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帝不如文帝

兰天

景帝 不如 文帝                                                                (2016-08-18  05:55:54)
宋志坚

汉文帝是文景之治的开启者。《资治通鉴》评说汉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汉景帝继承了汉文帝的不少善政，比如说，在他执政之时，皇帝亲身从事农耕，皇后亲自种桑养蚕，以其收获作为供奉宗庙的粮食和祭服，以为天下表率；皇室不接受进贡，减少太宫（即太庙）的皇家饮食供应，节省徭役和赋税，数度下诏，扫除烦苛，与民休息，严禁“雕文刻镂”，“锦绣纂组”的奢糜之风，清净恭俭，安养天下，如此等等，不失文帝风范。但实事求是地说，作为文景之治的继承者，景帝不如文帝。

仅从经历了文景二帝的晁错、周亚夫两位名臣看，景帝与文帝的差距，也就了了分明。

晁错死得很冤。他之力主削藩，全为辅佐景帝稳定大局，以免藩王“尾大不掉”而使刘氏天下陷于内乱，事实证明这并非杞人忧天。然而，当吴、楚七国以“诛错”为名作乱之时，手足无措的景帝居然与袁盎密谋，想借晁错的人头平定内乱。密谋实施之时，晁错全被蒙在鼓里，直到“上使中尉召”，尚不知会有大祸临头——他以为去执行公务，是穿着“朝衣”而被腰斩于东市的——更不知其“父母、妻子、同产（即同胞）无少长”因他而“皆弃市”。

晁错“更令三十章”而引起藩王们极力反对，其父闻讯而从颍川赶来，他想弄清晁错的意图。晁错说：“如果不这样做，天子不尊贵，宗庙不安宁”，其父说：“这样做，刘氏的天下安宁了，但晁氏却危险了。”饮药自杀前还说：“我不忍见到大祸临头！”但晁错宁以晁氏之“危”而保刘氏之“安”,对于刘氏天下，他是算得上忠心耿耿的。汉景帝呢？尽管他曾经如何倚重晁错且明知晁错无辜，但在关键时刻，只为自己苟且偷安也要让他含冤受屈。他与袁盎密谋，在“默然良久”之后，说的是“不会因看重晁错一人而谢罪天下”；他让丞相陶青等人弹劾晁错的罪状中，竟有“无臣子礼，大逆无道”；他让上尉召晁错时，还谎称是请晁错乘车巡市，连死都不让他死个明白。

周亚夫也死得很冤。有人检举其子“盗买县官器”——这是专给皇室制造的可用于殉葬的铠甲盾牌——周亚夫受到牵连，景帝交司法官审理此案。法官审案时，周亚夫拒不作答。景帝得知大怒，说我不要你的证词，也可以杀你，并将他交与廷尉审判。廷尉问：“君侯欲反何？”周亚夫答：“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廷尉说：“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此后刑讯逼供变本加厉。周亚夫受不了如此大辱，“不食五日，呕血而死”。

汉文帝临终之前曾有遗言：“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周亚夫不负此言。汉景帝满以为诛杀晁错便可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但他打错了算盘，“诛错”只是那些藩王作乱的一个借口，他们并没有就此罢手。在此临危之际，率兵平乱的就是周亚夫。要不，景帝的皇位能不能坐得下去，还得另说。周亚夫也并非明哲保身之人。景帝欲非太子，身为丞相的他曾极力反对；景帝要封皇后之兄为侯，他以刘邦遗言“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阻之；景帝要封“背主”降汉的匈奴王徐庐等人为侯，他又说“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功高权重，极为敏感，但他依然知无不言，此可谓大忠。

汉景帝就为周亚夫的直言不讳而对他心存芥蒂，最后免去他丞相之职。此后景帝“召周亚夫赐食”,则已是对这位老臣的戏弄了——所“赐”之大块肥肉未曾切开且无筷子。那一次，周亚夫是怏怏不快而去的。当景帝目送周亚夫的背影而说“此鞅鞅，非少主臣也”时，实已萌生杀心。即使没有人检举其子“盗买县官器”,周亚夫也难免一死，景帝不是说他用不着什么证词，也可杀掉周亚夫吗？怪不得廷尉会说，即使你活着不反，死了也要反的。

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作为朝臣，无论晁错，还是周亚夫，他们“事君以忠”,日月可鉴。那么，作为君主，汉景帝之“礼”呢？难道以上种种，也合乎他作为帝王或君主之“礼”的规范？

汉文帝的时代，没有出现过晁错、周亚夫这样的冤案。那个时候，不少藩王尚未成年，尽管晁错未雨绸缪，已向文帝提出要加以防患，毕竟还没有那么迫切。汉文帝与周勃的关系，却同汉景帝与周亚夫的关系极为相似。汉高祖刘邦曾经预言，“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天下者，必勃也”,周勃不负汉高祖之托，在诸吕擅权之时，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此后也曾二任丞相之职，也曾被人诬告谋反，受到关押审讯且有狱吏“侵辱”。但文帝并未打定主意要置周勃于死地，因为前有公主的证词，后有太后的分辩——“绛侯始诛诸吕，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便让汉文帝“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终于没有酿成冤案。

作为文景之治的继承者，景帝不如文帝。周亚夫军细柳，“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而且说到做到，弄得“群臣皆惊”，汉文帝反而因此而称赞周亚夫为“真将军”,汉景帝却因周亚夫对他直言不讳而心存芥蒂；汉文帝临终盼周亚夫辅佐景帝，汉景帝却处心积虑地要为“少主”除去周亚夫，尽管“臣事君以忠”,周勃周亚夫父子如出一辙，然而，同是“君使臣以礼”,文帝景帝父子的“使臣”之“礼”竟是如此不同，除了别的原因，恐怕也与他们的个人修为有关。由此可见，即使文帝几近完美，仅靠传帮带，也难免一代不如一代。

话说回来，从文帝与周勃的关系中，也能看出周亚夫之冤案的端倪。功高位显的周勃，日后之所以“居一小县”，不无文帝对他的防范；周勃被人诬告，即被关押审讯，不无文帝对他的猜疑。帝王是至高无上的。无论是文帝，还是景帝，毕竟都是把帝王之位帝王之权看得最重。他们也都关注民生，但这只是手段，因为百姓安居乐业，方才不会犯上作乱，其目的仍在于巩固他们的皇位，使他们的家天下得以代代相传。这与帝王个人的修为无关，是由制度所决定的。这才是“君使臣以礼”之“礼”的本质。

在这一点上，景帝与文帝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