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如你所愿，盘点开国总理周恩来的 “最后一次”(二)《党史博采》

高歌

文/秦九凤
七、最后一次主持中央全会
1975年1月10日晚，北京的京西宾馆灯火通明、庄严肃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的闭幕会正在这里举行。从医院赶来的周恩来，身穿略显宽大的深灰色制服，面容消瘦，但双目炯炯有神。他端坐在主席台上，亲自主持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在通过全会的各项议程之后，周恩来用低沉的语调说：“这次中央全会结束前，我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要我向大家转达。毛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希望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革委会的工作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工作，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安定团结，把今年各方面工作做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他还说，“1975年是安定团结的一年，是争取胜利的一年。我相信，在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下，全国人民安定团结，一定会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参加这次全会的还有许多老同志，不少人很久没有见到患病住院的周恩来了。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人们望着周恩来的病容，聆听着他的亲切嘱托，台上台下，除了“四人帮”和他们的同伙外，无不为之动容，也无不为周恩来的健康担忧。
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主持中央全会。然而，因为当时主要是“四人帮”成员把持着我们党和国家的舆论大权，十届二中全会公报迟至一个星期后才由新华社发出。会议主持人及周恩来讲话内容等都没有对外公布。在医院的周恩来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这则公报的最后一行字是：“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他从心底泛起了一丝笑意。因为有这一句，他已经满足了。
八、最后一次作政府工作报告
周恩来从幼时喊出“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起，就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富民强国这一伟大目标上。早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他就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开宗明义地说：“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现代化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这是他代表党和国家第一次向全国人民提出建设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后来，由于“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人们对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周恩来也把四个现代化的内容作了重新的概括，突出了科学技术的关键作用。
然而，事与愿违，周恩来想早日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美好愿望却一再受到干扰。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周恩来在三届人大后曾四次准备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三次遭到破坏。据周恩来的工业秘书顾明同志回忆：
在“四人帮”横行的岁月，周总理病魔缠身，苦撑危局，仍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狠抓经济建设的宏观控制和综合平衡，保持住物价稳定，才使我国经济没有发生最后的崩溃。这是周总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把住了经济关，为中国人民作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
第四次，也就是1974年冬，小平同志已二次复出。他受毛主席委托代周总理起草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鉴于总理病势已经沉重，毛泽东主席提出这次政府工作报告要控制在3000字为宜。最后定稿约5000字，经济部分不足2000字。小平同志在起草这一报告时，把周总理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作为这个报告的重点，以与周恩来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相衔接。

◆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1975年1月13日晚，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周恩来穿着他那身全毛花呢中山装“礼服”走上大会主席台。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来自全国各地、各条战线的800多位代表向抱病前来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报以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地向代表们重申了他在1964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即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走在世界的前列。”
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设想喊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说他在四届人大报告中重申的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设想是他公开留给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最后政治遗嘱一点都不过分。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的这一遗嘱已经成为现实，周恩来的“富民强国”的梦想必将得到全面的实现。
九、最后一次责备人
周恩来待人和气，彬彬有礼，很少批评人。他批评人最厉害的两句话也就是“胡闹台”、“这是不允许的”。其他一般的批评和责备人们只能从他语气和眼神中察觉。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周恩来最后一次责备人竟是在手术台上。
那是1975年2月4日下午，经中央政治局周恩来医疗工作领导小组（由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和汪东兴四人组成）和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再次施行了手术治疗。这次治疗是透过膀胱检查，由医务人员对发现的癌细胞作电灼处理。这次手术整整进行了四个小时。
手术结束后，周恩来还躺在手术台上。他慢慢从麻醉中苏醒过来，一睁眼就轻声说：“给我把李冰叫来。”李冰来到周恩来手术台前时，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说：“李冰，云南锡业公司矿工肺癌发病率很高，你知道不知道？”“我知道一些。”李冰见周恩来刚苏醒，身体还很虚弱，赶忙把嘴凑到他耳边，轻声作了回答。“知道为什么不去？你赶快去！”从周恩来的说话声音到表达态度都是在责备了。李冰心头一热，连忙回答说：“我马上就去。总理，您休息吧！”
李冰说完后，几乎不能控制自己。她连忙走出手术室，快步走到病房前走廊的西尽头，估计周恩来听不到了，这才“哇！”地一声痛哭起来。多好的总理啊，自己重病手术后刚醒来，就想到了远在祖国西南边陲的矿工们的健康！
李冰是我们党情报战线上重要领导人李克农将军的女儿，也是在周恩来身边长大的人。当时她是北京日坛医院的党委书记兼院长。这所医院就是专门防治肿瘤癌症的医院。
多少年后，李冰对周恩来的那次责备都历历在目、刻骨铭心。她回忆说：
我没有想到，总理会在这个时候找我。当时手术已经完了，还在包扎过程中。医护人员叫我，我就进去了。总理的声音很小，我把头伸到布帘子里面听着——那个场面，他的声音，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总理问我，云南锡业公司矿工肺癌发病率很高，你知不知道？我说我知道一些。总理说，知道为什么不去？你赶快去！就这么几句话。我一时发懵了，我难以想像总理在麻醉苏醒后的手术中间还想着这件事。出来时，我哭了，周围的医务人员也都流着泪。回去我就照总理说的做准备，内科的、外科的，还有胸科的专家，一个礼拜之后就去云南了。当地矿工得知周总理对他们的亲切关怀，全都感动得哭了。
是啊，人们说，周恩来在任何时候都在想着他人，唯独没有他自己啊。
十、最后一次回到西花厅
周恩来自1974年7月1日住院治疗后，一共只有两次返回西花厅。
第一次是1975年5月20日，据周恩来的嫡亲侄女周秉德回忆：
我正在午休，忽然接到七妈电话，她告诉我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你伯伯今天有事离开医院一段时间，下午可以回到西花厅家里看一看，坐一坐。你不是想看望伯伯吗？你也回来吧！”
“太好了！”我兴奋极了，算起来，伯伯住院快一年了，只通过一次电话，真想他！我立即骑上自行车，直奔府右街。快步走进西花厅，一眼看去，庭院里花红树绿，小鸟欢唱，熟悉的一切好像都因为伯伯的回家变得更美好！走进里院，就听到会客室里传出一阵笑声。进门一看，伯伯一脸微笑坐在东面的小沙发上，两只脚搁在面前的一个矮墩上。七妈抬头看见我，便大声招呼：“秉德来了，到伯伯身边去坐！”我仔细端详着伯伯。伯伯的脸仿佛比一年前消瘦些，老年斑更多些，头发加了一层银丝，眼神的光芒也稍显暗淡，但服装依然平整，身板仍然笔挺，神态也显得轻松，给人以信心。我想他会很快好起来的，便急忙奔过去，紧握他的手说：“伯伯你什么时候可以真的回来呀？”“这可由不得我呀，要听医生的。”伯伯回答我。我一看，医生、护士们都跟来了，客厅四周的沙发上、小竹椅上还坐着好几位过去在伯伯身边工作过的老秘书。
大家都关心伯伯的身体，问他的饮食怎么样？睡觉好不好？是否可以改变原来的作息时间，晚上睡觉，白天适当安排一些活动……过了一个小时，伯伯说该回医院了。我俯在伯伯耳边小声请求道：“伯伯，我跟你照张相，行吗？”
伯伯握着我的手，轻声回答：“你瞧，家里有那么多老同志和医生护士，咱们下次再照吧！”
我听话地点点头。
然而，令周秉德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那竟是她与亲爱的伯伯的诀别！她留下了未能与伯伯拍最后一张照片的遗憾。当然，这并不是周恩来最后一次返回西花厅。周恩来第二次返回西花厅时周秉德因故未能去看望伯伯。
周恩来最后一次返回西花厅是1975年6月15日。据《周恩来年谱》记载：
6月15日,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查尔查尼一行。
同邓小平谈话。在此前后，多次与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谈话。在同中央派往浙江解决派性、落实整顿措施的纪登奎谈话时指出：浙江历来是鱼米之乡，可现在却要吃北方省市支援的地瓜干、玉米面。在运粮的火车车厢上，还写有“送给浙江懒汉吃”的大字标语！我这个当总理的，对不起浙江人民。再三叮嘱纪一定要制定出切实办法，解决好浙江问题。
回西花厅，随即返回医院。这是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到西花厅。
据周恩来、邓颖超的服务员霍英华告诉笔者，总理是1949年9月17日从中南海丰泽园内的松寿斋搬住西花厅的。这样，到他最后一次离开西花厅，一共是25年又271天。在一部名叫《百年恩来》的电视片中，有一节叫作《西花厅里的强国梦》，说的就是周恩来为了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富裕，几十年如一日地操劳在西花厅的事。
十一、最后一次与身边人员合影
1975年7月1日，周恩来在李先念副总理和乔冠华外长陪同下在医院会见了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并在中泰建交公报上签了字。新华社记者、周恩来的专职摄影师杜修贤完成摄影任务后正准备离开，没想到迎面碰上了送走外宾又返身回来的李先念和乔冠华。
乔冠华拦住杜修贤并拉着他的手说：“老杜，你别走，我找你有事。”
杜修贤二话没说，跟着返回刚才周恩来在医院的客厅。一进门，他傻眼了：刚才自己出去时还空空荡荡的大厅，现在一下坐满了人。他仔细一瞧，都是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杜修贤大惑不解地问：“你们都在这儿干嘛？”“等你呗。平常请不到你，今天请你顺便给我们照张合影。”说完，人们很快站起来排队，请杜修贤指挥。杜修贤把在场的人排成两排，把李先念、乔冠华放第一排，其他人安排第二排。
老杜安排来安排去，发现李先念、乔冠华之间总空着很大的位置。他正要摆布拍照时，乔冠华这才不紧不慢地对杜修贤说：“等会儿，总理要和我们一起合影。”

◆周恩来在医院与身边工作人员的最后一次合影。
杜修贤一听也高兴极了，一迭连声地说：“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好让我选个好的场景……”
原来，自从周恩来生病以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就想和总理合个影，留个纪念，却苦于没有合适的时机，这事他们自己当然不能随便向周恩来提出来，只能向经常参加外事活动的乔冠华说。乔冠华也得选择周恩来精神状态好、而且还要在不影响他的休息与养病的情况下，所以他和李先念送走泰国贵宾后，赶忙返回医院向周恩来提出了与大家合影的要求。周恩来欣然答应了。于是，当杜修贤指挥大家排好队站好后，周恩来在两位护士的搀扶下，微笑着朝大家走来，一直走到第一排的空位上。两位护士为了随时照顾周恩来，就分别站在他的左右两侧。杜修贤则迅速调好焦距，对好光圈，“嚓、嚓、嚓”地连着照了几张。
十二、最后一次题词
周恩来从小练就一手颜体加魏碑的书法艺术。但他谦虚谨慎，为他人题词写字并不多。
十年动乱期间，不仅政治环境变幻莫测，而且由于周恩来太忙，他也就没有再去为谁题词写字了。只有在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前来访华并签署中泰建交公报后，应克立·巴莫的请求为客人题写了一件书法作品。这是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题词，也是他在“文革”期间的唯一一次题词。
那是1975年6月30日，周恩来抱病会见了前来访华的泰国总理克立·巴莫一行。在会谈中，周恩来对客人说，不管中国将来如何发达强大，我们都坚持不称霸的原则。克立·巴莫听了很高兴，也很感谢周恩来能带病会见他。他对周恩来说，我一生愿望不多，想会见总理阁下一直是自己的一个夙愿。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还有一个小小请求。说着，克立·巴莫拿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纸来，想请总理阁下给他写几个字，回去后镶进镜框，作为一生的纪念。周恩来也欣然同意。但他对客人说，我现在心脏不好，手发抖，要待安静的情况下才能写，好写得清楚些。克立·巴莫又说，他与邓小平副总理会谈时，邓副总理也说到了贵国永远不称霸的问题。我要把中国领导人表示永不称霸的话告诉泰国人民，告诉我们的子子孙孙。说到这里，周恩来想起克立总理刚才要他“写字”的要求，高兴地说，好，我就给你写这几个字：毛主席教导中国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克立听后情绪非常激动：我很高兴总理阁下能把这句话写上。我要复制几份，让孩子挂在脖子上，让他们永远记在心里。据熟悉泰国风俗的外交人士说，泰国有把重要字迹绣在领带上的习惯，也就等于把周恩来的题词挂在脖子上了。
1975年7月1日，周恩来和克立在医院一起签署了中泰建交公报。这也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出席签字仪式、签署最后一份外交文书。当时，周恩来的手抖得很厉害，自己的一个名字就写了好半天，因此，克立离开中国时，周恩来的题词还没写好。后来，周恩来是让我国赴泰国建大使馆的先遣组同志将他写好的题词带给克立总理的。周恩来题写的是：
毛主席教导中国人民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七月五日
十三、最后一次举荐邓小平
那是1975年的7、8月间的事，当时周恩来的病情已经很沉重。周恩来从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于病房中拿起手中的笔，向毛泽东写信，最后一次举荐邓小平。
据当年在周恩来病房中值班的高振普同志回忆：
总理叫我拿来纸和笔，半靠在病床头，请医生和护士们退到病房外，室内只剩下邓大姐和我。我帮总理坐稳后，知道他要写东西，一般情况下，不会叫医务人员退出的，所以我也想转身退出。总理叫住我，说不用出去。周总理一手托着放好纸的木板，开始写了。邓大姐见总理托着板，写字很费劲，便说：“你口述，我代你写吧。”总理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我站在总理的右方，看着他是给毛主席写信，是向毛主席提议，由邓小平代替他现任的国家和党内的职务位置。虽然未明确写上“总理”、“第一副主席”，但这职务位置已明确了小平同志的职务。
高振普将军在这里所说的“小平同志的职务”其实就是“二把手”、“接班人”的位置。高将军还回忆说，总理当时病情很重，写字的手颤抖。他写完这封信后让邓大姐向小平同志通报了信的内容，然后按组织程序上交，但是这封信在档案里遍寻不着，据《周恩来传》主编金冲及讲述，因为没有见到档案，这一细节并没有被采用到《周恩来传》中。但周恩来对邓小平的厚望却是世人皆知，在邓朴方回忆父亲邓小平与周恩来的文章中这样写道：“9月20日，周总理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要做第四次大手术。在用车推他进手术室之前，他喊了声‘小平同志！’叫我父亲过来，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但是他用很大的声音说：‘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这是他要让所有在场的人都能够听见他的话。总理认为他马上要去世了，他在用最后的力量来支持我父亲的工作，有人说这是最后的一搏。这是生命最后的一个吼声！”“12月底，周总理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了。我父亲、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都来了。这次又抢救过来了。大家来看周总理，张春桥走过来的时候，周总理说：‘春桥同志，你和洪文要多帮助小平同志工作。’这是他死而复生后的再次奋力一搏。他知道，形势很坏了，但就是在这种形势之下，他还要尽他生前最后的一点力量，希望起点作用。实际上，大家知道根本不可能说动张春桥这些人。但他是在用最后的唯一的可能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希望能够影响他们。总理用心之苦哇！这种事情想起来真是让人非常非常地难过，这种事情也是很残酷的。”
十四、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东欧的罗马尼亚在上个世纪中苏交恶期间，出于对苏联过分霸道做法的不满，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是当时苏联东欧集团内唯一一个与中国保持亲密关系的国家（阿尔巴尼亚已被苏联“开除”出社会主义集团）。在尼克松访华前，中美双方就商定了“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两个联络通道。即中美双方可以随时通过巴基斯坦或罗马尼亚转达各自想要告诉对方的信息。中罗两国的亲密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1975年9月，周恩来在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维尔德茨。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1975年9月7日，以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党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为首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访问我国，向我国外交部提出想会见我国的周恩来总理。周恩来为了不使朋友失望，便不顾自己病情的严重和恶化，也不顾医生的再三劝阻，坚持在医院会见维尔德茨一行。当维尔德茨询问周恩来的病情病况时，周恩来坦然地说：“1965年贵国乔治乌·德治同志逝世时，我在零下20多度的低温下还能步行好几公里路，为他送行。现在，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维尔德茨听了心情很沉重。周恩来不待客人发问，又继续说，我现在在病中，已经不能工作了。我们的一位副总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的工作。现在，他已全面地负起了责任。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完全可以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我们党的内外方针。在这次会见外宾的最后，周恩来请维尔德茨转达他对罗马尼亚党政领导人及其他老朋友的问候。他还满怀信心地向罗马尼亚客人表示，具有55年光荣历史、在毛泽东思想培育下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也是一定会胜利的。
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一次正式会见外宾。（未完待续）

秋月

人间，没有永恒。但，他是永恒！
人间，没有完美。但，他是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