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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战役我军歼敌90万创记录,为何地位却不如三大战役与渡江战役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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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4 天前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西南战役我军歼敌90万创记录,为何地位却不如三大战役与渡江战役                                                                                2025-01-06 11:15                                        发布于:浙江省
   

                                    

1949年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西南战役,这场战役历时57天,共歼灭国民党军90万人,成功解放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四省。

90万人的歼敌数量一举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的歼敌之最,即使是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这样的歼敌规模足可以让西南战役载入史册,然而当后世回忆起解放战争时,最为津津乐道的永远是三大战役,即使是与渡江战役相比,西南战役的地位和名气也相对较低,这到底为什么呢?

一、三大战役,奠定胜局

三大战役是解放战争决胜阶段至关重要的三场战役,这三场战役合起来共计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人,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几乎摧毁殆尽,为中国人民走向全国的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自从1947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解放战争的战场逐渐从解放区推向了国统区,一步步逼近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

到1948年7月的时候,国民党的兵力已经从战争初期的430万人减少到了365万人。

此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从战争初期的120余万人增长到280万人,其中一线作战的野战军兵力则达到149万,武器装备也非常精良。

在战略上,我军的各大解放区都已经连成了一片,对国统区形成了包围之势,战役打响之后可以互相策应支援;而国民党军能用于一线作战的174万人,被我军分割于沈阳、北平、西安、武汉、徐州等地,战略上可以说是非常被动。

在经济上,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已经基本上完成,农业的飞速发展促进了解放区工业的发展,进而令经济增长迅速,人力和物力都有非常充足的保障;而国民党因为其贪污腐败,上层买办阶级牢牢把控国民经济,令国统区的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美国的贷款又迟迟不肯拨付,导致国民党根本拿不出钱来支援前线打仗。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央首长们从全国的战局出发,认为与国民党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正式打响,东北野战军南下锦州,切断北宁线,令锦州成为了瓮中之鳖。

蒋介石见锦州被围,惊恐不已,紧急飞赴沈阳指挥,他先后组建“西进”、“东进”两个兵团,妄图东西夹击,支援锦州。

但是他们的图谋被英勇的塔山阻击队掐灭在了半路之上,塔山阻击队以“坚决固守、寸土不让”的方针令“东进兵团”不能越过塔山一步,而西进的廖耀湘兵团则慑于我军的战斗力,始终徘徊不进,最终令蒋介石的计划完全失败。

在锦州被我军攻克之后,国民党军队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变得人心涣散,他们有的起义,有的投降,我军先后拿下长春、沈阳,直至东北全境解放,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不久,我军于1948年11月6日夜间发起淮海战役。

这场战役一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我军将第7兵团12万人全歼,第7兵团司令员黄百韬阵亡;第二阶段,我军将第12兵团围歼于双堆集,第12兵团司令员黄维被俘,歼灭第16兵团大部;第三阶段,我军歼灭第13兵团大部,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被俘,第2兵团司令官邱清泉阵亡,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在淮海战役进行的过程中,平津战役也于1948年11月29日打响。

我军先是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开来然后包围,截断了他西退、南撤的道路,傅作义就此变为笼中之鸟。

之后,我军逐一将围困在新保安、张家口、天津等地的敌人歼灭,一举解放了天津和塘沽。

在天津解放之后,北平的25万人顿时陷入绝境之中。

没有了退路的傅作义只好宣布起义,接受了我军的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也由此胜利结束。

三大战役的胜利基本决定了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不可超越的历史地位,西南战役因此难以与之比肩。

二、渡江战役,宣告国民党的统治覆灭

在经历了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部队几乎被消灭殆尽,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兵力则增长到了400万人,他们斗志昂扬,装备精良,作战经验丰富,已经完全有把握战胜剩余的国民党军。

蒋介石为了给自己赢得时间,于是假惺惺地宣布下野,令代总统李宗仁与我党谈判。

而背地里,蒋介石却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继续调动各处兵马,在江南各地抓壮丁补充兵力,妄图依托长江天险东山再起。

到1949年4月的时候,蒋介石已经在宜昌至上海的长江沿线部署了约70万人的兵力,同时还有各种舰艇133艘,以及英美的军舰伺机而动,空军300余架飞机也部署于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准备随时支援海军。

长江是中国的第一大江,自古以来都被视为天堑,易守难攻,不易航渡。

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没有海军,更别提军舰了,因此面对长江无疑还是一场恶仗。

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和平谈判破裂。

当天早晨,长江沿岸的解放军阵地全面警戒,随时准备渡江。

然而,上午9时许,英国的“紫石英”号军舰却由东向西,强闯人民解放军的防线,解放军立刻发出警告,但是英国人不为所动,继续强行航行。

我军面对英国帝国主义的蛮横挑衅,予以了严厉地回击,立刻炮击“紫石英”号,双方由此发生激烈炮战。该舰最终被我军击伤,搁浅于镇江附近江面。

当天下午13时,英国的“伴侣”号军舰前来接应“紫石英”号也被我军击伤,仓皇逃窜。

这次炮战,宣告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依仗船坚炮利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4月21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东、西两突击集团分别从镇江、江阴间和贵池、湖口间渡江。

英勇无畏的解放军战士们,仅仅依靠简陋的木帆船,迎着国民党军队陆海空协同的炮火阻击,千帆齐发,仅仅用了一天时间便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千里江防。

胜利渡江后的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了被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南京城,南京总统府被我军占领。

之后,我军又相继解放武汉、上海,直至长江口外的崇明岛,渡江战役胜利结束。

渡江战役在难度上并没有三大战役那么大,但是此役的政治意义显著,这一伟大的胜利彻底宣告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覆灭,预示着一个新的中国即将诞生。

同时在战略上,渡江战役的胜利也为我军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

因此,西南战役的地位也很难超越渡江战役。

三、西南战役,起义人数占歼灭总人数的60%

在经历了渡江战役之后,国民党军最后的主力也丧失殆尽,残存的150万人不是老弱病残,就是新兵蛋子,这些部队纷纷溃退到华南、西南和台湾省等地。

中国的西南地区有秦岭、大巴山和武陵山山脉,如同一道天然的围屏,隔断了川黔与内地的联系。

因为地处深山老林,当地的土匪可以说是异常猖獗。

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不惜与土匪为伍,双方勾结在一起形成了一支特殊的势力,想要进行最后的挣扎。

蒋介石先是将白崇禧集团和粤军余汉谋部组织在一起,形成湘粤联防,妄图阻止解放军向两广进军;然后他又将嫡系的胡宗南集团派遣到天险秦岭、大巴山、武陵山一带,想要据险扼守,以阻止解放军入川。

蒋介石的这一意图很明显,就是让白崇禧部在广西与四川的胡宗南部互为呼应,以云贵各军阀为后援,妄图偏安西南。

5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发出关于向全国进军的指示,其中明确指出:“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我军采取大迂回战术,绕开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区域,出其不意地穿插至敌后,从南面直取其要害。

1949年11月1日,我军正式发起西南战役,国民党军此时早已是惊弓之鸟,不堪一击。他们见到我军从后方发起进攻,犹如神兵天降,瞬间肝胆俱裂,毫无战意,逃的逃,降的降。

最终西南战役于12月27日结束,我军歼敌90万人,超越了中国历史上历次战役的歼敌人数。

而更令人咋舌的是,这90万人中有60%都是来自于国民党军的起义,纵观世界也是闻所未闻。

为什么西南战役中起义的人数会如此之多,除了害怕我军超强的战斗力外,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政治攻势。

这一政治攻势,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因为西南地区远离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当地的高层与蒋介石交情不深且矛盾严重。

为此,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就对西南地区的国民党高层人员进行了长期的思想工作。

1938年春,周恩来在汉口租界八路军办事处与西南地区的实力派刘文辉的代表邹趣涛相见,周恩来与他促膝长谈,并且要他带话给刘文辉“只要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就决不会忘记你”。

之后,中共中央的高级领导人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王若飞都先后在成都与重庆与刘文辉面谈,向他讲述了我党的思想。

1942年2月,刘文辉在重庆面见周恩来,6月更是与中共建立了秘密电台,之后他一直都跟延安在进行联系。

1949年3月,在国民党的主力基本被消灭殆尽之后,毛主席敏锐地意识到,国民党所剩的100多万人都各怀异心,战斗力涣散,因此提出了战略调整,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中指出:“今后解决这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除了天津方式,还有北平方式、绥远方式。

所谓天津方式就是通过战斗的方式将敌军歼灭,而北平方式是迫使敌军迅速、彻底地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绥远方式则是让一部分国民党军得以保留,让他们中立,之后再慢慢站到我们这一边,直至接受解放军的改编。

在1949年春季以后,人民解放军的工作队在各地都使用了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其中在渡江战役前与国民党谈判也是遵从这两种方式,只不过谈判最终破裂了。

毛主席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深知战争对于一个国家所带来的伤痛与苦难是多么的严重,为了减少人民的损失,尽快让全国的人民获得解放,这种方式无疑是最好的。

只有和平了,人民才能有稳定的生活环境,才能进行伟大的生产建设,才能令这个国家强大起来,令人民富裕起来。

所以毛主席发布的政策不光是给西南各地的国民党军指明了方向,更是给全国范围内所有的国民党军以及私人武装指明了方向。

刘文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虽然属于国民党,但是却深受我党的教育,在解放战争期间从来没有派兵支援过蒋介石,属于中立部队。

在西南战役中,他又率部起义,在他的影响下,国民党各部纷纷响应,这才令西南战役中的歼灭数如此巨大。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西南战役相比于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难度都低了很多,而且这场战役又处于解放战争的收尾阶段,所以地位自然也就没有那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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