼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讨论组织问题时，政治局提议，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补选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陈昌浩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周纯全补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张国焘强硬地说：“本来要提出四方面军9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
毛主席委婉地拒绝说：“国焘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将来可以多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来。”
张国焘算盘打得很精细，企图在党中央的核心层占据多数，以此便于掌控党中央的决策。
党中央对此洞若观火，可考虑到与张国焘的团结，以促使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也作了相应的妥协。
“真命天子”到“反共强人”
中共中央为了在危急关头的团结一致，对张国焘做了一再的让步和妥协，然而正义虽然会迟到，却不会缺席。
曾经在解放军发起大规模“肃反”，杀害大批革命者的张国焘并不缺乏整人的经验，他也清楚自己犯下了这么多严重的错误，对他的“清算”终会来临。
贺龙在检讨会上直言不讳地说：
“张国焘！你是知识分子出身，又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可以说是共产党出身。而我呢，只是个土匪，又当过军阀，我现在由土匪、军阀变成共产党，而你则由知识分子、共产党变成了土匪、军阀。张国焘，你现在跟我比一比，你现在成了什么样的屁人物？”
轰轰烈烈的批判张国焘路线的运动在全军上下开展了3个多月。王明在会议上讲的严峻异常，张国焘听得心惊肉跳。他自忖，王明、康生一伙在苏联深受肃反肃托影响，要是他们挥舞起这根大棒，自己就太危险了！
就在他正惊慌不安之时，王明亲自找他谈话来了。二人寒暄过后，很快切入正题。王明说：“你讲讲懋功会师以后与中央分庭抗礼的那些情况，你和中央的主要分歧在哪里？”
张国焘小心翼翼地回答：“我主要过分估计了五次反围剿的损失，因而对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表示怀疑……”
王明哼了一声反问：“你承认南下是失败的，却又说南下在战略上虽然不对，但仍然获得了相当的胜利，这种胜利表现在什么地方？”
王明的问话直刺张国焘的痛处，红四方面军的惨重损失让他无法回答，他想了一下，搪塞道：“我对四方面军的损失估计不够……”
王明又问：“毛儿盖会议争论的症结究竟何在？”

张国焘怔了片刻，坦白地说：“我不该批评中央的政治路线，尤其不应该试图争夺中央的领导权”。
王明怪异地看着他说：
“不尽然吧，我看主要原因是托派思想在暗中作怪！”
他停了一下，语气严正地说：
“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经过审问，已经供认自己是托派，我下令将他们处决了！”
王明的话犹如一声晴天披露，惊得张国焘失声叫道：
“李特、黄超被处决了？他们不是托派，绝不可能！”
王明冷笑一声，“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只是你过去没看出来，也说明他们隐藏得很深嘛！”接着又说：“这次在新疆将他俩逮捕，他们供认不讳，都是托派，自然将他们予以最严厉地制裁！”
王明猛挥了一下手臂，做了个砍头的动作。张国焘只觉得浑身发凉，如坠冰窟。

李特、黄超二人很早就跟随张国焘。
李特曾任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在张国焘企图以武力解决中央的危急时刻，毛主席和党中央连夜撤离了危险地区，一部分四方面军的红大学员也跟随行动。
天亮时李特率警卫十多人骑马追上来，不但命令四方面军的学员回去，还放肆地指责毛主席擅自逃跑。
在南下的路上又围攻随左路军行动的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参谋长。
黄超也是张国焘的亲信，在张国焘另立中央，围攻朱总司令等事件中都出力不小。
这两人追随张国焘，虽然错误严重，但
投身革命很早，且英勇善战，实在罪不至死，如今死在王明枪下，怎不叫张国焘胆寒？
此时的张国焘既为他的两名股肱亲信被杀而剜心般疼痛，又仿佛看见王明“肃反”的大棒朝自己挥来。他越想越害怕，惶惶不可终日。
与其为砧板上的鱼肉，不如抢先出逃。
转眼间清明节到了。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下，南京政府向边区政府，发出一同祭扫黄帝陵的邀请。
张国焘向毛主席请示，表示自己愿意前往，毛主席觉得边区政府代主席前往顺理成章，便叮嘱“早去早回”。

张国焘自知事关重大，做得十分诡秘，对老婆杨子烈也不露口风。1938年4月2日，他带着秘书、贴身卫士张海和一个警卫班前往黄帝陵。
张国焘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结束了祭陵活动，便要秘书同警卫班先回延安，称自己要去西安办事，钻进蒋鼎文的小汽车就走了。
警卫员张海一看，急忙挤上宪兵队的汽车追赶，洞悉内情后，张海放弃了追赶，留下了张国焘连一个警卫员也带不走的笑柄。
这一次，再也不是“路线”错误的问题了，张国焘的余生再也难逃“叛徒”的称号。
然而，抛弃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张国焘，最终发现日子并不好过。这位震动国民党上下的“反共强人”，被蒋介石分配给戴笠后去做特务工作，实在算不上什么重用，

张国焘在戴笠手底下也一直拿不出强硬的“反共业绩”。后来连戴笠的手下都敢对之呼来喝去，大骂他是“叛徒”。果然无论是在共产党内还是国民党阵营里，叛徒都是极不受待见的。
1949年后他不得不再次“抛弃”国民党，迁居香港，1979年的一个寒冷之夜客死于加拿大的老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