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与《史记》到底区别在哪？不妨看看毛主席的客观评价

高山

《资治通鉴》与《史记》到底区别在哪？不妨看看毛主席的客观评价                                                                   2026-06-17 16:58                                        

发布于：天津市
   
       中国历史上素有二十四史之称，而其中最令人称道的，当属《史记》和《资治通鉴》。《史记》自古便被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文字厚重而灵动；而《资治通鉴》则被评价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彰显治世智慧与宏观格局。既然两者都是史学巨著，且在内容上存在不少重叠，那么它们之间究竟有哪些区别呢？事实上，前人对此已有大量研究，甚至毛泽东也曾深入剖析过这两部大作。本文便尝试从毛泽东的视角，解析《史记》和《资治通鉴》的异同与精髓。

首先谈谈《史记》。这部作品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远影响。1937年5月，中华民族危机四伏，学界纷纷开始探讨《史记》的史学价值与文化价值。当时著名出版家与教育家张元济亲自编写了《中华民族的人格》，书中大量引用《史记》内容，强调在国家危亡之际，必须弘扬书中舍身取义的精神。张元济特别指出，真正理解司马迁在《史记》中体现的价值观，并将其发扬光大的人，是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是如何被《史记》影响的呢？资料显示，早在青年时代，他便深受司马迁影响。毛泽东感慨司马迁遍历名山大川、考察史料，曾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写下：司马迁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自那时起，毛泽东便领悟了《史记》的重要理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思想后来成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闪亮的金句，也融入了毛泽东思想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核心方法，成为共产党人工作与实践的重要指南。

在革命斗争艰难时刻，毛泽东尤为感慨司马迁创作《史记》时面临的选择：是从容赴死，还是忍辱受宫刑？毛泽东高度赞赏司马迁的忍辱负重，并将其所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奉为人生准则。1944年，他在《为人民服务》中提出：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而替法西斯卖力，则轻若鸿毛。在毛泽东看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巨作，更是思想宝典，它教会人们在困境中坚守信念、无畏牺牲。可以说，《史记》在他心中是一座超越历史的精神宝库。

那么，毛泽东如何看待《资治通鉴》呢？他首先评价，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也是一部大书。《资治通鉴》由司马光等人历时19年编写，记载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的历史，全长1362年，可谓浩如烟海，堪称史学巨制。毛泽东晚年多次与孟锦云讨论此书，认为其最大优点在于开宗明义。《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开始，周天子无原则、无是非，随后天下自然是非混乱，司马光以此警示上梁不正下梁歪。

此外，毛泽东称其叙事有法。《资治通鉴》采用编年体，以时间为线索，但司马光巧妙运用倒叙、插叙与总结，使史实详略得当、重点突出。例如描写赤壁之战，他用五分之六篇幅描述孙刘战前筹备，仅用六分之一篇幅描写战场交锋，却完美展现了决策者对敌我态势的判断和全局把控，精彩绝伦。第三点是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不仅记载国家兴衰，也记述个人命运，其中霍光的兴衰尤其精彩，点评精准，字字珠玑。毛泽东总结称，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书，他自己已读17遍，每读都有深刻收获。

那么，《史记》和《资治通鉴》到底有哪些区别呢？首先，创作过程截然不同。《史记》由司马迁个人历时14年撰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这是一部个人心血结晶，司马迁实地考察、深入用心，为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奠定了基础。而《资治通鉴》则是司马光与司马康、范祖禹、刘恕、刘攽等多人协作完成的官方工程，背后还有宰相级别的辅佐人员参与，历时19年编纂而成，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作品。由此可见，《史记》以人物与事件为核心，强调个人观察与考察；《资治通鉴》则以时间为轴，团队合作、官方支持，重在编年系统。

其次，在立场上有所差异。1954年12月，毛泽东曾评价，中国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而《资治通鉴》的立场观点属于封建统治阶级色彩浓厚。《史记》对汉高祖有客观评价，例如其好色、无赖，甚至面对儒生的荒诞行为，展现鲜明个性。这也是为何电视剧《汉武大帝》中，汉武帝读到司马迁作品时几欲吐血，这部书在官方历史中一度受到压制。而《资治通鉴》则不同，司马光本朝人编本朝史，往往赞美当权者。例如描写赵匡胤时，将其塑造成十全十美、英明勇敢、低调受人爱戴的人物，毛泽东对此也表示疑问：十全十美，全信行吗？可见，《资治通鉴》在立场上更偏向帝王视角，而《史记》则保持了较大的客观性。 第三，本质上，《资治通鉴》是为帝王以史为鉴而作，虽对社会亦有借鉴意义，为毛泽东及共产党革命道路提供经验教训，但核心依然是帝王读物。而《史记》则以记录真实历史为本，既记载国家大事，也讴歌各类人物。例如李广虽不被汉武帝重视，李陵遭受冤屈，项籍被汉高祖辱骂，司马迁皆予以记录。《史记》关注的，不仅是成功者，也关注普通人及悲剧人物，因而成为毛泽东及共产党人精神上的礼物，甚至在民族危亡之际，成为重要信念的支撑。这，正是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