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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书法为其恶名所累
严嵩的书法不仅在他生前闻名遐迩,即便在他身败名裂撒手人寰后,也流传甚广,据说,“六必居”与“天下第一关”两块世人耳熟能详的匾额就是他题写的。 数点严嵩书法遗存,书法家孙熙春表示,被确认为严嵩所书的题额而无大异议的有:北京朝阳门外大街建于明代的绿琉璃牌坊上的“永延帝祚”;北京昌平区沙河镇巩华城北门之“展思门”;天津蓟县的“独乐寺”;北京老字号“六必居”;还有“天下第一关”等几处。其中“永延帝祚”、“独乐寺”(较老,似乎未经破坏)相对较为可靠。 六必居酱园店设在北京,相传创自明朝中叶,挂于店内的金字大匾的“六必居”三个大字为明朝大学士严嵩题写。六必居原是山西临汾西社村人赵存仁、赵存义、赵存礼兄弟开办的小店铺,赵氏兄弟是如何求得位高权重的严嵩的墨宝不得而知,但就字论字,“六必居”三个字写得,笔力雄奇博大,字体丰伟而不板滞,笔势强健而不笨拙,书法艺术价值极高,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高悬山海关城楼上的“天下第一关”五个大字,传说是古代一精通书法的新科进士,为报大恩,用头发饱蘸浓墨“挥头”写成赠给恩公的,实际不是。这五个名闻天下的大字,据考证也是严嵩的手笔。 留传至今的严嵩书法作品不多,均为书法珍品,大体可分为四类,一是榜书,即“署书”、“擘窠书”(大字的别称,一般为楷书),这类作品主要标题宫阙门额上,过去在北京较多,如原在西城区东大高殿外牌坊上的榜书“孔绥皇祚”、“太极先林”、“弘佑天民”、“先天民境”;西城区原景山大门上的“北上门”榜书;北镇庙正门匾额的三个大字,也属严嵩的“榜书”之列;二是碑文,如现存于湖南永州柳宗元纪念馆的“寻愚溪谒柳子庙”一文;杭州西子湖畔岳飞墓旁的“满江红”词一首,分别是严嵩在任国史编修和礼部左侍郎时的作品;三是印文,如木印正书“严嵩”、篆文阴刻汉白玉“严嵩私印”等;四是卷轴,严嵩生前此类作品最多,然而在其书法作品中保存下来的却最少,现今保存下来的“千字文”,尤属珍品,严嵩自己对此作也颇为满意,曾于嘉靖三十五年“题手书千文后”,叙述自己的书法创作经历。 严嵩的书法虽流布全国各地,但在辽宁地区却难得一见,“北镇庙”这三个字,是辽宁地区所发现的罕见的严嵩墨宝。 那么,一代大奸臣怎配写出如此漂亮的书法? 在清代,顺天府乡试的贡院大殿的匾额上的“至公堂”三字是严嵩题的。由于严嵩政声狼藉,乾隆皇帝总觉得保留那几个字不合适,想把它换掉。众大臣揣摩到皇上心思,于是一致恳请乾隆赐字。乾隆的字写得很好,也算得上是一代书法家,但他写了几回,总感觉自己的字不如严嵩的字好,索性让刘墉等书法大家来写,也不如意。最后实在没办法,才放弃了将严嵩题字换掉的想法。 嘉靖九年,严嵩在杭州西子湖畔的岳飞庙旁写了一首词,此碑文不仅词意慷慨,书法亦秀丽可观,然而,对这首词绝字美、斥奸臣泣忠良的感人之作,人们实在不愿意相信如此妙词妙字出自严嵩之手,奸贼严嵩竟为忠良岳飞题词,这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于是有人便偷梁换柱,将碑文上“严嵩”之名刮去,代之以明代的另一个学问大家文征明。 严嵩为民间酱园所题的“六必居”三个字也未能幸免于难。为了否定这三个字出自严嵩之手,有人在“六必居”的一位伙计家中找到了几张旧房契,最早的一张是康熙十九年的,于是,否定“六必居”为严嵩所作便有了“可靠的”依据。按“倒严派”的逻辑,既然“六必居”是康熙以后才开设的,那么“六必居”这三个字自然出自清人之手,怎么可能时光倒流,由明代的严嵩题字呢? 孔子的后人对严嵩的评判还算公允。迄今尚悬于孔府门额上的“圣府”二字为严嵩所题,孔圣人的后裔并未因严嵩倒台,就连他的书法一并废除,“圣府”两字依然高挂于孔府门额之上。孔家后人明事理,但周围的人却看不下去了,堂堂圣人府第怎么能够高悬奸臣题字呢? 于是,一个精心编制的故事出笼了:奸臣严嵩在朝作恶多端,为巩固自己地位,竭力与衍圣公府攀结,而衍圣公深明大义不予接纳,一次严嵩专程前来造访,衍圣公闭门不见,让他在门外的一条板凳上冷坐了两天两夜,吃了一顿饱饱的闭门羹,严嵩临走时写下了这块匾额,衍圣公见严嵩人品虽糟,书品倒还不错,念其一片诚心,便将匾额留下。迄今孔府外还放有一条板凳,据说那就是严嵩坐过的,奸臣贼子是不能进入孔府之内的,这一编排可谓用心良苦。
(辽沈晚报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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