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八路军对小日子的掷弹筒非常头疼，直到一位高人出现！

志和

抗日战争，八路军对小日子的掷弹筒非常头疼，直到一位高人出现！                                                                 2026-02-08 19:48                                        

发布于：福建省
   
                                    

文|避寒
编辑|避涵

百团大战前后，八路军在近战中反复吃一种武器的亏——掷弹筒。这东西不到五公斤，两个人就能操作，专打你冲锋路上那段最要命的距离。
直到一个从德国、苏联绕了一大圈回来的四川人接手军工，局面才彻底翻盘。他造出来的土炮，射程居然比日本原版还远。
七百米——太行山里炸出来的意外
1941年春天，太行山腹地一处山沟里，一声闷响过后，一发炮弹准确落在了预定位置。
在场的人都没敢大声说话，因为谁也不确定，这门用铁轨打出来的炮筒，到底能不能扛得住。
毕竟它身上没有一样东西是"正经"材料——炮筒是从鬼子铁路上拆回来的铁轨锻的，弹体是用太行山的土生铁闷火烧出来的，连膛线都没有。

但它打响了，不光打响了，射程还远得出乎所有人预料。日军的八九式掷弹筒有效射程大概五百米左右，而这门土造的"小臼炮"，最远打到了七百米。
后来这种武器被大批量生产，战士们一个班配一门，前线部队用上之后反馈说比缴获的日本货还顺手。
消息传到日军那边，据说对方的反应是八路军搞到了留洋专家。
他们猜对了一半，这背后确实有一个留过洋的人，但这人走过的路，远比"专家"两个字复杂。

他叫刘鼎，四川南溪人。
你可能没听过这个名字，但抗战期间八路军能造枪、能造炮、能造炸药，跟这个人脱不开关系。说得再直白一点，没有他，太行山上那些兵工厂的产能，可能要晚好几年才跟得上。
掷弹筒到底卡死了八路军哪根命脉
要说清楚刘鼎干的这件事有多关键，得先讲清楚一个问题：日军的掷弹筒，到底是怎么把八路军的近战优势一刀切断的。
抗战中后期，八路军在华北打仗有一套成熟的打法——夜袭、伏击、近身格斗。拼刺刀、扔手榴弹、短兵相接，这是当时装备落后条件下最有效的战术。
日军的重火力虽然猛，但到了夜间或者复杂地形里，机枪大炮的优势会被大幅削弱，近战反而是八路军的主场。

掷弹筒恰好把这个主场给掀了。
这种武器的设计非常有针对性，它打的就是一百米到五百米这段距离。
什么概念？手榴弹投不到、迫击炮又嫌近，正好是步兵冲锋途中最暴露、最无助的一段路。日军的编制里，每个步兵小队都配好几门掷弹筒，战士刚一起身往前冲，炮弹就砸过来了。
更狠的是，这东西专克机枪阵地。
打过仗的老兵都知道，重机枪一旦开火，位置就暴露了。正常情况下你打完一梭子赶紧转移，但掷弹筒的反应速度极快，往往你还没来得及挪窝，弹就落到头顶了。
当时有个很残酷的规律：八路军的马克沁重机枪一旦连续发射，日军掷弹筒就能精准定位，直接端掉你的火力点。

火力点一丢，压制就没了，日军轻重机枪马上跟进，然后发起反冲锋。
1940年秋天的百团大战，这种窝囊仗打得太多了。关家垴那一仗打得极其惨烈，彭德怀亲自上了阵地，日军掷弹筒造成的杀伤就在眼前。
打完这一仗，他在军工部的生产会上只说了一句核心意思——敌人有的东西，我们也得有。
这个任务，直接压到了刘鼎头上。
做过特工、见过张学良、蹲过监狱——这个军工部长不简单
彭德怀把这活交给刘鼎，不是随便点的将。
朱德最早提的名，因为整个八路军系统里，论兵器制造的实际经验，没有人比刘鼎更合适。
但你要是以为他只是个埋头搞技术的工程师，那就错了。这人的前半辈子，干的事情比谍战剧还离谱。

他早年在浙江高等工业学校学机电，1924年去德国留学，由朱德和孙炳文介绍入了党。
在德国学的是机电专业，后来又转到苏联，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校待了两年多，系统学了兵器构造、爆破原理、无线电通讯这些硬功夫。
回国之后呢？没有直接去搞技术，而是被安排到中央特科搞情报工作。1931年在上海接头时被捕，关进了南京陆军监狱，后来靠组织多方营救才脱险。
1933年到了闽浙赣苏区，方志敏留下他，让他当洋源兵工厂的政委。当时红军连一门小炮都没有，方志敏跟他说：你见过炮，你来领着造。

刘鼎就用一台手摇车床，硬是造出了红军的第一批自制迫击炮。这事儿后来方志敏自己都感叹过——他们居然能造出小钢炮。
但刘鼎身上最传奇的一段经历，跟军工无关。
1936年，经宋庆龄引荐，他只身去了西安，见到了张学良。两个人谈了十多天，刘鼎给张学良分析国内局势，讲统一战线，讲抗日前途。
这番谈话直接影响了张学良对共产党的态度，后来中共中央派他做驻东北军代表。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部署完抓蒋行动之后，找来的第一个人就是刘鼎——让他立刻通过秘密电台向延安报告。那条电报，是中共中央收到的关于西安事变的第一个消息。

所以你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人员。他搞过情报，做过统战，蹲过牢房，还亲手造过炮。
1940年朱德把他调到军工部长的位置上，彭德怀、左权、杨立三三个人亲自送他去太行山上任。一路上反复交代武器的事，全靠你了。
这种人来干掷弹筒这个活儿，才有了后面那段故事。
拆铁轨、烧土铁、砍膛线——穷人的创新哲学
刘鼎接到任务的时候，手上几乎什么都没有。
没有图纸，日军掷弹筒的技术资料根本搞不到。缴获的实物样品还在从前线往后方送的路上，一时半会到不了。
他等不了，刘鼎凭着在苏联学过的兵器原理和多年的实战经验，自己动手画了第一张掷弹筒的示意图，交给郭栋才、唐成仪、石崇江几个技术员先动手做样品。

等百团大战缴获的日制掷弹筒终于送到了太行，再拿实物对照调整。
但真正的麻烦，不是设计问题，而是两道绕不过去的坎。
第一道坎：没有钢。
造炮筒得用好钢，柳沟铁厂炼出来的是白口生铁。这种铁又硬又脆，拿来做锅都勉强，做炮筒？一炮下去自己先炸了。
刘鼎的办法是拆日本人的铁路。
八路军和民兵组织夜间破袭，从敌占区的铁路线上把铁轨拆回来。一根铁轨扛回山里，在高温炉子里反复锻打，从细长的铁轨脊上截下一段，墩成四百毫米长的实心圆柱，再在简陋的机床上一点一点打眼、掏空，变成炮筒的毛坯。
一门炮筒要消耗一米多长的铁轨。
这活纯靠人力，没有动力锤，全是工人拉着自己改装的吊锤一下一下砸出来的。

第二道坎更棘手：没法刻膛线。
日制掷弹筒内壁有膛线，弹体上裹着紫铜弹带，发射时膛线和铜带咬合旋转，保证炮弹飞行稳定。可太行山上既没有加工膛线的精密设备，也搞不到紫铜。
换成一般人，可能就卡在这儿了，没有膛线就没有精度，没有精度这炮等于废铁。
刘鼎的选择非常果断，不要膛线了。
他把炮筒改成滑膛结构，弹体也改成类似迫击炮弹的短小尾翅设计，靠尾翅稳定飞行。
为了弥补滑膛带来的精度和射程损失，他做了一个关键改动——把炮管从日制的二百八十毫米加长到四百毫米，筒壁同步加厚。管子长了，火药气体推动弹体的行程就长，初速更高，射程自然就上去了。
弹体的问题则交给了冶金工程师陆达。陆达是留德归来的，他和工人孙兆熙一起，把国外铸铁韧化处理的工艺和太行山当地民间的烟火技术做了嫁接，反复试验之后，搞出了一种火焰反射加热炉。

陆达
用这个炉子把白口生铁闷火处理，出来的铸件有了韧性，能上车床切削加工了。
整个过程说白了就是三步：拆铁轨当钢用，烧土铁当弹壳，砍掉膛线换思路。
每一步听着都像是在开玩笑，但就是这么个"三无产品"，1941年春天试射成功后，射程达到七百米，比日军原版远了将近两百米。
而且它还有一个意外的优势——能同时通用自制炮弹和缴获的日军炮弹。打到后来前线部队反映，这东西比日本货好使。
从1941年开始，太行兵工厂把掷弹筒的生产铺开了。水窑一所、高峪三所同时开工，后来其他根据地也学会了这套技术。主力部队一个战斗班配一门，前线的近战火力一下子就补上了。
再后来，掷弹筒的生产技术传到了胶东根据地，许世友还专门要求射程要比日本的再远五十米，胶东兵工厂的人也确实做到了。

你看，有时候穷不是问题，关键是穷的时候敢不敢把原来的路子全扔掉，用自己手里有的东西重新走一条。
刘鼎干的这件事，本质上不是"仿制"，而是"重构"。他看明白了掷弹筒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在近战距离上补上手榴弹和迫击炮之间那段火力空白。
至于用膛线还是滑膛、用好钢还是铁轨、用铜带还是尾翅，那都是手段，不是目的。
把目的想透了，手段怎么变都行。
这大概也是太行军工留给后人最实在的一句话。

参考资料：
中国军网（81.cn）：《掷弹筒：配备到战斗班的抗战利器》，详细记述了八路军军工部仿制掷弹筒的技术过程与刘鼎的组织领导。
人民网党史频道：《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军工部》，系统介绍了刘鼎任军工部部长后推动太行兵工发展的经过。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7月29日第11版：《八路军自己造出的掷弹筒》，记述了铁轨造炮、闷火处理生铁、滑膛替代膛线等关键技术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