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中国沿海海盗行为是华人早期的移民一种模式

思雨

明清时中国沿海海盗行为是华人早期的移民一种模式   

        2016年06月01日 08:47
                   作者：安介生

核心提示：我们通常所说的“海盗”。所谓“海盗”大多数不过是沿海地区无法维持生计的普通百姓而已。甚至有研究者指出：正与早期欧洲殖民者实质为海盗相类似，明清时期中国沿海有规模的海盗行动，实际上也是华人早期移民东南亚的一种“模式”。

影视作品中的中国海盗形象 资料图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安介生，原题：为什么华侨注定要遭遇苦难
一部中国海外移民史，从一个侧面来看，就是一部苦难遭遇史。无论是早期东南亚等地的“红溪惨案”、“苦力贸易”，还是后来北美地区的“排华潮”及“排华法案”，海外华人的历史似乎累积了太多的矛盾、冲突和痛苦！每一部严肃的海外移民史著作，都无法回避这些问题；每一位研究者也都需要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思索与解读。然而，由中国学者所撰写的华侨史著作，不免给人以“先入为主”或“偏向一方”的“单方面叙述”的嫌疑。在这里，强调“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似乎与学术公正出现了矛盾与不和谐，进而影响到著述的权威性与可信性。那么，海外华人所经历的这些苦难是否能得到更广范围的认可与认同呢？
2016年伊始，两部关于海外移民研究的重要著作问世，再次引发了学界对海外华侨（华人）史的兴趣。一部是刚刚过世的美国学者孔飞力所著的《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中译本（下文简称《他者》，引用只标页码），另外一部就是著名华人学者王赓武的《天下华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两部著作存在很大的不同，《他者》是一部整体性强、造诣精深的史学著作，而王著则是一部多年研究所积累的论文合集。作为海外华人的一员，同时也是一位阅历丰富的文化学者，王教授本人擅长于理论与概念的梳理，同时对海外华人的感受有着非常深切的理解。而作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西方学者，孔飞力更重视海外华人历史整体研究，“大历史”、“大叙事”的特征十分突出。他特别强调了海外移民史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移民是中国近现代史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至少从16世纪以来，中国史就不能不包括海外华人史，而海外华人史也同样不能不结合中国史，唯有如此，方可成其为一个完整的研究领域。”（《前言》第5页）这种宏观观点与研究取向，涉及整个中国史乃至华侨史的学科建构，应该能给有责任感的中国学者不小的触动，特别是在史学研究广受“碎片化”诟病的当下。感动之余，不免充满期待与好奇：华侨华人史研究最早兴起于民国年间，即二十世纪前半期，迄今成果相当丰硕，著述如林。我们很想知道，一位西方学者将如何重新再现这段纷繁复杂的历史，解读这份由无限挫折与磨难所凝结而成的沉重记忆呢？
为了帮助理解海外华人的不同境遇，孔飞力根据迁入地的不同进行了区域性的类别，提出了“殖民地”与“移民社会”的差异。“华人移民在殖民地的生存环境与他们在移民社会的生存环境存在天壤之别。殖民地包括东南亚（尤其是荷属东印度）、加勒比地区以及秘鲁；移民社会则包括北美和澳洲。”（199页）这自然给了我们解读这部著作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二等公民”论
关于中国华侨史研究的上限与下限，业已问世的几部华侨华人史重要著作似乎并不完全一致。多数学者将中国海外移民史的发端，上溯至中国海外接触与交往的历史，或中西交流历史的开始。如温飞雄《南洋华侨通史》（上海东方印书馆1929年版）、李长傅《中国殖民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以及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中华书局2008年版）等。这样的历史前后要在两千年以上。其基本依据便是中西交通拓展，以及航海技术的进步，为海外移民创造了机遇与可能性。因此，张骞、班超等人探访“西域”，法显前往印度求法之历程，同样被视为海外移民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这种说法虽不无道理，对某些区域的移民（如向越南等国的移民）无疑是正确的，但总体而言未免有些疏阔，交往史与移民史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温飞雄又将南洋华侨的历史缩短至一千年，即从唐末黄巢事变作为首次大规模海外避难移民潮的导火索。而陈里特《中国海外移民史》（上海中华书局1946年版）与李恩涵《东南亚华人史》（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则直接将中国向海外规模性移民的嚆矢与肇端，定在了唐代。而前此时期的移民活动仅仅视为尝试性的先导，而唐代正是中国在海外影响大为扩展的时期，后来，海外人士习惯上将来自中国的移民称为“唐人”，正基于这方面的因素。
关于中国海外移民史的起始问题，孔飞力有着自己独特的取舍。他将1567年（即明朝穆宗隆庆元年）作为“现代”研究的起点，而将二十世纪末叶作为研究的终结，这样一来，中国海外移民史就限制在了五百年。他指出：“我认为，1567年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年份，因为正是在这一年，中国朝廷正式下令解除曾经长期推行，但实际有限的海禁政策。与此相应，民间贸易在移民中的作用逐渐增长。至于本书所述的下限（显然并非移民史本身的终结），我选择的是20世纪末叶，其时中国大陆融入世界经济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前言》第3页）按照这样的理念，所谓中国之“现代”，就是开放海禁，以及逐步与世界经济相融合的时代。遗憾的是，孔飞力在书中没有对这种新颖的分期做出更多的特别阐释。
多数西方学者常常难以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对移民的禁止与反对是如何的根深蒂固。正如孔飞力所云：“无疑，这就是为什么中文没有对应英文‘（向外）移民’（emigrant）的专门用语。”（49页）又“事实上，今天中文‘移民’一词的原意就是（通过国家下令）迁移人口”（12页）。海外移民根本没有合法的地位与身份。中外学者在中国海外移民史研究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迁往海外的中国移民最缺少的，正是合法身份与来自祖籍国政治权力的保障。中外研究者常常将中国海外移民的最大障碍归结为海禁政策，但笔者却以为：这种论点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忽视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根本制度与特征。中国传统社会最基本的制度之一就是户籍登记与管理制度。到明清时代，户籍制度已趋于完善与严密。如《明会典》规定：“人户以籍为定。凡军、民、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并以籍为定。若诈、冒、脱、免、避重就轻者，杖八十。其官司妄准脱免及变乱板（版）籍者，罪同。”钦定的《大清律例》几乎一字不改地照搬了这一条，且规定更为细密严苛：“沿边、沿海地方军民人等，躲避差役，逃入土夷、峒寨、海岛潜住，究问情实，俱发边远卫分充军。”在这种法律环境下，沿海居民脱离户籍制度的管束，放弃赋役的义务，就缺乏法律的保障，成为事实上的“违法”群体，也就成为官兵与官吏可以依法追杀的对象。更有甚者，华侨之出海涉及国际关系，无法回避严酷的国家利益间的对抗，擅自出海或出洋者又会背上“叛国投敌”的可怕罪名。
禁止广大百姓自由迁徙权的根本缘由并不复杂，就是为了保障朝廷赋役的征收，以及避免对现有社会秩序的扰动，或可归结为“王朝安全”。但对中国沿海地区的广大居民而言，山多田少，无地可耕，耕不足食。所以，“以海为田”、“靠海吃海”成为广大沿海居民基本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离开海上渔业与海外贸易，沿海居民就无以为生，丧失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如果成千上万的贫苦居民连生存都成了问题，那么又何谈朝廷赋役与社会秩序呢？
罔顾百姓生计的暴力政治，只能诱发出同样强烈的暴力与非暴力的抵制与反抗。暴力反抗，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海盗”。所谓“海盗”大多数不过是沿海地区无法维持生计的普通百姓而已。甚至有研究者指出：正与早期欧洲殖民者实质为海盗相类似，明清时期中国沿海有规模的海盗行动，实际上也是华人早期移民东南亚的一种“模式”（李恩涵《东南亚华人史》79页）。因而朱杰勤先生讲道：“希望有一部关于海盗的书出版，这对于我们研究阶级斗争史、中外关系史和华侨史都大有帮助。”（《东南亚华侨史》46页）应该是相当沉痛的总结。
非暴力的抵制，就是无法阻挡的民间自发的海外移民潮。孔飞力同样着重强调了沿海生态环境与海外移民之间的关联：“这一地区的生态迫使当地人必须依靠海上贸易，以弥补农业耕地的不足，从而也就使任何禁海令与移民禁令在当地几乎形同虚设。”又“有史以来，但凡饱含民众需求的事物，都不可能指望通过一纸法规就能加以禁止”（19页）。可以说，海外移民作为中国近现代移民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事实上，就是对禁止自由迁徙法规的反对与抵制。从这种意义上讲，海外移民史的五百年，与其说是走向开放以及逐步与世界融合的五百年，倒不如说是中国普通民众争取自由迁徙权益的五百年。
当然，我们更为关切的是，在近现代史上，在国内饱受官方迫害与排斥的华侨到了国外之后的情形又是如何呢？孔飞力十分客观而明白地指出：“那里的政治权力几乎都掌握在殖民者或当地王公贵族手中，任何阶层的中国人几乎都没有染指权力的机会。”（17页）这正是广大华人华侨所面临的残酷现实。在《他者》关于东南亚华人移民社会研究中，孔飞力提出或运用了不少新的理念进行分析与说明，如“殖民机制（模式）”、“殖民等级制度”“生态环境”、“亲缘群体”、“海外移民商业网络”等等，这是以往华人史研究中较为少见的。对东南亚移民社会变迁中的“殖民模式”、“殖民等级制度”问题的分析，无疑是《他者》一书的一大亮点，可谓孔飞力研究成果的“重中之重”，其中涉及华人在当地社会的地位与作用，也涉及中国海外移民史上的“屠华惨案”问题。
对海外移民史上屡屡发生的“屠华惨案”，孔飞力并没有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力求从客观公正的角度来揭示事实的真相，试图从殖民机制以及殖民社会制度中寻求答案。我们知道，尽管逃离国内法律的追究与责难，在迁居地上，广大华人大多主动放弃了对政治权力与政治地位的主观诉求，也没有参与当地殖民管理的主观故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华人能够脱离或不参与到当地殖民管理体制之中。孔飞力十分尖锐地指出：“许多中国人是因为经济原因而移居东南亚，然而，只有在当地统治者能够从他们身上获得利益时，他们才能在当地获得生存发展的空间。”欧洲殖民者开始接纳华人，正是看到利用华人，他们可以攫取更多的利益。而经过长期经商，已经逐步掌握当地经济权益的华人，也就不可能不参与到当地的殖民体系之中，并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在早期的殖民机制中，侨居当地的华人就成为殖民当局不可替代的左膀右臂”（51页）。因此，在当时的“殖民等级制度”中，华人成为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尽管在政治上，殖民体制并不属于‘他们’华人，但是，华人渐渐将重要的经济命脉控制在自己手中，并参与对它们的管理。身为华人，他们是二等公民，屈居于殖民者之下，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位居由当地土著民族构成的三等公民之上。”（52页）虽然不是主观的殖民者，但却在客观上成为欧洲殖民者的“帮办”与“助理”。由于掌握了重要的经济权益，华人又成为具有某些特殊权益的“二等公民”。孔飞力提出的“二等公民论”，恐怕是以往中国研究者所没有透彻地揭示，或不愿承认的，应该为我们理解东南亚华人的真实境遇提供启发与新的视角。
所以，应该承认，华人既是东南亚地区特殊的殖民等级制度的“受害者”，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又可以说是这种殖民模式的“受益者”。在那个特定的殖民时代，东南亚地区华人群体的成功与繁盛是无法否认的。但这非但没有给华人自身带来更大的保障与权益，反而使他们遭受致命的威胁与打击。首先是欧洲殖民者的猜忌与敌视。人数最少的欧洲殖民者居于社会的最高等级，人数猛增的华人群体自然招致他们的担忧。“欧洲人在经济上依赖华人，但在文化上对其一无所知，因此不能不产生巨大的恐惧感，再加上欧洲人一直对华人课以重税，任意敲诈，因经也可能一直惧怕会遭遇报复。”（58页）其次，对生活在最下层的当地土著居民而言，政治权益为西方殖民者篡夺，而在经济权益上又受到华人群体的挤压与争夺，也势必从内心深处厌恶华人、仇视华人。而广大华侨事实上是缺乏政治权益与强力保护的“弱者”，面对两方面的“夹击”，悲剧就无法避免地发生了。最终，华人沦为旧殖民时期东南亚社会矛盾的宣泄对象。“屠华”悲剧也就不可避免地、接二连三地上演了。如1740年（清乾隆五年），荷兰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雅加答（又名巴达维亚）制造屠华惨案，合计有一万余人遇难，时称“红河事件”或“红溪惨案”。
然而，即使是在旧的殖民时代结束之后，广大海外华人所遭遇的悲剧与苦难也并没有停息。在近代争取民族解放及民族独立的运动中，广大华人又陷入更为动荡不安的政治漩涡，由此遭受了更大的灭顶之灾。这种可怕的政治漩涡源自多重驱动因素。首先，广大华人在经历无数苦难之后，逐渐醒悟到自身悲惨的境遇主要出于缺乏祖国的政治保护，因此，以满腔的爱国热忱支援国内的政治革命，甚至有不少华侨重返国内参加革命。然而，新的矛盾与冲突又由此而出现。“东南亚的任何一个统治政权，无论英国、荷兰、法国、美国或泰国，都无法容忍其统治领域内的华人少数族群去听命于一个境外的政权。”（275页）其次，在驱赶走西方殖民者之后，为了争取更多的民族自尊与经济自主权，东南亚地区民族主义者又将广大的华人列为攻击的对象。在此，孔飞力强调：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东南亚民族主义发展与民族国家建设，都伴随着对华人的歧视与打击迫害。“正是在殖民主义的长期影响之下，形成了海外华人长期生活于其中的那样一个‘他者’社会。”（293页）
这种由殖民主义遗毒及民族主义情绪扭结而成的社会矛盾，在某种特定的状况下，很容易出现失控，从而上演新的惨剧。如印度尼西亚于1965年再次爆发迫害华人惨案，这也是有记载以来海外移民史上受害人数最多的一场惨案。孔飞力还指出，在“屠华”惨案之后，印尼官方更是强制推行排华法律与民族同化政策，“其目的旨在消灭华人作为一个特殊少数民族的特性”（312页）。尽管广大华人大多采取了顺服的态度，但是，梦魇并没有自此消散。1998年，我们又看到了大规模迫害华人事件的上演。
可以说，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今天，海外华人与当地土著居民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权益之争。否认这一点，就无法正确理解五百年来海外移民史的苦难历程，也无法理解今天海外华人的真实处境。海外华人史上的“华人惨案”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华人在政治上“不忠于”新家园。正如孔飞力所言：“当华商身居海外时，他们往往也不会与当地统治者争夺政治权力。反之，如同在祖籍地中国一样，他们向当地统治者俯首称臣，以换取某种信任……”（51页）然而，这种单方面的效忠与臣服，不可能改变不信任、敌视乃至仇视的族裔关系与矛盾。
“忍受苦难”=“奴隶”？！
中国海外移民史同样是世界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而笔者以为：孔飞力关于工业化浪潮下“帝国主义”时代中国海外移民问题的全面论述，正是基于“全球视野”，其深度与广度，较之以往研究，无疑有着很大的进步，非常值得中国学者思考与借鉴。近代工业化革命促生了英国这样前所未有的殖民帝国，而殖民帝国的产生与发展，同时引发了传统殖民体制与中国海外移民模式的改变。其中，鸦片贸易对中国海外移民史的影响十分强烈。“鸦片贸易的后果改变了中国向外移民的客观环境，并且重构了海外华人社会。随着欧洲列强进入亚洲，争夺市场、原料和劳动力，旧有殖民体制下形成的华人移民社会也在与之竞争中发生着变化。此时，在中国南方，由于外敌入侵而引发的社会动乱，则似乎为国际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104页）这就是所谓“苦力贸易”，或称“契约劳工”出现的世界历史大背景。
苦力贸易是中国海外移民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而这恰恰发生在中国“门户开放”之后。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中国海外移民的境遇，同外在的所谓“闭关”或“开放”的政策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海禁政策”的终结，以及“门户开放”的实施，对广大海外移民而言，并非福音，而是带来了一场更大的灾难。“五口通商”之后，华人出海的禁令被最终打破，但是，清朝保护海外移民法律的缺失，从而让西方殖民者获得了疯狂攫取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机会。孔飞力对鸦片战争恶劣影响的评述，让我们也看到了一位正直学者的道德良知与思想深度。“这场战争对于中国人向外移民具有双重影响。其一，西方人根据条约占有五大通商口岸之后（实际上开放的港口数量远远超过了条约的相关规定——原注），为其招募数以百万计的华工并将其运送出国，构建了合法的法律框架，并且在西方军事强权的护卫下长期延续。其二，这场战争以及鸦片贸易严重扰乱了中国沿海省份的社会秩序。成千上万人生活无着，陷于贫困，他们为求生存而不得不铤而走险（包括向外移民——原注）。因此，‘中国门户开放’不仅催生了雇佣劳工的机制，而且从社会上、经济上斩断了那些劳工的根基。”（107页）根据笔者的理解，这里所谓的“根基”，包含了这些劳工摆脱被奴役身份并回归故土的可能性。
令人感慨的是，海外移民史上这种“准奴隶制”的苦力贸易，却是发生在工业化浪潮席卷世界，资本主义日益发展以及全球范围“废奴运动”之后，这就具有了特别的讽刺意味。英国一方面作为“废奴运动”急先锋，积极通过若干废奴法案，另一方面却又是“苦力贸易”的主要推手与最大受益者。而这种“准奴隶制”的苦力贸易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初（朱杰勤先生则认为这种契约劳工制度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中期。《东南亚华侨史》113页）。孔飞力显然并不愿意将学术研究直接转化为政治法理批判，而是相当委婉地说是“某种形式的心理背离”。爱尔兰历史学家约翰·凯尔斯·英格拉姆曾经明确判定“契约劳工”制是“一种合法化的奴隶贸易”，而孔飞力则更为含蓄而辛辣地补充道：“英格拉姆敏感地意识到契约制是以伪装出现的奴隶制，但是，显然不了解该制度如何被广泛地运用于大英帝国。”（112页）这里所谓“大英帝国”，显然更多地指这个“日不落帝国”遍布全球的殖民地。
“苦力”所受的灾难，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宽容与怜悯，而是迎来更大的敌意与排挤。大量华人进入北美地区，始于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之后。正是在这现实利益的争夺中，广大华人遭到了长达近一百年的残酷排挤与迫害。“对华人的这种正式的结构性排斥，即既不允许新移民进入，又对已经进入北美的华人横加迫害，一直延续到1943年，只是在那之后，排华行为才开始（慢慢地——原注）有所收敛。”（208页）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制造了长达百年的排华风潮，是什么原因让广大华人遭遇如此严重的苦难？
无可否认，大批外来“苦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势必给其他来源的工人群体带来竞争的压力。而被迫接受低下待遇的华工，在事实上反而成为资本家盘剥与削夺其他工人阶层待遇的“帮凶”与“工具”，不可避免地引发来自当地工人阶层的愤怒与反对。忍辱负重，超常付出又缺少抗争，恰恰成为华人劳工受到排挤与仇视的根源。这也就是华人“苦力”在入居海外之后所面临的更大的困惑及悲剧。这是何等苦涩的“领悟”！“排华风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风起云涌，进而浊浪滔天的。孔飞力沉痛地指明：“奴隶制的邪恶之处，在于它玷污了那些受害者，因此，一旦那些华人的处境与奴隶制多少沾上点边，他们也就成为被玷污了的群体了。”（214页）万恶的“苦力贸易”给广大中国海外劳工带来了不仅是惨绝人寰的“地狱之旅”，更为他们日后的人生与人格上烙上了耻辱的印记。这种耻辱烙印竟然成为北美日后排华风潮的依据。北美各地排华风潮出现的前后时间，恰恰与苦力贸易持续的时间相吻合。我们也可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殖民帝国主人制造了万恶的“苦力贸易”，同时也是百年“排华潮”的真正元凶。殖民帝国主义的罪孽竟然最终由广大的华工来承担。
孔飞力指出：“促使（美国）联邦政府最终通过排华法案的决定性动因，源于白种人工人队伍日益上升的敌意，它直接影响到加利福尼亚的州政治，并延伸至全美国家层面。”（209页）与华人对抗最为激烈的，恰恰是同样处于社会底层的白人劳动者。因为“华人主要与下层白人劳动者大众发生直接竞争。事实证明，华人参与工作机会竞争而引发的矛盾，甚至比当年华人因为参与淘金而引发的敌意，还更加严重”（209页）。而在经济危机发生时，华人的困境与灾难也达到了极致。华人成为白人工作的“致命威胁”。这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白人工人的无理取闹。在客观上，“华人被认为可以在极低的水准下生活，他们所能够接受的工资水平是任何白人都无法接受的”（211页）。也可以说，在白人看来，华人可以忍受“奴隶式”的待遇与压迫，具备了“奴隶化”的人格，在本质上就是“奴隶”了。在这种状况下，“反华”与“排华”风潮，竟然可以视为“反对奴隶制”运动的一部分了。“反华”与“排华”也由此找到了强有力的“理论”或“法理依据”。
在海外移民史上，这种貌似荒唐却又不得不令人冷静思考的真实情形，也是孔飞力在《他者》一书中最为精彩而深刻的阐发之一：“排华运动的支持者们认定的一个‘事实’是：华人移民的迁移过程与奴隶贩运相去无几，而且，华人也必须完全从属于其主人。因为绝大多数华人都是被迫离开家乡的，因此是丧失了自由的人，因为没有自由，那么他们就一定是被逼为奴了。诸如此类的话语充斥着当时的排华叫嚣。”（214页）在西方人看来，忍受非人待遇而不抗争，是“奴隶”的可耻标志，是千夫所指的“恶德”。华人遭受“排斥”与“迫害”的根源，就在于他们甘愿接受“奴隶”般的待遇，带上了耻辱性的人格标签，进而严重威胁到整个美国工人阶层的生存处境。在这种状况下，排斥华人，又成为美国工人阶层反抗资产阶级压迫以及争取自身权益斗争的一部分。
这正是广大华人在海外所面临尴尬而痛苦的处境。一味指责白人工人阶层的无情与冷酷，似乎无济于事。争取平等而合理的政治与经济权益，其意义与价值不仅在于这些权益的本身，更在于争取起码的社会地位与做人尊严。而这种争取与奋争，涉及整个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不是单单关乎华工阶层自身的权益。这让我们也深切领悟到广大华人移民迁徙到海外，要适应的是，不仅是迥然不同的生存环境，更要适应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对立乃至对冲的思想观念。
结语
笔者在从事中国移民史的教学与研究过程中，十分关注研究者的身世背景。一位家族或本人有着移民经历的研究者，对移民史的感觉与分析往往是不同的。如王赓武更多地关注当代东南亚各国华人的现实状况，自然与其实际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而孔飞力生活在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出于资料及感受、观察的便利，他对北美移民史的分析与研究，显然更加全面、真实以及令人信服。独力完成一部海外移民史，孔飞力深知其中的艰难：“一部世界范围内长达五百年的中国移民史，无法全部涉及，更不用说完全涵盖各种移民路径或各种经历模式。就研究涉及的过程多种性及广泛性而言，‘面面俱到’实乃匪夷所思，我从不抱此奢望。”（《前言》）但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确是一部真正将中外学者研究成果兼容并蓄、融会贯通的力作，内容丰富，客观真实。在翔实铺陈史实的同时，又不忘从根本机制及社会历史背景中寻找新思路与新观点。分析之深入，观点之尖锐，言他人所不能言，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很难在《他者》一书中找到带有“先入为主”色彩的浮薄之论，孔飞力在书中更没有忽视史实而空发感想。
海外移民的本质在于对现实的不平与抗争，而这种抗争定然要付出惨烈的代价。五百年的海外移民史向我们证明了：真正具有向外开拓与开放精神的，正是寻求摆脱生存危机的普通中国人。正是他们用非凡的勇气以及鲜血、生命冲破旧有社会制度上的种种桎梏；正是他们凭借忍辱负重与辛勤劳作在海外建造起新的家园，从而使华人的足迹遍布全球。他们走了一条与西方殖民主义者完全不同的创业轨迹。然而，海外华人所遭遇的苦难与不公正待遇同样是罄竹难书的，他们令人难以置信地成为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所制造种种灾祸的主要承担者，书写出人类文明历史上一段无法抹灭的“黑暗记忆”。令人更为忧心的是，这些“黑暗记忆”正在为今天的人们所逐渐淡忘，先驱的鲜血恐怕由此付诸东流。
荷兰学者韦瑟林在《欧洲殖民帝国》一书中曾有意对比欧洲与中国在海外活动中出现差异的原因，他指出：“能够驱使海外欧洲人疯狂扩张的那种宗教狂热和人性贪婪，在中国是非常罕见的，还有就是欧洲人的好奇心。”（夏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中国传统思想崇尚和平主义，以“不争”、“不贪”为行为准则，总是希望通过“忍耐”与“忍让”以维持和平共处的状况。而我们看到，这些特质却恰恰成为让广大华人在海外竞争中陷于劣势的根源所在，甚至被打上“奴隶”的耻辱烙印，进而根本无法实现中西方的“平等对话”。历史与现实无法分割。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信奉的和平主义以及“逆来顺受”的民族性格，与西方世界所崇尚的“强者为王”的“丛林法则”之间，必然迎来一轮又一轮新的碰撞，但愿在海外移民史上发生的悲剧不要在新时代重新上演！（本文刊于5月22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