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女儿讲述博古与毛泽东的真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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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女儿讲述博古与毛泽东的真实关系                         

2025-07-03 11:29                                        

发布于：天津市
   
文/秦摩亚

我和小妹吉玛从来没有见过父亲，所有关于他的记忆都是通过大量历史资料一点点拼凑出来的。父亲生于1907年，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家庭。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父亲正在苏州的第二工业专科学校（简称“二工”）学习，并且是苏州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毕业后，他考入上海大学，随后又因其出色的表现被推荐到苏联深造。他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致力于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付出一生。虽然曾有过失误，早期过于教条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但他能知错改正，最终为党捧心奉献，直到牺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一生忠诚于党的事业。然而，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关于他的文章在报刊上几乎无法公开，他的形象也曾被误解，甚至被扭曲成了罪人。
父亲曾在党内担任总负责整整三年半，遵义会议后虽然交出了权力，但依旧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西安事变爆发后，他与周恩来一起前往西安，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父亲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4月8日，父亲和叶挺、王若飞等人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中共中央为此举行了庄重的追悼会，并给予了他们极高的评价。
博古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博古始终尊重毛泽东，毛泽东也十分信任博古。遵义会议后不久，博古依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主动交出了大权，虽然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已经不再是党内的最高领导，所有决策都遵从中共中央的安排。延安整风前，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对博古充满信任，重要工作都交给他去做。例如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东征，便任命博古为西北办事处主席。西北地区黄土高原，土地贫瘠，生产落后，再加上国民党长期的压榨，百姓生活困苦。当时红军的到来意味着几万人的食物和衣物保障成了一个大问题。如何安抚民心、保障人民的生活以及确保军队供应，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父亲虽然有组织和宣传工作的经验，但对经济工作不多。接手工作后，他与林伯渠一起想尽办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西北经济得到了稳定与发展，解决了当地百姓的生活问题和军队的物资供应，同时也参与了为刘志丹等人的平反工作。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突如其来。这一事件没有任何预兆，其处理如何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未来。中共中央决定后，派遣了得力干将负责落实决策，父亲与叶剑英被安排去西安协助周恩来处理事变后的局势。父亲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党的工作。在西安，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与西安城中的各方势力对捉蒋和放蒋的意见不一，如何统一各方认识、发动党员深入基层工作至关重要。父亲深入群众，做了大量工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父亲与周恩来共同签发了两份重要电报，分别是与宋美龄、宋子文谈判结果的电报，以及《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1937年2月11日，父亲还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西安事变经过与结束的报告。
西安事变平息后，国民党军开始停止围剿红军，转而集中力量对抗日本侵略者。此时，父亲的工作重心也转向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1937年8月下旬，父亲受中共中央委派，前往南京担任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主要负责与国民党就国共合作问题展开谈判。作为中共代表团的重要成员，父亲与国民党当局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进行了多轮谈判，其中国共合作宣言成为谈判的核心内容，它不仅是双方合作的基础，也是未来抗日统一战线的根本依据。
1937年7月12日，博古和周恩来将国共合作宣言的初稿交给国民党，蒋介石表面上同意，但其代表康泽提出修改意见，要求删除初稿中的十大纲领，并试图模糊国共合作的条件与平等地位。周恩来已经赴晋商商谈八路军抗日事宜，博古与叶剑英两人则直接与蒋介石进行了多次艰难的谈判。经过一番波折，9月22日、2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分别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文章，以及蒋介石关于《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至此，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成立。
除了与国民党进行相关谈判，父亲还关注新四军的问题。在到达南京后，他积极寻找项英、陈毅的消息，当发现有他们的消息时，便马上通过信件进行联系。最终，他与叶剑英共同提出组建新四军的方案，并在中共中央的批准下，与国民党展开了多次谈判并达成协议，成功推动了新四军的组建。
无论是与国民党进行的重大谈判，还是与中共中央的工作，毛泽东对父亲一直保持着极大的信任，并派遣他负责关键任务。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推行独裁、发动内战的反动政策。为了捍卫和平，反对内战，毛泽东派遣了包括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人在内的代表团前往重庆，与国民党展开艰难的谈判。历经40余天的交涉，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同年，又派遣了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人赴重庆参加政协会议，之后再度增派父亲参与政协宪草的审议工作。在这一系列谈判和宪章起草的过程中，父亲面临了重重阻力。特别是全国停战协定、整军方案以及关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宪章原则、人权保障和和平建国纲领等内容的实施遭遇了巨大挑战。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王若飞和父亲决定亲自飞回延安，商讨如何坚持实现上述各项协定。然而，他们的飞机在山西的黑茶山遭遇了不幸的失事，所有人遇难。
毛泽东高度重视党的新闻工作，他曾说：“枪杆子和笔杆子，革命就靠这两杆子。”中共中央把党的新闻事业交给博古，他的职责十分重大。博古与毛泽东在新闻工作上观点一致，他认为新闻事业与人民军队、人民政府同样重要，并且一生都要致力于党的新闻工作。早在1937年，红色中华社改为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时，父亲便被任命为第一任社长。1941年5月，他又被任命为解放日报社社长、新华社社长，统筹中央印刷厂和出版局的工作，负责党的新闻事业。在这期间，新华社不仅设立了文字广播，还开设了口语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和英语广播。为了加强通讯网络，新华社在敌后建立了多个总分社及分社，覆盖了整个抗日根据地，成为党的宣传和信息交流的重要平台。
博古不仅在新闻工作上为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还在党的组织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南方党务恢复工作中，他带领团队恢复和建立了16个省市的党委和党工委，发展了六万多名党员并进行了多次培训。这一系列工作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南方地区的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除此之外，博古还与叶剑英等人一起，在艰难的条件下成功救出了1000多名党内同志，并通过政治审查确保了他们的安全，为党输送了大量有能力的干部。
博古不仅在党的组织工作、新闻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也屡建奇功。无论是国共合作，还是新四军问题，他都为党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他的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