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特别喜欢徐海东呢？就是因为徐海东曾经做出的两大贡献，是其他任何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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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为什么特别喜欢徐海东呢？就是因为徐海东曾经做出的两大贡献，是其他任何人都比不上的                   

2026-05-07 22:36                                        

发布于：河北省
   
毛主席后来回忆起那段最艰难的岁月，总是绕不开一个名字——徐海东。
在陕北的那个冬天，中央红军几乎走到了绝路上。
部队从江西出发的时候，有八万六千多人。
那是1934年10月，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突围西进，踏上了一条谁也不知道能不能走完的路。
一路上的情况越来越糟。
突破湘江那一仗打下来，走了九天九夜，一下子减少了三万多人。
新编的第八军团基本上打光了，全军团剩下一千来人，番号后来都撤销了。
到了1935年春天，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人数只剩下两万四千左右。
到了六月份跟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时，又减到了一万八千。
过完草地之后，中央纵队和一、三军团总共就剩八千人。
这八千里，还包括那些一路硬撑着走过来的伤病员，包括面黄肌瘦从没吃过一顿饱饭的战士。
当时有个师长，本来是带着一个师的编制从江西出发的，到陕北的时候改编成了大队，手下就剩下一个大队的人数。
他自己骑着马走在队伍前面，不敢回头看，说一看就把整个大队看完了，队伍稀稀拉拉没几个人影。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终于走到陕北吴起镇。
陕甘苏区当时是全国最穷的地方之一，土地贫瘠得很，交通也闭塞，人烟稀少。
当地老百姓自己吃饭穿衣都成问题，根本养不活这么一支外来的队伍。
那个时候，国民党方面对陕北苏区的描述是，“如果认为红军在那里能够存在下去，那将是荒唐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中央红军到陕北的时候，冬天已经来了。

战士们身上穿的是从南方一路走过来的单衣，有人穿着草鞋，有人光着脚。
北方的冬天跟南方不一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气温低到零下十几二十度。
战士们哆哆嗦嗦挤在一起取暖，还要随时准备打仗。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前，有一支部队已经先到了。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三千来人扛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子，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
这支队伍平均年龄最小，很多人还是十几岁的娃娃兵，但他们打了一路大仗恶仗。
在独树镇那一仗，部队被国民党军提前堵在路上，情况危急，政委吴焕先抓起一把大刀冲到前面，喊了一声“共产党员跟我来”，硬是把局面稳住了。
副军长徐海东带着部队拼命顶上，白刃格斗了好几个来回。
天黑以后连夜突围，这才闯出一条路。
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那边打出了名堂，粉碎了敌人两次“围剿”，部队不但没被打垮，反倒越打越多，发展到四千多人。
1935年7月，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二十五军切断西兰公路足足十八天，牵制了大量敌军。
9月15日，这支部队到达延川永坪镇，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
三天后，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总兵力七千余人，徐海东任军团长。
合编之后，红十五军团马上投入战斗。
当时国民党军正在对陕甘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形势紧张。
徐海东和刘志丹商量战术，决定来个“围城打援”——先把甘泉县城围住，等延安的敌人出来救，在路上设伏收拾他们。
伏击的地点选在劳山以南一片山坡上，布下口袋阵。
9月28日，部队包围甘泉，29日，敌人果然上钩钻进口袋里。

战斗打得很惨，敌人装备好，红军伤亡很大。
战后统计，光是在劳山战役烈士陵园里，就整齐排列着三十三座红军墓，都是一些年轻的生命，墓碑上没有名字。
劳山战役的胜利，加上后来榆林桥等战斗打下来，红十五军团站稳了脚跟，给陕北根据地打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
中央红军到陕北的时候，面临的最大问题还不是打仗。
杨至成当时是红军采办处主任兼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
毛主席和周总理让他盘了一下家底，结果一算账，全军上下总共只有一千多块大洋。
周恩来看着这个数字，急得不行。
马上入冬了，七千多人要吃饭要穿衣，马匹要草料，伤病员要药品，到处都要用钱。
更何况红军纪律严明，买东西不能白拿，花多少钱办多少事。
可是陕北这个地方又穷，群众手里也没钱，想买都买不着。
国民党方面还在不断调兵围剿，二十多万敌军对陕北苏区分割包围，随时可能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进攻。
外部有敌，内部无粮。
中央红军这几千人跑到这里来，能不能站住脚，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
这个时候，毛主席想到红十五军团。
徐海东的部队比中央红军早到陕北一个多月，跑了那么远的路，不但没减员，人数还比出发时翻了一倍。
这支队伍不仅人多，还带着在鄂豫陕缴获的一些家底。
1935年11月，毛主席提笔写了一封信给徐海东，内容不长，大意是部队过冬吃穿遇到了困难，想借两千五百块大洋。

信写得很客气，用的是商量的语气，没有用中央命令的方式直接要钱。
这说明什么？说明即使是毛主席，心里也没数。
中央红军当时不到八千人，一贫如洗，衣衫褴褛。
徐海东手上的红十五军团有七千多人，兵强马壮。
论兵力，双方差不多，论装备给养，中央红军差远了。
红十五军团原来的上级是红四方面军，张国焘还另立了一个中央。
这个时候徐海东认谁不认谁，谁也说不准。
借条送到红十五军团的时候，徐海东刚从战场上下来。
徐海东把供给部部长查国桢找来。
查国桢掰着手指头给他算账：部队添冬装要用多少，买药品要用多少，买盐买油又要多少，算来算去一共需要三千块左右。
然后告诉徐海东，军团总共还剩七千块大洋。
徐海东听完之后没有犹豫，当场拍板：留下两千块给军团自用，剩下五千块全部送给中央红军。
查国桢不明白，说咱们自己也不宽裕。
徐海东说了句话：“通不通，三分钟。你们对中央不能做‘守财奴’！”
第二天，红十五军团供给部就把五千块大洋送到了中央红军后勤部。
同时还在信里明确回了一句：“红十五军团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
派人送钱的时候，徐海东还命令部队把缴获的部分武器弹药、药品、布匹都送过去，每个班挑一把最好的机枪送给中央红军，连红十五军团最精锐的骑兵团，也直接交给中央指挥。
这一下子解决了大问题。

五千块大洋不是一个小数目。
按照当时红军指战员的生活标准，这笔钱足够一个师吃穿用度很长时间。
中央红军拿到这笔钱，冬装有了着落，伤病员能买到药品，指战员能吃上一口热饭。
更重要的是，有财力支撑，部队的士气就不一样。
后来彭德怀见到徐海东，说了句实在话：“那一批钱真是雪中送炭啊，应该感谢你财神爷！”
多年之后，毛主席提起这件事还说：“那时候，多亏了那五千元钱啊！”
五千块大洋的意义，说到底是解决了肚子问题。
但比肚子问题更麻烦的，是红军的统一问题。
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前，发生了一件大事。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红一方面军经过长征长途跋涉，兵疲马乏，到了一万八千人。
红四方面军刚从川北根据地出来，粮弹充足，人强马壮，有八万多人。
两支队伍站在一起，一眼就能看出谁穷谁富。
张国焘的心思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变的。
起先的态度是主动迎接中央红军，到了后面变成主动索权，最后干脆不听中央指令北上，自己带着部队南下。
1935年10月，也就是中央红军刚到达陕北的那几天，张国焘在卓木碉公开宣布另立“中央”，自任主席。
他电台里向陕北通报的时候，根本不称中共中央，只叫一声“陕北同志”。
这种称呼上的降格，背后是政治上的决裂。

张国焘手上还有四万多人，是陕北红军的六倍。
中央红军当时面临的不光是一个挨饿受冻的问题，还有一个张国焘明晃晃在那里另立山头的问题。
你说是中共中央，人家不认你；手上就几千人，人家有四万多人；你说的话人家不听，人家还觉得自己才是正宗的。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红二方面军的到来。
贺老总组建了红二方面军，加上红一方面军，总兵力达到三万人以上，跟红四方面军的差距在缩小。
更关键的是贺龙的态度让张国焘不得不收敛。
在后来三大主力会师前的一些会议场合，贺龙直接警告张国焘，要他别说不利于团结的话。
这种直来直去的表态，对张国焘形成了很强的心理震慑。
但这些还不足以彻底解决问题。
真正让张国焘彻底认栽的，是徐海东的选择。
红二十五军原来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张国焘是老上级。
1935年冬天，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消息已经传开来。
陕北根据地内部也有疑虑：徐海东是听原来的领导，还是听党中央的？这个问题悬在所有人心里。
如果徐海东带着七千人马倒向张国焘那边，陕北的中央红军立刻就陷入被夹击的困境。
但徐海东的选择没有任何含糊。
在借条答复的信里写下的那句话——“红十五军团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仅仅是一句对借钱一事的回应，更是一次政治表态，是在张国焘公然分裂的背景下宣布自己的政治立场。
徐海东把钱送过去之后，还开了一次连以上干部会议，动员部队支援中央红军。
缴获的武器弹药、从战场上缴获的布匹药品，全部拿出来送过去。

整个红十五军团上下对这件事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有些人觉得中央的路子跟红四方面军不一样，有些人觉得应该保留一些家底，但徐海东的态度非常坚决。
他说的那句“你们对中央不能做‘守财奴’”，后来被很多人记住。
在他看来，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钱物交接，是一次政治上的站队。
就这一站，整个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在会宁会师的时候，红一方面军加上红二十五军编入的部分，再加上贺龙的红二方面军，总兵力已经超过四万，比红四方面军在南下受损之后的人数还要多。
张国焘发现，他不仅失去了政治上继续挑衅的依据，连军事上的优势也被抵消了。
手里的人马在百丈关那一仗被打得损失过半，想分裂也没了底气。
徐海东自己后来在自传里说起借钱的事，只用了一段很朴素的话：“当杨至诚同志拿着毛主席批的条子，要二千五百块钱时，我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他说全部七千元。我说留下二千，其他五千元全部送交中央。当时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中央。”
他没有觉得自己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没有提任何条件，没有要求任何回报。
他说的是“应该”。
这两个字，分量很重。
1955年授衔的时候，徐海东正在大连养病。
他得知中央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排第二名，心里很不踏实。
他找到周恩来说：“我长期养病，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大将军衔我受之有愧啊！”
这是实话——从1940年开始，他的身体状况就不行了，大口大口吐血，完全没法正常工作。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他都在养病，基本没有参与。
在他的理解里，授衔是论战功的，他没怎么上过战场，不该排这么高。

但毛主席的态度非常明确：徐海东不但要评大将，还要排第二。
第一是粟裕，战功确实无可争议；排在粟裕后面的就是徐海东。
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是八个字——“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这八个字，一字千金。
中国革命史上，有很多人立过大功，但没有哪个人同时被贴上“最好的共产党员”和“有大功”两个标签。
能同时拥有这两个称号的，全国也找不出几个。
徐海东的“功”，不是杀了多少敌人、打了多少胜仗，而是在最关键的节点上做出了最关键的选择。
一句“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一次五千块大洋的援助，把七千人的部队完整编入中央红军序列。
这三件事，哪一件都做在点子上。
晚年他在自传里是这样形容自己的一生的：“党把我一个没有文化、受尽旧社会痛苦、百事不懂的手工业工人，培养成一个高级将领。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道路是光荣曲折的。”
话不多，但字字实在。
那个陕北的冬天，寒风凛冽，红军处境艰难。
但正是在那种极端恶劣的条件下，有人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回答。
七千人的部队，可以跟着老上司继续闹革命，也可以跟从党中央决议。
五千块大洋，可以自己留着给部队改善给养，也可以全部交上去解燃眉之急。
这些选择在今天看来也许顺理成章，但在当时，每一个选择都伴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选择之后没有人能预知结果如何。
但徐海东就是这么选下去的，从没犹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