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位晚明文人的书风与人生

海燕00

末世如何自处：“既复杂又普通”的晚明文人（图）   

        2016年06月03日 16:21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丛涛

倪元璐 行书杜牧诗轴

展览：新理异态——明末清初五家书画展
时间：2016年4月30日至6月30日
地点：故宫博物院武英殿
在中国艺术史的叙述中，“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是对于书学发展的基本认识，到了明代，最著名的书法家首推吴门的文征明与松江的董其昌，其风流蕴藉的书风不仅独步当时，更令清代的康熙、乾隆皇帝为之倾倒。但是，就在明代文人努力建构精致典雅的审美趣味的同时，一种强调个性抒发、注重风格创造的美学观念也在酝酿之中，并逐渐发展为一股对于“奇”趣的审美追求。于是，在我们钦羡于“吴门四家”的儒雅之际，往往还会惊叹于徐渭的落魄癫狂与八大山人的白眼向天。当然，还包括故宫武英殿“新理异态——明末清初五家书画展”中呈现给我们的五位书法家：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与傅山。
“新理异态”的说法来源于康有为，除了晚清倡导君主立宪的改良派政治身份，他也是碑学书法的有力倡导者，《广艺舟双楫》对于书学发展的影响毫不逊于他的另外一篇名作《孔子改制考》对于思想领域的颠覆。康有为在讲到晚明书法时认为：“明人无不能行书者，倪鸿宝新理异态尤多，乃至海刚峰之强项，其笔法奇矫亦可观。若董香光，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奇寒俭，若遇大将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气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这段话传达了两个信息，其一是康有为虽然认可董其昌书法的妙处，却更推崇刚健雄强的个性风格，“休粮道士”与“大将军厉武”的比喻可谓生动；其二是康有为从倪元璐的行书引出了“新理异态”的观点，为我们今天理解明末清初的书法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角度。
所谓“异态”，指的是形式风格上的变异，就是说明末清初这五位书法家的风格与当时普遍流行的秀丽典雅的风格有很大差异，而造成变异的根本则在于新的美学观念的产生，这就是“新理”。要追问晚明文艺方面“新理”产生的原因，还要从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想与文人心理入手。涉及明代的思想，头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王阳明的“心学”，其通过“致良知”的内心追问，为整个明代关注人本身、富于个性解放色彩的思想潮流奠定了基调。
除了王阳明，在晚明引起巨大争议的思想家还有一个李贽，这位自称“倔强难化”公开质疑圣人之言与孔孟之道的叛逆者提出了“童心说”，是当时个性解放潮流中最为激进的代表，后来常常被看作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思想先驱。指向内心与天性的思想潮流，为晚明张扬个性的艺术风格提供了基础。但光有思想还不够，文学艺术中强烈的风格创造与表现力总是在现实的残酷挤压和内心的焦虑苦闷中诞生的，晚明这个繁荣而又危机四伏的时代恰恰提供了这个必要条件。
首先，晚明的文人面临着政治文化精英阶层的身份焦虑，城市工商业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达令市民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提升，附庸风雅在商贾富户之中颇为流行，这一点在万历年间写就的《金瓶梅》中就得到了生动的体现，看看书中对于清河县城暴发户西门庆书房的描写，我们就不难体会在晚明的富庶城市中，风雅和流俗间的界限多么模糊。于是，旧的文人趣味逐渐被吸纳到市民文化之中，虽然此时文人的生计大多依赖于前来购买诗文书画的主顾，但至少在精神上，他们仍然希望坚持其优越地位，借助创造新的美学趣味以突显其超越流俗的精英身份就是他们采取的一种策略。
除了面临精英身份的焦虑之外，他们还不得不面对内忧外患的现实和郁郁不得志的仕途。武英殿展览中呈现的五位书家，都经历了晚明万历、天启、崇祯三朝，除了最年轻的傅山主要活动于清初，其他四位都供职于明廷。而他们出仕的这段时期，恰好是明朝衰亡的转折时期，这一点在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得到了生动入微的描述。长期怠政而贪财的万历、因“梃击案”、“红丸案”而仅仅在位一月的光宗、热衷木工重用阉党的天启、疑心重重而无力回天的崇祯，晚明可谓君昏臣暗百弊丛生，而在朝为官还要应付党派间的倾轧和阉党的迫害，稍有不慎就可能丢官去职乃至性命之虞，危巢累卵更何谈抱负功业。于是，对于这几位生逢末世的书家，唯一的寄托只能是“文人末技”的诗词书画，只有这个途径才能冲散他们胸中积郁难平的块垒，也只有这个途径才能宣示他们绝非逢迎流俗之辈，其笔下张扬恣肆、激荡跳跃、矫健奇怪的行草书法，终于使他们开创了艺术史的一派新局面。
但历史似乎也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以艺术史观之，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五人实为明末清初开创行、草书新风格的一代大家，但在传统“知人论画”以人品观书品的鉴赏体系中，他们的地位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极。其中黄道周、倪元璐与傅山，在入清以后仍然受到包括新统治者在内的文化精英阶层的推崇，这不仅因为他们在书法上的成就，还包括对于他们品行的认可。倪元璐闻明亡而自缢殉国，黄道周则抱定“大明孤臣”之念兵败就义，遗民傅山入清后亦因拒赴博学鸿儒科的考试而博得士林的尊重，其品德节操都在一定程度上被转化为对他们书法中“气骨”、“刚健”等审美因素的依据。
相比之下，张瑞图在后人眼中则落得个“其字天下奇，其人姑置之”的评价，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他在魏忠贤专权之际获得迅速擢升，并曾为魏忠贤生祠缮写碑文，由此被崇祯帝划为阉党，为后代士林鄙薄。其实，遍查明史，张瑞图作为阉党的罪证无非就是以书法获得魏忠贤的赏识，并为魏忠贤书写了碑文寿屏之类，很难说是大奸大恶之辈。这倒也很像同为“晚明四家”的董其昌，这位文坛祭酒也曾因“民抄董宦”事件而被怀疑鱼肉乡里。但终归晚明阉党肆虐对文人造成的心理伤害太深重，即便是曲意逢迎也已经突破了文人的底线，大节有亏始终令张瑞图难以见容于后人。
在清人眼中，王铎绝对比张瑞图更为不齿，这位早年曾因直言敢谏而与黄道周、倪元璐并称为“三株树”的大明忠臣在李自成攻陷北京之后继续扶保南明弘光朝廷，担任了内阁次辅的要职，却在多铎率领清军进攻南京之际率百官献城投降，成为明朝降臣中官阶最高的一位。当年与王铎一起率众在雨中跪迎清军的，还有那位因水凉而拒绝与柳如是一起投水殉国的钱谦益。王铎降清不仅使他遭到了明朝遗民的唾弃，即便在清朝统治者和史家眼中，他也绝非正面形象，一旦政局稳定而需要借“崇奖忠贞”维护统治的时候，他便与洪承畴、祖大寿等人一样被乾隆皇帝打入《贰臣传》。晚节不保令王铎早年力图营造的忠臣形象毁于一旦，使他在清廷的猜疑冷落中度过了纠结压抑的晚年，同时也殃及后人对其书法的评价，与傅山等人同样刚健奇矫的连绵行草，却被归为“恶趣”而无人赏识。
刚直忠贞也好，投机谄媚也罢，摆脱人品与书品间互为表里的传统道德预设，明末清初这五位书家，都曾经是生活在那个特定的、真实的晚明社会里的人，与当前的我们一样既复杂又普通。但是通过那些流传下来的书画作品，我们或许能够从奔突跳跃、盘曲顿挫的笔墨线条中，寻到一条感受他们的内心情感、认识那个风雨飘摇时代的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