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销声匿迹的中共高级将领 2017-02-14 14:46吴建国

华忠

　他们曾是叱咤风云的沙场战将，他们曾为革命立下功勋，但是后来，他们却神秘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是什么，让他们的人生如此波诡云谲？ 　　陈昌浩：为张国焘所累
　　密电事件
　　1935年，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第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陈昌浩会合。当时中央红军经过长征，仅剩下1万多人，到达陕北后仅剩下约8000人，而第四方面军尚有8万之众，且武器精良，装备整齐。
　　当时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分歧与斗争加剧。毛泽东要求张国焘率部“北上”，而张国焘则意欲“挥师南下”。张国焘曾拍发了一份密电给陈昌浩，指示陈昌浩劝毛泽东与其一并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这份电报流露出的“杀机”是显而易见的。
　　当时的“左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截获此“密电”后，立即连夜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驻地密报。毛泽东大惊失色，当夜即率党中央及部队秘密北上，迅速撤离“险境”，这就是党内传闻的所谓“密电事件”。毛泽东曾称赞叶剑英每逢大事不糊涂，指的就是这件事。毛泽东与陈昌浩的嫌隙，恐怕出于此。
　　但这一事关重大的“密电”，在事件发生后竟不翼而飞，而与此案有关的当事人，亦都先后作古，使之变得疑窦丛生。陈昌浩本人生前则曾对儿子陈祖谟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多年来，一些当时的四方面军将士和党史研究者亦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断然否认“密电”的存在。
　　陈昌浩之所以在“密电”一事上大喊冤屈，用他的话来说根本就不曾见过这份密电。陈昌浩曾言及自己也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决不会做出自相残杀的糊涂事来，再说陈昌浩在四方面军也是“党指挥枪”，重兵在握，拥有8万人马，加上精良的武器和大片根据地，要想置毛泽东于死地，易如反掌，可是陈昌浩根本没有对毛泽东下毒手的意思。即便当时没有“密电”一事，陈昌浩也不可能成为毛泽东信任的人，概因陈昌浩已经卷入了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激烈路线分歧斗争。
　　兵败河西
　　西路军几万人马西渡黄河后兵败河西走廊，是陈昌浩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的陈昌浩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所湮没。
　　1937年，红军西路军主力两万余人在甘肃一带被马家军围歼，全军覆没，成为红军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惨败。只有数千幸存者侥幸逃脱，他们以后成为新组建的由邓小平、刘伯承指挥的“第一野战军”的骨干，而陈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
　　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所有过去出版的“党史”都异口同声称，这是由于该军领导人错误地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暗示，陈昌浩的责任只是在于，由于担心再犯“路线错误”，未能及时反抗中央军委的指挥，而是逆来顺受、唯命令是听。中央军委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而不应将责任推到西路军领导人之一的陈昌浩一个人身上，这已经成为目前党史界的共识。
　　最大遗憾
　　作为一位政治家及军队中的高级将领，陈昌浩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没有在抗日战场发挥作用。
　　西路军兵败后剩下的不多人员化整为零，分散突围，陈昌浩、徐向前二人在突围时曾经歇脚在一个叫大马营的村子中，一个叫但复三的百姓让他们留宿。正巧，但复三是陈昌浩的湖北老乡，高烧不退的陈昌浩实在不能行动了，再者也怕连累同生共死的徐向前，便住下来养病。徐向前一个人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最终回到延安。在保存下来的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后，徐向前担任了副师长，成为八路军中的一员重要将领，建国后成为共和国元帅。
　　1937年6月的一天，陈昌浩辗转来到武汉。此后，陈昌浩的人生轨迹与自己的老搭档徐向前迥然不同，这恐怕是两人分手时所无法料到的。陈昌浩在武汉呆了一天，就来到革命老区湖北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装。但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陈昌浩感到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只得赶赴陕北。回到延安后不久，他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被批准到苏联治病。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十多年漂泊异国的生涯。
　　日本侵华期间，陈昌浩曾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多次发电报或写信要求回国参战，但都没有回音。抗日战争结束后，远在苏联的陈昌浩又多次给党中央发电报或写信，要求回国参加解放战争，但仍然没有收到回信。是党中央没有收到陈昌浩的信，还是历史和党中央遗弃了他？没人能说得清楚。此间，蔡畅曾途经莫斯科，专门看望了陈昌浩。通过蔡畅，陈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达了回国服务的请求。可见，陈昌浩一直抱有回国的愿望。
　　1951年，离开祖国十余年的陈昌浩才得以回国。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亲自来到北京站迎接他。老战友、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邀请陈昌浩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会。在昔日的老战友家里，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战友、部下，当时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道：“琴秋，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呀！”
　　陈昌浩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曾在许多场合忏悔自己的“罪行”。1962年5月，他曾经返回湖北故乡，在那里见到了数百名当年的红四方面军部下，他们而今皆为解放军高级将领。陈昌浩在大会上眼含热泪向他的旧部致歉，独自承担起西路军覆灭的责任。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的无情打击。他在“文革”中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无休止地揪斗。1967年7月30日晚，绝望之极的陈昌浩吞了大把的安眠药，离开了令他感到痛苦的世界。时年，他61岁。
　　1980年8月21日，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经党中央审定的悼词称：陈昌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为陈昌浩革命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陈光：与林彪结怨
　　电台事件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国共双方瞩目的焦点。林彪、陈云、彭真等率10万余干部昼夜兼程赶往东北，罗荣桓与黄克诚分率山东八路军、苏皖新四军齐头并进。
　　陈光原定回山东，由于形势的变化，便和林彪一道赶赴东北、10月，陈光在与罗荣桓及老部队会合后，中共东北局决定，在黑山、北镇一带设置第二道防线，由陈光负责指挥。罗荣桓当即把从山东带来的一部电台和机要人员交与陈光使用。
　　约两月后，林彪带领东北民主联军指挥所出关撤往阜新。此时，国民党部队已进占锦州、沟帮子一带，恶战一触即发。情急之中，林彪得知陈光处有一部大功率电台，忙致电陈光，要求将电台和机要人员火速调往阜新。陈光考虑到没有电台无法进行联络、指挥，况且林彪部已有两台大功率日制电台，当即回电希望不要调走电台。林彪则两度来电继续催调，并严词指责陈光扣压电台，妨碍其指挥作战。见此情况，陈光忙抽调出电台及机要人员，准备送往林彪处。不料，锦州之敌大举进犯陈光部，仓促撤退之际，陈光只得带走电台及机要人员。电台就此无法上交。
　　随后，林彪多次在公开场合指斥陈光“无理霸占电台，抗命不交”。1949年初，陈光担任了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3月进驻北平时，林彪在防止居功自傲的会上，未征得东北局同意，再次点名批评了陈光。
　　广州蒙冤
　　由于两人之间已产生嫌隙，后来，陈、林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1949年1月，陈光被任命为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陈光到职后，在当时的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的领导下，负责剿匪肃特、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市场物价等方面的工作。广州紧邻港澳，是新中国的南方前哨，百废待兴。陈光遇到了人生的新课题：缺少对城市管理建设的经验。当时，中央明确规定，在港、澳、台做情报工作，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和高度的纪律，结果陈光在掌握政策时，表现得主观、简单和不够审慎，以致出现一些较大的错误。同时，他从局部利益出发，在老家宜章违反干部政策和一些，规定，将烈士子弟和知识青年招来广州，办起了训练班。
　　这些错误被组织上发觉后，叶剑英亲自出面找他谈话，劝他认识并改正错误。但是由于性格的原因，加之组织上对其错误有些不实和夸大，陈光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情绪。
　　鉴于陈光的错误和抵触的态度，中南军区报请中央后，给予他开除党籍的处分。
　　1950年7月23日，陈光受到更为严厉的处理。这天一大早，陈光的老部下、时任广东军区参谋长的李作鹏，邀约他赴广州荔枝湖游玩。陈光很开心。两人在湖中泛舟，还搞了野餐，颇为尽兴。但是待到下午归来时，陈光大吃一惊，只见其住所已戒备森严，跟随他多年的老炊事员含泪望着他，四周则站满了他不认识的战士。警卫全部撤走，住所被查抄，在二楼的房间里，李作鹏尴尬地望了望他，然后朝保卫部部长努了努嘴。保卫部部长便捧出上级的电令，宣布他已被撤销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司令员的职务，旋即将他软禁起来。
　　实际上，对陈光的处理意见已在7月22日晚由中南军区电告了广东军区：鉴于陈光性格刚烈，又是战功卓著的老同志，电文强调尽量做到不扩散，具体实施由广东军区党委安排，采取先撤换警卫，再就地软禁的办法。但是怎样实施呢？广东军区连夜召开党委常委会（未通知陈光参加），由叶剑英主持，拟了几套方案，都未获认同。最后，李作鹏提出了邀陈光游湖、再派人查抄住所的办法。
　　病殁武汉
　　这一年10月，抗美援朝战端开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陈光被转送武汉，软禁在中南军区的一座二层小楼里。此间，中南军区不少旧部以各种方式探望过他。由昔日功臣沦为今日的阶下囚，陈光百感交集，情何以堪？在以后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他一直被监禁于此，从来没有离开过二楼。
　　对于他的错误，显然是夸大了。尽管当时的中南局、中南军区先后派苏静、刘兴元、梁必业找他谈话，劝他认识错误，但陈光认为其主要错误，与事实有较大出入，处理得极不公正；他还认为，林彪出于历史过节，刻意加害他，因而拒绝接受组织对他的处理。
　　事情就这样被拖了下来。
　　1954年6月7日，陈光在那栋2层小楼里，含冤去世，终年49岁。此前，他已有精神病征兆出现。不过，关于其死因，至今仍未解密。
　　陈光去世一年后，其夫人史瑞楚带着已改随母姓的两个儿子，悄然隐居于北京。如今，两个儿子学有所成，多不愿提及父亲的悲剧。
　　三十多年后，在纪念长征五十周年之际，熟知陈光的人，包括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在内的十余位老同志，联名上书陈云，希望重新公正处理陈光的问题。1987年，中纪委、中组部、军纪委和总政组成联合调查组，经过认真细致的审查，实事求是地认定其解放初所犯错误纯属人民内部矛盾，受到了林彪的诬陷和打击，以致被长期非法监禁和错误处理。
　　1988年4月，经中央批准，撤销了强加于陈光头上的“反党”结论，恢复他的党籍和名誉。
　　何畏：遗憾脱党
　　据史载，参加举世闻名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海南籍高级将领共有七人。他们分别是开国大将张云逸、上将周士第、中将庄田以及谢飞、云广英、符确坚和林青等。其实，这段史载给自己留下了让先人和后人都为之扼腕叹息的遗憾：因为它疏漏甚至忘却了当时地位与影响仅次于张云逸的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何畏。
　　曾经辉煌
　　何畏，红军时期的显要将领。国内许多权威历史媒体对他做了这样的记载：1900年，何畏出生于广东省海南乐会县玉堂村（今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朝烈村委会玉堂村，又名后塘村），祖母是越南人，因而他具有越南血统。原名何世富，又名何敬贤。童年时随父亲何良炳到马来西亚，就读于中华学校。早期参加马来西亚共产党并担任马共的领导人以及英（国）荷（兰）两族中区委员，后被英政府逮捕，驱逐出境回国。
　　回国后就读厦门大学，在校期间，何畏曾与郭沫若等共同发起创办了同人杂志，之后又发起成立创造社，并在《创造季刊》、《创造月报》等刊物上发表小说、戏剧……（《评中共文艺代表作》，丁森著，香港新出版社）。1925年参加省港大罢工，很快就成为了这次罢工浪潮的风云人物。
　　1926年，何畏考进了黄埔军校，成为第五期步科第一学生队一员。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供职。之后，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9年被中共广东省委派往广西从事兵运；同年12月参加了由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历任红七军连长、营长，红军赣南西河独立营营长，上猷县红色独立营营长。
　　1932年10月随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入川，参加创建川陕直至豫鄂皖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副师长、师长，与任其他师师长的王宏坤、倪志亮、王树声以及师政治委员李先念一起成为红四方面军（下辖4个师，约15000人）的主要军事骨干。
　　1933年6月，红4方面军军事会议作出了将师扩编为军的决议，将红4方面军下辖之第12师连同巴中地区的地方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9军，何畏任军长，政委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之后，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西征转战，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参与组织或组织领导了许多重大战役。其时，率部进入川西的理县，并在那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1935年5月下旬，为接应渡过金沙江的中央红军北上，何畏临危受命，任懋功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亲率25师、27师各一部，沿岷江流域星夜兼程，攻占懋功，前锋推进至懋功东南的达维镇。6月12日,何畏红9军下属的25师和27师在夹金山下的达维镇迎接到了翻越夹金山的中央红军，实现了红军两支主力军团胜利会师。这次历史性会师，史称“懋功会师”。
　　长征途中，何畏兼任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委员。到达延安后，任抗日大学副校长。
　　从一名热血归侨青年成长成为红军的显要将领，何畏经历了血与火的砺炼，经受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他，信念坚定，足智多谋，善于用兵，打了不少硬仗恶仗，为红四方面军赢得战争的胜利以及革命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发挥了重要影响和作用，做出了积极贡献。在红四方面军将领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被称之为军中“小诸葛”。他作战勇猛，靠前指挥，且率先垂范，屡立战功，曾荣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革军委颁发的一等红星奖章。
　　对于何畏这段尘封了近七十年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琼海籍诗人李兴川用诗的语言做了生动概括。诗这样写道：
　　史页圣封功胜过，
　　忠魂无悔舞长戈。
　　入番始涌维新血，
　　归国高吟救世歌。
　　百色沙场寒敌胆，
　　懋功战役揭贼窝。
　　缅怀军座千秋志，
　　一片丹心照岳河。
　　军中“小诸葛”
　　从广州起开始到红军两大主力懋功会师的十年间，何畏经历了百色起义、井冈山革命斗争、豫鄂皖反围剿斗争，从最初的红七军连长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最后走到红四方面军显要将领的位置。其间，身为士卒直接参加的战斗不计其数，参与指挥、协同指挥或直接指挥的战斗或战役也数以百计。
　　何畏正是在这些战斗和战役中逐渐显露出他的军事才能；尤其是他参与指挥了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有着决定性的战役：强渡嘉陵江战役和百丈战役(史称“雅邛战役”)以及率部实现的“懋功会师”，施展了他从容应对变化万千的敌我战争格局而运筹帷幄的韬略和过人的胆识，由此也为他奠定了军中“小诸葛”的军事地位。应当指出的是，在那个人才济济的红四方面军能获此殊荣的唯何畏一人。
　　在这里，笔者引来一些史载，实证何畏军中“小诸葛”并非空穴来风：
　　斯诺在他的传记中有过这样的描述：何畏作战勇猛，智谋过人，号称红四方面军“小诸葛”。
　　早期出版的李璜《共匪西军观察记》称：共军在老匪区，所编练的赤卫队、少先队为数也近两万，故红四军在二十二年十月（指民国二十二年即1933年－笔者注）也共有能作战兵力六万人，而以何畏、王（应为王树声――笔者注）确能协助军方，对敌作战。故刘湘一就任剿匪总司令后，分五路出兵进剿。
　　《中华民国史事日记》载：1933年，即中华民国二十二年癸酉乙，四川红军徐向前、何畏再败杨森军，占渠县。
　　1935年2月15日云南《民国日报》刊发了《蒋介石悬赏红军将领的赏格》：
　　（一）毛泽东、朱德、徐向前等，生擒者各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八万元。
　　（二）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等，生擒者各奖八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五万元。
　　（三）周恩来、张国焘、项英、王稼详、陈昌浩等，生擒者各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
　　（四）王宏坤、王树声、何畏、孙玉清、余天云、王维舟、刘伯承、叶剑英、倪志亮暨伪中央政委、伪军团政委、伪军长等匪首，生擒者各奖三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
　　何畏军中之所以享有“小诸葛”之称，还在于他能够临危受命，排除艰难险阻，坚决执行党的决定，出色地完成党和组织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准备和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是关系到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前途命运的一项重大任务。红四方面军党代表张国焘、总指挥徐向前首先想到担当此重任的人选便是红30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红9军军长何畏。遂即任命何畏为懋功支队司令兼政委，率第25师、第27师各一部，西进懋功地区，横扫这一带敌人，策应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
　　对此，曾长期担任张国焘警排长何福圣在其自传《带刀侍卫》中做了这样描述：1935年5月下旬，为接应渡过金沙江的中央红军北上，红9军军长何畏率25师、27师各一部，沿岷江流域星夜兼程，攻占懋功，前锋推进至懋功东南的达维镇。6月12日，迎接部队和中央红军在夹金山下的一座小桥上胜利会师。
　　多棱角的个性
　　多层面的人生阅历，决定了何畏性格的复杂性。曾经接受过高等教育，又在当时中国军事院校最高学府--黄埔军校得到严格的军事专业培训以及后来权重一时的戎马生涯，铸就了何畏个性的坚韧性直至于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某些决策的形成和实施上表现为不改初衷或者是固执己见。
　　关于何畏暴烈的性情,笔者从史书择其一二，从另一个侧面窥视这位红军将领的性格：
　　红9军一次战斗失利，何畏迁怒于当时的作战科长周希汉（后来成为共和国将军）。也是牛脾气的周希汉不服气，当场和他顶了起来。何畏大怒，立即嚷道:“老子毙了你!”随即从腰间拔出手枪，连发五弹。
　　长征途中，懋功会师后，1935年8月7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派人请到总书记张闻天，试图说服他接受张国焘的主张，要他拿出总书记的权威来，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挥师南下。红9军军长、独臂将军何畏尤为暴烈，他拍着桌子吼道：“你像个什么总书记，我看你简直像个汉献帝。曹操手中的傀儡！”
　　“毛儿盖兵谏”更足见何畏性格的刚烈无羁。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史称“毛儿盖会议”)。会上，不少与会者希望张国焘能尽快接受并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费尽口舌，也未能使坚持北上和要求南下的意见统一起来。在一、四方面军联席会议上，各执己见的双方甚至发生了争执。
　　争吵中，何畏突然掏出手枪指向毛泽东、周恩来。坐在右边的徐向前见势不妙一把握住何畏的手臂，奋力向上举起，“哒哒哒……”枪声震落了天花板上的积尘，整个屋子弥漫在火药味之中。几个警卫跑进会议室，只见墙上到天花板上不规则地散布着十个黑洞洞的弹孔。
　　何畏不分情面，认死理，在军中是出了名的。在新近热播的电视到连续剧《强渡嘉陵江》中，有这样一段剧情：时任第九军军长何畏、副军长许世友和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上山打猎。许求猎心切，结果误杀了群众的一只狗。何畏十分不高兴，对许扔下这么一句：“你怎么杀死了老百姓的狗呢？”并把这事捅到张国焘那里，要求严肃处理。
　　何畏还有另一个突出的性格，那就是为友人、为同事敢于两肋插刀，铁肩担道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360页）对此做了深情的回忆：在延安，“原任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当时任红军学校副校长的何畏也被捕了。何畏自始即站在反抗这种斗争（批判张国焘运动—笔者注）的立场，为四方面军的领导辩护。何畏出身工人阶级，在红军中战功显赫，负伤十一次之多，毛泽东等也轻易奈何他不得。他并未参加这次抗大学生的反抗风潮，但为了许世友、王建安等人的被捕，表示抗议。他愤慨申言，中共中央和“抗大”都变质了，变成了类似北洋军阀的统治。因此，何畏被秘密逮捕。之后，张闻天曾向我解释，何畏身体残废，且有战功，本应曲予优容，但他心情恶劣，可能自杀，故暂行看管，并不交法院审讯。”
　　客观地说，何畏这些性格，在红军将领中并不少见。
　　然而，何畏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例如，作战科长周希汉被他罚打了二十军棍，送进医院疗伤。刚过几天，何畏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头了，特意到医院看望,并交代医院政委董贤映:“对周科长要特殊照顾好，给周科长炖一只母鸡。”
　　又如，《我的启蒙老师--刘伯承校长》载之：红军长征途中，我在“红大”先后给刘伯承、张宗述、何畏三位领导当过通讯员、警卫员……他（刘伯承）身体不好，红九军军长何畏派人给他送来50块大洋，让他补养身体。
　　与其他红军将领一样，何畏毕竟受党教育多年，是能够把握住个性与坚持工作原则的关系，能够处理好遵守组织纪律与同志共事之间的关系。决不会拿个人好恶、恩怨带到工作中去。对此，莫文骅将军在其《莫文骅回忆录》中回忆道：“警卫员跟着我，监视我。不久，来了政治委员何畏，他是广东人（海南原隶属广东省--笔者注），参加过广州暴动，原是红7军的连长，后任营长，和我认识。他到江西时，因为治伤而离开部队去上海病养，后中央分配他到四方面军工作，任军长，他调任红大政治委员时，我即把李特诬蔑干部团的事告诉他，建议他处理。”但是，何畏从大局出发，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而是把这件事压了下来。
　　作为红军的高级将领，何畏对党是胸襟怀坦白的，是有勇于承认错误、担当责任以及多作自我批评的勇气。1937年3月，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讨论和批评。张国焘、周纯全等相继表了态。何畏说：“中央宣布张国焘路线破产，凡是革命者没有不同意的。我在国焘路线上犯了军阀主义、土匪主义、反党反中央的严重错误。我诚恳地承认这一错误。我坚决改正我的错误，希望同志们帮助我。”
　　有位哲学家说过：播种一种行动，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种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也许，正是何畏上述多棱角的性格，使他在延安党内发生争端之时，宁折不屈，最后痛苦地选择了离开，以致于酿成了后来令自己和后来人都为之扼腕叹息的人生悲剧。
　　张国焘的心腹将领
　　关于张国焘与何畏之间关系，笔者查阅了一些史书和资料，得出了下列两个结论：
　　张国焘作为我党创始人之一，在探索中国革命发展道路、创建革命根据地、创建红军等方面的杰出贡献永垂史册。至于他作风专横跋扈、在党内拉山头、树亲信等，与其他的贡献相比，与他爱才、惜才、用才的智慧和韬略相比，这些永远是次要的。
　　与其他红军将领一样，何畏也是靠自己的才干、忠诚、贡献直至流血负伤才到达他的人生辉煌：红四方面军显要将领。
　　大量史实表明：何畏是张国焘的爱将、心腹：
　　只要是考虑组织和人选安排问题，何畏必定进入张国焘的视线。在毛儿盖会上，在张国焘的力争下，中央也从团结的大局出发作出了让步。政治局决定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同时还增补为政治局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
　　又如，红四方军军事会议决定以第十二师为基础，连同巴中市、巴中、恩阳、仪陇、阆中等县独立团，独立营扩编第九军。此时，张又力举何畏任该军军长。
　　对于一些难办或别人不愿意办的事情，张国焘总是让何畏去办。丁森在其《评中文艺代表作》（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写道：余天云在学校还散布要杀刘伯承校长和王新亭主任，也要杀张国焘（因没有要他当军长了，对张不满）。张国焘知道后，要刘伯承把余抓起来，刘说：“不要抓，我来教育他。”张说：不抓不行，余天云这个人说杀人就真要杀人的。刘伯承还是说不要抓，可以教育好的。张国焘对刘实在无奈，当即要何畏（当时的红大政委）去办。何二话不说，就把余抓了起来。
　　《强渡嘉陵江》电视剧披露了一个历史片段：在强渡嘉陵江战役推进最艰难的时刻，张国焘对徐向前越来越不听指挥的行为深为不满，曾一度下令何畏接替徐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位置。
　　每当关键时刻，何畏总是坚定地站在张国焘这一边。对此，《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记录着历史的那一幕：……在懋功战役中负伤未痊愈的红军大学政委何畏等坐着担架急匆匆地赶来总指挥部，向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报告：党中央、军委直属单位与毛泽东已率第三军向北挺进了。问陈昌浩是否下过开拔的命令。
　　何畏对张国焘的忠诚由此可见一斑。这种忠诚换来了他们俩人的过从甚密：
　　何福圣在《带刀侍卫》中做了这样记载：有一次，张国焘叫我给何畏送去两条特供给香烟。当时，何畏主持的四方面军彭扬军学校已经和中央红军大学合并，由何畏任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
　　张国焘对何畏可谓关怀备至。何畏在懋功会师战役中负伤，而且伤势不轻，甚至不能坚持正常工作。于是，张便安排何畏任红军大学政委。张国焘在《我的回忆》（第202页）中回忆道：这个训练班最初是由负伤病愈的干部组成，后来陆续从军队中抽调干部参加；直到我们与中央红军会师之后，才改组为红军学校。担任这个训练班主任的，就是负着重伤的第九军军长何畏。他原系香港的洋服工人，参加过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罢工。在苏维埃运动时期，参加过广西越南边境的游击战争，曾与越南革命党人一起在越南与法国军队作战，一九三一年被调到鄂豫皖苏区任红军的团长，先后负伤十一次。这多次的枪伤，使他成了残废。因此，这个训练最初还带有点休养的性质。
　　脱离革命
　　1938年，因党内路线斗争怕受其害，加上身上带伤，为治疗养病，何畏带着腿伤离开延安回到广州，在安老所过着稳居生活。于1960年病故于家乡海南，享年60岁。
　　大量的史料表明，何畏脱离革命离开延安，有其独特而深刻的历史背景。之所以说背景独特，是因为他是张国焘的亲信将领。之所以说背景深刻，是因为自红四方面军长征以来，路线之争一刻没有停止过，到达延安之后的“批张运动”又搞株连和无情斗争。这使何畏长时间深深地陷入迷惘与痛苦。
　　一个人，尤其是身居高位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信任或不再拥有信任，不被理解同时又遭遇冤枉。不幸的是，何畏恰恰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光，仅仅因为站错了队而遭遇了不再拥有信任、不被理解直至冤枉的命运：
　　对此，同样遭遇的开国上将许世友大叫冤枉。在建国后曾有较为详细的回忆：到延安以后，就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做声，只要你不说到我头上我就不管。……加上下边又谣传要枪决周纯全、何畏、张国焘，我也是张国焘的军级干部之一，也不能没有我的事。我自己也觉得在这里枪决太冤枉了，我南征北战带了这些彩，没有功还有罪吗？（何福圣《带刀侍卫》）
　　其实，遭遇不被信任命运的并非何畏一人。何福圣在《带刀侍卫》作了这样回忆：原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也普遍存在着何畏那样的沉重的心理负担。因为事实已经一清二楚，毛泽东对了，张国焘错了。于是，红四方面军将领们大都不被信任。之后，他们自然流露出种种不满和反抗情绪。就连一贯以沉稳著称的李先念也不例外，他为何畏鸣不平。蔡孟坚《张国焘夫妇慨谈今昔》）（修订本）这样写道：……张国焘的妻子说：“还有一位何畏军长，他实在可惜了。何畏与李先念一样，都是国焘直接部属。此人勇敢善战，满身是伤，当国焘与我脱离延安后，老毛把何部队改编，将何送禁闭……后来释放，派他到前线工作，彼时一样不得意的李先念等暗示何畏走得愈远愈好。
　　在此期间，何畏还被迫背上一个天大的冤枉：在批张运动中，有人把抗大部分学员反抗批张运动无限上纲到是受何畏等人指使的、有组织的行为。然而，事实不是这样。何福圣在《带刀侍卫》一书回忆了那段历史：在审查过程中，负责这个工作的董必武同志和那些被捕者（因抵制批张运动而被捕的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笔者注）一个个亲自谈话，结果证明何畏、许世友、王建安等反对者并没有组织的行动，他们背后也没有人指使和操纵，只是对于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方式表示不满，因此愤而反抗。
　　何畏与许世友不同，因为他有异国他乡的生活经历，又在厦门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以及黄埔军校的军事专业的洗礼，遇到重大事情的心理反应不会轻易地情形于表。对此，斯诺在他的传记中有过这样的描述:何畏，性格倔强,脾气古怪。夏天常见他身穿皮袍,冬天则穿短衣短裤,赤脚在冰天雪地里跑来跑去。想来，何畏只能用这种方式排遣内心的痛苦和煎熬了。可以料定，这段日子何畏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加上战伤病疾的折磨，其心灵上的负荷可想而知。
　　一个面对几倍于、十几倍于甚至几十倍于我的敌军的围追堵截而指挥若定，面对反围剿、长征路上艰苦卓绝而信念坚定地走出来的红军将领，却在延安批张运动中陷入迷惘，却在遭遇不被信任命运的时候，选择了离开，离开了自己用心血、智慧参与打造的历经千锤百炼、无往而无胜的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自己曾经矢志不移、为之奋斗的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离开了曾经与自己肩并肩、生死与共的同志们、战友们。
　　倘若当年不搞批张运动，批张不搞株连，倘若当年他能象应对长征路上艰苦卓绝那样泰然自若地面对那场批张运动，这将出现与他后来命运截然不同的命运。一个原本可以成为共和国将军的红军将领由于选择了离开而使完全可以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的政治生涯、军事生涯由此嘎然中止了。这使他曾经为之奋斗事业的后来人为之深深地惋惜。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它只能记载着已经过去的社会发展过程。对于我们而言，历史，只能重温与借鉴。已经融入那个时代的何畏的命运给我们留下很多、很多凝重的思考。
　　吴成德：被俘蒙冤
　　突围被俘
　　1951年4月22日，朝鲜战争中，由于时间紧迫，吴成德所在的第一八〇师只进行了仓促的准备便投入了第五次战役。5月21日，他们又接到上级命令，准备担任掩护主力后撤的任务，并在阻击地域至少阻敌3至5天。
　　5月24日，第一八〇师接到军部命令撤至汉江以北，此时两路敌人分别从其前方与侧后方的空隙中突然钻出，对其形成夹击之势；26日，全师陷入敌军重围。六十军军长韦杰命令第一八〇师固守待援，但很快又令该师实施突围。一八〇师决定分散突围。
　　当吴成德一行来到一个山口时，他发现有三百多名一八〇师的伤员黑压压地挤在一起，他们因为行动不便而无法跟上部队转移。战士们见到师政委，如同在黑夜中见到曙光。
　　“吴政委，我们能冲出去吗？”
　　“吴政委，你一定要带上我们呀！”
　　伤员们纷纷喊着。
　　此时，如果吴成德继续追赶的话，很快就能赶上前面的师部。但是吴成德不忍心抛下这些可爱的战士，于是翻身下马，来到了伤员中间。他选择了与伤员们在一起。
　　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吴成德拔出手枪，对准自己坐骑的头部开枪，战马轰然倒地。吴成德高声说道：“同志们，我与大家在一起！”伤员们立即安静下来。
　　吴成德高声鼓励他们赶快突围。然而，敌人已经用各种火器封锁了所有的道路，同时加紧收缩包围圈。吴成德也与许多官兵一道，左突右冲，拼杀了整整一夜，一直打到弹尽粮绝，然而最终未能冲出包围圈。战斗结束后，吴成德带领剩余的战士在朝鲜37度线附近的山区打游击，坚持了14个月，一直到只剩下3个人的时候，被美军的搜山队所俘。后来知道，吴成德当时的职务是代师政委，是志愿军战俘中职务最高的。
　　吴成德被送进了釜山“战犯”监狱。在这里，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吴成德始终没有放弃返回祖国的信念。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生效，朝鲜战争正式结束。停战后，双方经过谈判开始大批交换战俘。吴成德是最后一批被遣返回国的。
　　命运多舛
　　吴成德被遣返的这天是1953年9月2日。上午9时左右，当熟悉吴成德的中方人员再次见到他的时候，都几乎认不出他了，仅仅几个月的战俘营生活，就将吴成德折磨得骨瘦如柴，原来体重130多斤，现在只剩下了90多斤，身体十分虚弱。
　　列车驶过丹东，到达沈阳，他们被安排住进了东北军区招待所。几天后，他们被送往设在辽宁昌图的“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归管处”的工作人员传达了中央对待战俘的“二十字方针”：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排。
　　在那个思想狂热激进的年代里，许多人对战俘存在着偏激的认识，在他们的意识里，“战俘”这个词与“叛徒”、“特务”之类的名词没有太大的区别。
　　“归管处”工作人员宣布，学习阶段的目的是：自我交代，互相帮助。“交代”这个词使许多归来人员听着刺耳。不过他们很快便明白了“归管处”的观点，即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被俘本身就是怕死，就是可耻的。不然的话，为什么不和敌人拼命或自尽？一个怕死被俘的人，在战俘营怎么能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呢？即使作了些斗争，也仅是迫不得已的反抗；由于曾经被敌人俘虏过、教育过，因此他们很可能“已经变质了”。
　　这使许多归来人员迷惑不解。他们在历尽千难万险之后回国了，他们在战场上和战俘营里所付出的一切，却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这不能不令他们感到心寒。
　　此时的吴成德同样陷入了极大的困惑之中。敌人为了让他投降和拉拢他去台湾，无所不用其极，然而他始终没有低头屈服。如今，在“归管处”看到自己的付出不仅得不到他人的理解与信任，甚至被当成了罪人，这是他怎么也想不通的。有人要吴成德承担一八〇师失利的主要“罪责”，这一点吴成德更不能接受，也承受不起。直性子的他，宁折不弯，因此他的“交代”一直未能获得通过。这种政治上的不公和精神上的压力，使吴成德的精神已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他的言谈和举止甚至都有些失常了。
　　1954年6月，上级下达了对这批遣返人员的具体处理结果，被遣返的6400多人中，绝大部分离开了军队。像吴成德这样的人，自然也是不可能继续留在部队的。他被开除党籍和军职，安排去了有“南大荒”之称的辽宁盘锦的大洼农场。
　　好在吴成德并没有就此趴下，他凭着自己的诚实和苦干，在农场获得了广泛的信任。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有人主张对他进行批斗，但群众都知道他是个好人，没有几个人去参加他的批斗会。
　　多少年来，吴成德与其他散落在各地的志愿军战俘们一样，从未停止为自己的不平遭遇而奔走呼号，仅吴成德一人就向上级有关部门写了数十封上访信。他们只求组织上给他们一个公正的结论。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1980年，中共中央下发了题为《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的第74号文件，全面地、正确地规定了对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的重新审查、正确处理办法。
　　组织部门重新鉴定后，决定吴成德享受部队军级干部待遇，具体事项由地方负责。数十年前遗留的政治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吴成德终于可以拜见家乡父老了。他带着自己的家人回到了老家山西运城落了户，在运城军干所度过了他最后的时光。
　　1996年3月，吴成德去世，享年78岁，薄一波等老首长向他献了花圈。　他们曾是叱咤风云的沙场战将，他们曾为革命立下功勋，但是后来，他们却神秘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是什么，让他们的人生如此波诡云谲？
　　陈昌浩：为张国焘所累
　　密电事件
　　1935年，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第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陈昌浩会合。当时中央红军经过长征，仅剩下1万多人，到达陕北后仅剩下约8000人，而第四方面军尚有8万之众，且武器精良，装备整齐。
　　当时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分歧与斗争加剧。毛泽东要求张国焘率部“北上”，而张国焘则意欲“挥师南下”。张国焘曾拍发了一份密电给陈昌浩，指示陈昌浩劝毛泽东与其一并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这份电报流露出的“杀机”是显而易见的。
　　当时的“左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截获此“密电”后，立即连夜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驻地密报。毛泽东大惊失色，当夜即率党中央及部队秘密北上，迅速撤离“险境”，这就是党内传闻的所谓“密电事件”。毛泽东曾称赞叶剑英每逢大事不糊涂，指的就是这件事。毛泽东与陈昌浩的嫌隙，恐怕出于此。
　　但这一事关重大的“密电”，在事件发生后竟不翼而飞，而与此案有关的当事人，亦都先后作古，使之变得疑窦丛生。陈昌浩本人生前则曾对儿子陈祖谟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多年来，一些当时的四方面军将士和党史研究者亦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断然否认“密电”的存在。
　　陈昌浩之所以在“密电”一事上大喊冤屈，用他的话来说根本就不曾见过这份密电。陈昌浩曾言及自己也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决不会做出自相残杀的糊涂事来，再说陈昌浩在四方面军也是“党指挥枪”，重兵在握，拥有8万人马，加上精良的武器和大片根据地，要想置毛泽东于死地，易如反掌，可是陈昌浩根本没有对毛泽东下毒手的意思。即便当时没有“密电”一事，陈昌浩也不可能成为毛泽东信任的人，概因陈昌浩已经卷入了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激烈路线分歧斗争。
　　兵败河西
　　西路军几万人马西渡黄河后兵败河西走廊，是陈昌浩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的陈昌浩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所湮没。
　　1937年，红军西路军主力两万余人在甘肃一带被马家军围歼，全军覆没，成为红军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惨败。只有数千幸存者侥幸逃脱，他们以后成为新组建的由邓小平、刘伯承指挥的“第一野战军”的骨干，而陈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
　　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所有过去出版的“党史”都异口同声称，这是由于该军领导人错误地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暗示，陈昌浩的责任只是在于，由于担心再犯“路线错误”，未能及时反抗中央军委的指挥，而是逆来顺受、唯命令是听。中央军委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而不应将责任推到西路军领导人之一的陈昌浩一个人身上，这已经成为目前党史界的共识。
　　最大遗憾
　　作为一位政治家及军队中的高级将领，陈昌浩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没有在抗日战场发挥作用。
　　西路军兵败后剩下的不多人员化整为零，分散突围，陈昌浩、徐向前二人在突围时曾经歇脚在一个叫大马营的村子中，一个叫但复三的百姓让他们留宿。正巧，但复三是陈昌浩的湖北老乡，高烧不退的陈昌浩实在不能行动了，再者也怕连累同生共死的徐向前，便住下来养病。徐向前一个人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最终回到延安。在保存下来的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后，徐向前担任了副师长，成为八路军中的一员重要将领，建国后成为共和国元帅。
　　1937年6月的一天，陈昌浩辗转来到武汉。此后，陈昌浩的人生轨迹与自己的老搭档徐向前迥然不同，这恐怕是两人分手时所无法料到的。陈昌浩在武汉呆了一天，就来到革命老区湖北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装。但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陈昌浩感到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只得赶赴陕北。回到延安后不久，他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被批准到苏联治病。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十多年漂泊异国的生涯。
　　日本侵华期间，陈昌浩曾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多次发电报或写信要求回国参战，但都没有回音。抗日战争结束后，远在苏联的陈昌浩又多次给党中央发电报或写信，要求回国参加解放战争，但仍然没有收到回信。是党中央没有收到陈昌浩的信，还是历史和党中央遗弃了他？没人能说得清楚。此间，蔡畅曾途经莫斯科，专门看望了陈昌浩。通过蔡畅，陈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达了回国服务的请求。可见，陈昌浩一直抱有回国的愿望。
　　1951年，离开祖国十余年的陈昌浩才得以回国。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亲自来到北京站迎接他。老战友、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邀请陈昌浩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会。在昔日的老战友家里，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战友、部下，当时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道：“琴秋，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呀！”
　　陈昌浩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曾在许多场合忏悔自己的“罪行”。1962年5月，他曾经返回湖北故乡，在那里见到了数百名当年的红四方面军部下，他们而今皆为解放军高级将领。陈昌浩在大会上眼含热泪向他的旧部致歉，独自承担起西路军覆灭的责任。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的无情打击。他在“文革”中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无休止地揪斗。1967年7月30日晚，绝望之极的陈昌浩吞了大把的安眠药，离开了令他感到痛苦的世界。时年，他61岁。
　　1980年8月21日，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经党中央审定的悼词称：陈昌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为陈昌浩革命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陈光：与林彪结怨
　　电台事件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国共双方瞩目的焦点。林彪、陈云、彭真等率10万余干部昼夜兼程赶往东北，罗荣桓与黄克诚分率山东八路军、苏皖新四军齐头并进。
　　陈光原定回山东，由于形势的变化，便和林彪一道赶赴东北、10月，陈光在与罗荣桓及老部队会合后，中共东北局决定，在黑山、北镇一带设置第二道防线，由陈光负责指挥。罗荣桓当即把从山东带来的一部电台和机要人员交与陈光使用。
　　约两月后，林彪带领东北民主联军指挥所出关撤往阜新。此时，国民党部队已进占锦州、沟帮子一带，恶战一触即发。情急之中，林彪得知陈光处有一部大功率电台，忙致电陈光，要求将电台和机要人员火速调往阜新。陈光考虑到没有电台无法进行联络、指挥，况且林彪部已有两台大功率日制电台，当即回电希望不要调走电台。林彪则两度来电继续催调，并严词指责陈光扣压电台，妨碍其指挥作战。见此情况，陈光忙抽调出电台及机要人员，准备送往林彪处。不料，锦州之敌大举进犯陈光部，仓促撤退之际，陈光只得带走电台及机要人员。电台就此无法上交。
　　随后，林彪多次在公开场合指斥陈光“无理霸占电台，抗命不交”。1949年初，陈光担任了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3月进驻北平时，林彪在防止居功自傲的会上，未征得东北局同意，再次点名批评了陈光。
　　广州蒙冤
　　由于两人之间已产生嫌隙，后来，陈、林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1949年1月，陈光被任命为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陈光到职后，在当时的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的领导下，负责剿匪肃特、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市场物价等方面的工作。广州紧邻港澳，是新中国的南方前哨，百废待兴。陈光遇到了人生的新课题：缺少对城市管理建设的经验。当时，中央明确规定，在港、澳、台做情报工作，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和高度的纪律，结果陈光在掌握政策时，表现得主观、简单和不够审慎，以致出现一些较大的错误。同时，他从局部利益出发，在老家宜章违反干部政策和一些，规定，将烈士子弟和知识青年招来广州，办起了训练班。
　　这些错误被组织上发觉后，叶剑英亲自出面找他谈话，劝他认识并改正错误。但是由于性格的原因，加之组织上对其错误有些不实和夸大，陈光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情绪。
　　鉴于陈光的错误和抵触的态度，中南军区报请中央后，给予他开除党籍的处分。
　　1950年7月23日，陈光受到更为严厉的处理。这天一大早，陈光的老部下、时任广东军区参谋长的李作鹏，邀约他赴广州荔枝湖游玩。陈光很开心。两人在湖中泛舟，还搞了野餐，颇为尽兴。但是待到下午归来时，陈光大吃一惊，只见其住所已戒备森严，跟随他多年的老炊事员含泪望着他，四周则站满了他不认识的战士。警卫全部撤走，住所被查抄，在二楼的房间里，李作鹏尴尬地望了望他，然后朝保卫部部长努了努嘴。保卫部部长便捧出上级的电令，宣布他已被撤销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司令员的职务，旋即将他软禁起来。
　　实际上，对陈光的处理意见已在7月22日晚由中南军区电告了广东军区：鉴于陈光性格刚烈，又是战功卓著的老同志，电文强调尽量做到不扩散，具体实施由广东军区党委安排，采取先撤换警卫，再就地软禁的办法。但是怎样实施呢？广东军区连夜召开党委常委会（未通知陈光参加），由叶剑英主持，拟了几套方案，都未获认同。最后，李作鹏提出了邀陈光游湖、再派人查抄住所的办法。
　　病殁武汉
　　这一年10月，抗美援朝战端开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陈光被转送武汉，软禁在中南军区的一座二层小楼里。此间，中南军区不少旧部以各种方式探望过他。由昔日功臣沦为今日的阶下囚，陈光百感交集，情何以堪？在以后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他一直被监禁于此，从来没有离开过二楼。
　　对于他的错误，显然是夸大了。尽管当时的中南局、中南军区先后派苏静、刘兴元、梁必业找他谈话，劝他认识错误，但陈光认为其主要错误，与事实有较大出入，处理得极不公正；他还认为，林彪出于历史过节，刻意加害他，因而拒绝接受组织对他的处理。
　　事情就这样被拖了下来。
　　1954年6月7日，陈光在那栋2层小楼里，含冤去世，终年49岁。此前，他已有精神病征兆出现。不过，关于其死因，至今仍未解密。
　　陈光去世一年后，其夫人史瑞楚带着已改随母姓的两个儿子，悄然隐居于北京。如今，两个儿子学有所成，多不愿提及父亲的悲剧。
　　三十多年后，在纪念长征五十周年之际，熟知陈光的人，包括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在内的十余位老同志，联名上书陈云，希望重新公正处理陈光的问题。1987年，中纪委、中组部、军纪委和总政组成联合调查组，经过认真细致的审查，实事求是地认定其解放初所犯错误纯属人民内部矛盾，受到了林彪的诬陷和打击，以致被长期非法监禁和错误处理。
　　1988年4月，经中央批准，撤销了强加于陈光头上的“反党”结论，恢复他的党籍和名誉。
　　何畏：遗憾脱党
　　据史载，参加举世闻名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海南籍高级将领共有七人。他们分别是开国大将张云逸、上将周士第、中将庄田以及谢飞、云广英、符确坚和林青等。其实，这段史载给自己留下了让先人和后人都为之扼腕叹息的遗憾：因为它疏漏甚至忘却了当时地位与影响仅次于张云逸的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何畏。
　　曾经辉煌
　　何畏，红军时期的显要将领。国内许多权威历史媒体对他做了这样的记载：1900年，何畏出生于广东省海南乐会县玉堂村（今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朝烈村委会玉堂村，又名后塘村），祖母是越南人，因而他具有越南血统。原名何世富，又名何敬贤。童年时随父亲何良炳到马来西亚，就读于中华学校。早期参加马来西亚共产党并担任马共的领导人以及英（国）荷（兰）两族中区委员，后被英政府逮捕，驱逐出境回国。
　　回国后就读厦门大学，在校期间，何畏曾与郭沫若等共同发起创办了同人杂志，之后又发起成立创造社，并在《创造季刊》、《创造月报》等刊物上发表小说、戏剧……（《评中共文艺代表作》，丁森著，香港新出版社）。1925年参加省港大罢工，很快就成为了这次罢工浪潮的风云人物。
　　1926年，何畏考进了黄埔军校，成为第五期步科第一学生队一员。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供职。之后，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9年被中共广东省委派往广西从事兵运；同年12月参加了由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历任红七军连长、营长，红军赣南西河独立营营长，上猷县红色独立营营长。
　　1932年10月随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入川，参加创建川陕直至豫鄂皖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副师长、师长，与任其他师师长的王宏坤、倪志亮、王树声以及师政治委员李先念一起成为红四方面军（下辖4个师，约15000人）的主要军事骨干。
　　1933年6月，红4方面军军事会议作出了将师扩编为军的决议，将红4方面军下辖之第12师连同巴中地区的地方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9军，何畏任军长，政委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之后，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西征转战，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参与组织或组织领导了许多重大战役。其时，率部进入川西的理县，并在那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1935年5月下旬，为接应渡过金沙江的中央红军北上，何畏临危受命，任懋功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亲率25师、27师各一部，沿岷江流域星夜兼程，攻占懋功，前锋推进至懋功东南的达维镇。6月12日,何畏红9军下属的25师和27师在夹金山下的达维镇迎接到了翻越夹金山的中央红军，实现了红军两支主力军团胜利会师。这次历史性会师，史称“懋功会师”。
　　长征途中，何畏兼任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委员。到达延安后，任抗日大学副校长。
　　从一名热血归侨青年成长成为红军的显要将领，何畏经历了血与火的砺炼，经受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他，信念坚定，足智多谋，善于用兵，打了不少硬仗恶仗，为红四方面军赢得战争的胜利以及革命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发挥了重要影响和作用，做出了积极贡献。在红四方面军将领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被称之为军中“小诸葛”。他作战勇猛，靠前指挥，且率先垂范，屡立战功，曾荣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革军委颁发的一等红星奖章。
　　对于何畏这段尘封了近七十年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琼海籍诗人李兴川用诗的语言做了生动概括。诗这样写道：
　　史页圣封功胜过，
　　忠魂无悔舞长戈。
　　入番始涌维新血，
　　归国高吟救世歌。
　　百色沙场寒敌胆，
　　懋功战役揭贼窝。
　　缅怀军座千秋志，
　　一片丹心照岳河。
　　军中“小诸葛”
　　从广州起开始到红军两大主力懋功会师的十年间，何畏经历了百色起义、井冈山革命斗争、豫鄂皖反围剿斗争，从最初的红七军连长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最后走到红四方面军显要将领的位置。其间，身为士卒直接参加的战斗不计其数，参与指挥、协同指挥或直接指挥的战斗或战役也数以百计。
　　何畏正是在这些战斗和战役中逐渐显露出他的军事才能；尤其是他参与指挥了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有着决定性的战役：强渡嘉陵江战役和百丈战役(史称“雅邛战役”)以及率部实现的“懋功会师”，施展了他从容应对变化万千的敌我战争格局而运筹帷幄的韬略和过人的胆识，由此也为他奠定了军中“小诸葛”的军事地位。应当指出的是，在那个人才济济的红四方面军能获此殊荣的唯何畏一人。
　　在这里，笔者引来一些史载，实证何畏军中“小诸葛”并非空穴来风：
　　斯诺在他的传记中有过这样的描述：何畏作战勇猛，智谋过人，号称红四方面军“小诸葛”。
　　早期出版的李璜《共匪西军观察记》称：共军在老匪区，所编练的赤卫队、少先队为数也近两万，故红四军在二十二年十月（指民国二十二年即1933年－笔者注）也共有能作战兵力六万人，而以何畏、王（应为王树声――笔者注）确能协助军方，对敌作战。故刘湘一就任剿匪总司令后，分五路出兵进剿。
　　《中华民国史事日记》载：1933年，即中华民国二十二年癸酉乙，四川红军徐向前、何畏再败杨森军，占渠县。
　　1935年2月15日云南《民国日报》刊发了《蒋介石悬赏红军将领的赏格》：
　　（一）毛泽东、朱德、徐向前等，生擒者各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八万元。
　　（二）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等，生擒者各奖八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五万元。
　　（三）周恩来、张国焘、项英、王稼详、陈昌浩等，生擒者各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
　　（四）王宏坤、王树声、何畏、孙玉清、余天云、王维舟、刘伯承、叶剑英、倪志亮暨伪中央政委、伪军团政委、伪军长等匪首，生擒者各奖三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
　　何畏军中之所以享有“小诸葛”之称，还在于他能够临危受命，排除艰难险阻，坚决执行党的决定，出色地完成党和组织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准备和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是关系到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前途命运的一项重大任务。红四方面军党代表张国焘、总指挥徐向前首先想到担当此重任的人选便是红30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红9军军长何畏。遂即任命何畏为懋功支队司令兼政委，率第25师、第27师各一部，西进懋功地区，横扫这一带敌人，策应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
　　对此，曾长期担任张国焘警排长何福圣在其自传《带刀侍卫》中做了这样描述：1935年5月下旬，为接应渡过金沙江的中央红军北上，红9军军长何畏率25师、27师各一部，沿岷江流域星夜兼程，攻占懋功，前锋推进至懋功东南的达维镇。6月12日，迎接部队和中央红军在夹金山下的一座小桥上胜利会师。
　　多棱角的个性
　　多层面的人生阅历，决定了何畏性格的复杂性。曾经接受过高等教育，又在当时中国军事院校最高学府--黄埔军校得到严格的军事专业培训以及后来权重一时的戎马生涯，铸就了何畏个性的坚韧性直至于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某些决策的形成和实施上表现为不改初衷或者是固执己见。
　　关于何畏暴烈的性情,笔者从史书择其一二，从另一个侧面窥视这位红军将领的性格：
　　红9军一次战斗失利，何畏迁怒于当时的作战科长周希汉（后来成为共和国将军）。也是牛脾气的周希汉不服气，当场和他顶了起来。何畏大怒，立即嚷道:“老子毙了你!”随即从腰间拔出手枪，连发五弹。
　　长征途中，懋功会师后，1935年8月7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派人请到总书记张闻天，试图说服他接受张国焘的主张，要他拿出总书记的权威来，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挥师南下。红9军军长、独臂将军何畏尤为暴烈，他拍着桌子吼道：“你像个什么总书记，我看你简直像个汉献帝。曹操手中的傀儡！”
　　“毛儿盖兵谏”更足见何畏性格的刚烈无羁。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史称“毛儿盖会议”)。会上，不少与会者希望张国焘能尽快接受并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费尽口舌，也未能使坚持北上和要求南下的意见统一起来。在一、四方面军联席会议上，各执己见的双方甚至发生了争执。
　　争吵中，何畏突然掏出手枪指向毛泽东、周恩来。坐在右边的徐向前见势不妙一把握住何畏的手臂，奋力向上举起，“哒哒哒……”枪声震落了天花板上的积尘，整个屋子弥漫在火药味之中。几个警卫跑进会议室，只见墙上到天花板上不规则地散布着十个黑洞洞的弹孔。
　　何畏不分情面，认死理，在军中是出了名的。在新近热播的电视到连续剧《强渡嘉陵江》中，有这样一段剧情：时任第九军军长何畏、副军长许世友和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上山打猎。许求猎心切，结果误杀了群众的一只狗。何畏十分不高兴，对许扔下这么一句：“你怎么杀死了老百姓的狗呢？”并把这事捅到张国焘那里，要求严肃处理。
　　何畏还有另一个突出的性格，那就是为友人、为同事敢于两肋插刀，铁肩担道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360页）对此做了深情的回忆：在延安，“原任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当时任红军学校副校长的何畏也被捕了。何畏自始即站在反抗这种斗争（批判张国焘运动—笔者注）的立场，为四方面军的领导辩护。何畏出身工人阶级，在红军中战功显赫，负伤十一次之多，毛泽东等也轻易奈何他不得。他并未参加这次抗大学生的反抗风潮，但为了许世友、王建安等人的被捕，表示抗议。他愤慨申言，中共中央和“抗大”都变质了，变成了类似北洋军阀的统治。因此，何畏被秘密逮捕。之后，张闻天曾向我解释，何畏身体残废，且有战功，本应曲予优容，但他心情恶劣，可能自杀，故暂行看管，并不交法院审讯。”
　　客观地说，何畏这些性格，在红军将领中并不少见。
　　然而，何畏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例如，作战科长周希汉被他罚打了二十军棍，送进医院疗伤。刚过几天，何畏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头了，特意到医院看望,并交代医院政委董贤映:“对周科长要特殊照顾好，给周科长炖一只母鸡。”
　　又如，《我的启蒙老师--刘伯承校长》载之：红军长征途中，我在“红大”先后给刘伯承、张宗述、何畏三位领导当过通讯员、警卫员……他（刘伯承）身体不好，红九军军长何畏派人给他送来50块大洋，让他补养身体。
　　与其他红军将领一样，何畏毕竟受党教育多年，是能够把握住个性与坚持工作原则的关系，能够处理好遵守组织纪律与同志共事之间的关系。决不会拿个人好恶、恩怨带到工作中去。对此，莫文骅将军在其《莫文骅回忆录》中回忆道：“警卫员跟着我，监视我。不久，来了政治委员何畏，他是广东人（海南原隶属广东省--笔者注），参加过广州暴动，原是红7军的连长，后任营长，和我认识。他到江西时，因为治伤而离开部队去上海病养，后中央分配他到四方面军工作，任军长，他调任红大政治委员时，我即把李特诬蔑干部团的事告诉他，建议他处理。”但是，何畏从大局出发，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而是把这件事压了下来。
　　作为红军的高级将领，何畏对党是胸襟怀坦白的，是有勇于承认错误、担当责任以及多作自我批评的勇气。1937年3月，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讨论和批评。张国焘、周纯全等相继表了态。何畏说：“中央宣布张国焘路线破产，凡是革命者没有不同意的。我在国焘路线上犯了军阀主义、土匪主义、反党反中央的严重错误。我诚恳地承认这一错误。我坚决改正我的错误，希望同志们帮助我。”
　　有位哲学家说过：播种一种行动，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种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也许，正是何畏上述多棱角的性格，使他在延安党内发生争端之时，宁折不屈，最后痛苦地选择了离开，以致于酿成了后来令自己和后来人都为之扼腕叹息的人生悲剧。
　　张国焘的心腹将领
　　关于张国焘与何畏之间关系，笔者查阅了一些史书和资料，得出了下列两个结论：
　　张国焘作为我党创始人之一，在探索中国革命发展道路、创建革命根据地、创建红军等方面的杰出贡献永垂史册。至于他作风专横跋扈、在党内拉山头、树亲信等，与其他的贡献相比，与他爱才、惜才、用才的智慧和韬略相比，这些永远是次要的。
　　与其他红军将领一样，何畏也是靠自己的才干、忠诚、贡献直至流血负伤才到达他的人生辉煌：红四方面军显要将领。
　　大量史实表明：何畏是张国焘的爱将、心腹：
　　只要是考虑组织和人选安排问题，何畏必定进入张国焘的视线。在毛儿盖会上，在张国焘的力争下，中央也从团结的大局出发作出了让步。政治局决定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同时还增补为政治局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
　　又如，红四方军军事会议决定以第十二师为基础，连同巴中市、巴中、恩阳、仪陇、阆中等县独立团，独立营扩编第九军。此时，张又力举何畏任该军军长。
　　对于一些难办或别人不愿意办的事情，张国焘总是让何畏去办。丁森在其《评中文艺代表作》（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写道：余天云在学校还散布要杀刘伯承校长和王新亭主任，也要杀张国焘（因没有要他当军长了，对张不满）。张国焘知道后，要刘伯承把余抓起来，刘说：“不要抓，我来教育他。”张说：不抓不行，余天云这个人说杀人就真要杀人的。刘伯承还是说不要抓，可以教育好的。张国焘对刘实在无奈，当即要何畏（当时的红大政委）去办。何二话不说，就把余抓了起来。
　　《强渡嘉陵江》电视剧披露了一个历史片段：在强渡嘉陵江战役推进最艰难的时刻，张国焘对徐向前越来越不听指挥的行为深为不满，曾一度下令何畏接替徐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位置。
　　每当关键时刻，何畏总是坚定地站在张国焘这一边。对此，《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记录着历史的那一幕：……在懋功战役中负伤未痊愈的红军大学政委何畏等坐着担架急匆匆地赶来总指挥部，向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报告：党中央、军委直属单位与毛泽东已率第三军向北挺进了。问陈昌浩是否下过开拔的命令。
　　何畏对张国焘的忠诚由此可见一斑。这种忠诚换来了他们俩人的过从甚密：
　　何福圣在《带刀侍卫》中做了这样记载：有一次，张国焘叫我给何畏送去两条特供给香烟。当时，何畏主持的四方面军彭扬军学校已经和中央红军大学合并，由何畏任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
　　张国焘对何畏可谓关怀备至。何畏在懋功会师战役中负伤，而且伤势不轻，甚至不能坚持正常工作。于是，张便安排何畏任红军大学政委。张国焘在《我的回忆》（第202页）中回忆道：这个训练班最初是由负伤病愈的干部组成，后来陆续从军队中抽调干部参加；直到我们与中央红军会师之后，才改组为红军学校。担任这个训练班主任的，就是负着重伤的第九军军长何畏。他原系香港的洋服工人，参加过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罢工。在苏维埃运动时期，参加过广西越南边境的游击战争，曾与越南革命党人一起在越南与法国军队作战，一九三一年被调到鄂豫皖苏区任红军的团长，先后负伤十一次。这多次的枪伤，使他成了残废。因此，这个训练最初还带有点休养的性质。
　　脱离革命
　　1938年，因党内路线斗争怕受其害，加上身上带伤，为治疗养病，何畏带着腿伤离开延安回到广州，在安老所过着稳居生活。于1960年病故于家乡海南，享年60岁。
　　大量的史料表明，何畏脱离革命离开延安，有其独特而深刻的历史背景。之所以说背景独特，是因为他是张国焘的亲信将领。之所以说背景深刻，是因为自红四方面军长征以来，路线之争一刻没有停止过，到达延安之后的“批张运动”又搞株连和无情斗争。这使何畏长时间深深地陷入迷惘与痛苦。
　　一个人，尤其是身居高位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信任或不再拥有信任，不被理解同时又遭遇冤枉。不幸的是，何畏恰恰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光，仅仅因为站错了队而遭遇了不再拥有信任、不被理解直至冤枉的命运：
　　对此，同样遭遇的开国上将许世友大叫冤枉。在建国后曾有较为详细的回忆：到延安以后，就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做声，只要你不说到我头上我就不管。……加上下边又谣传要枪决周纯全、何畏、张国焘，我也是张国焘的军级干部之一，也不能没有我的事。我自己也觉得在这里枪决太冤枉了，我南征北战带了这些彩，没有功还有罪吗？（何福圣《带刀侍卫》）
　　其实，遭遇不被信任命运的并非何畏一人。何福圣在《带刀侍卫》作了这样回忆：原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也普遍存在着何畏那样的沉重的心理负担。因为事实已经一清二楚，毛泽东对了，张国焘错了。于是，红四方面军将领们大都不被信任。之后，他们自然流露出种种不满和反抗情绪。就连一贯以沉稳著称的李先念也不例外，他为何畏鸣不平。蔡孟坚《张国焘夫妇慨谈今昔》）（修订本）这样写道：……张国焘的妻子说：“还有一位何畏军长，他实在可惜了。何畏与李先念一样，都是国焘直接部属。此人勇敢善战，满身是伤，当国焘与我脱离延安后，老毛把何部队改编，将何送禁闭……后来释放，派他到前线工作，彼时一样不得意的李先念等暗示何畏走得愈远愈好。
　　在此期间，何畏还被迫背上一个天大的冤枉：在批张运动中，有人把抗大部分学员反抗批张运动无限上纲到是受何畏等人指使的、有组织的行为。然而，事实不是这样。何福圣在《带刀侍卫》一书回忆了那段历史：在审查过程中，负责这个工作的董必武同志和那些被捕者（因抵制批张运动而被捕的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笔者注）一个个亲自谈话，结果证明何畏、许世友、王建安等反对者并没有组织的行动，他们背后也没有人指使和操纵，只是对于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方式表示不满，因此愤而反抗。
　　何畏与许世友不同，因为他有异国他乡的生活经历，又在厦门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以及黄埔军校的军事专业的洗礼，遇到重大事情的心理反应不会轻易地情形于表。对此，斯诺在他的传记中有过这样的描述:何畏，性格倔强,脾气古怪。夏天常见他身穿皮袍,冬天则穿短衣短裤,赤脚在冰天雪地里跑来跑去。想来，何畏只能用这种方式排遣内心的痛苦和煎熬了。可以料定，这段日子何畏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加上战伤病疾的折磨，其心灵上的负荷可想而知。
　　一个面对几倍于、十几倍于甚至几十倍于我的敌军的围追堵截而指挥若定，面对反围剿、长征路上艰苦卓绝而信念坚定地走出来的红军将领，却在延安批张运动中陷入迷惘，却在遭遇不被信任命运的时候，选择了离开，离开了自己用心血、智慧参与打造的历经千锤百炼、无往而无胜的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自己曾经矢志不移、为之奋斗的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离开了曾经与自己肩并肩、生死与共的同志们、战友们。
　　倘若当年不搞批张运动，批张不搞株连，倘若当年他能象应对长征路上艰苦卓绝那样泰然自若地面对那场批张运动，这将出现与他后来命运截然不同的命运。一个原本可以成为共和国将军的红军将领由于选择了离开而使完全可以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的政治生涯、军事生涯由此嘎然中止了。这使他曾经为之奋斗事业的后来人为之深深地惋惜。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它只能记载着已经过去的社会发展过程。对于我们而言，历史，只能重温与借鉴。已经融入那个时代的何畏的命运给我们留下很多、很多凝重的思考。
　　吴成德：被俘蒙冤
　　突围被俘
　　1951年4月22日，朝鲜战争中，由于时间紧迫，吴成德所在的第一八〇师只进行了仓促的准备便投入了第五次战役。5月21日，他们又接到上级命令，准备担任掩护主力后撤的任务，并在阻击地域至少阻敌3至5天。
　　5月24日，第一八〇师接到军部命令撤至汉江以北，此时两路敌人分别从其前方与侧后方的空隙中突然钻出，对其形成夹击之势；26日，全师陷入敌军重围。六十军军长韦杰命令第一八〇师固守待援，但很快又令该师实施突围。一八〇师决定分散突围。
　　当吴成德一行来到一个山口时，他发现有三百多名一八〇师的伤员黑压压地挤在一起，他们因为行动不便而无法跟上部队转移。战士们见到师政委，如同在黑夜中见到曙光。
　　“吴政委，我们能冲出去吗？”
　　“吴政委，你一定要带上我们呀！”
　　伤员们纷纷喊着。
　　此时，如果吴成德继续追赶的话，很快就能赶上前面的师部。但是吴成德不忍心抛下这些可爱的战士，于是翻身下马，来到了伤员中间。他选择了与伤员们在一起。
　　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吴成德拔出手枪，对准自己坐骑的头部开枪，战马轰然倒地。吴成德高声说道：“同志们，我与大家在一起！”伤员们立即安静下来。
　　吴成德高声鼓励他们赶快突围。然而，敌人已经用各种火器封锁了所有的道路，同时加紧收缩包围圈。吴成德也与许多官兵一道，左突右冲，拼杀了整整一夜，一直打到弹尽粮绝，然而最终未能冲出包围圈。战斗结束后，吴成德带领剩余的战士在朝鲜37度线附近的山区打游击，坚持了14个月，一直到只剩下3个人的时候，被美军的搜山队所俘。后来知道，吴成德当时的职务是代师政委，是志愿军战俘中职务最高的。
　　吴成德被送进了釜山“战犯”监狱。在这里，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吴成德始终没有放弃返回祖国的信念。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生效，朝鲜战争正式结束。停战后，双方经过谈判开始大批交换战俘。吴成德是最后一批被遣返回国的。
　　命运多舛
　　吴成德被遣返的这天是1953年9月2日。上午9时左右，当熟悉吴成德的中方人员再次见到他的时候，都几乎认不出他了，仅仅几个月的战俘营生活，就将吴成德折磨得骨瘦如柴，原来体重130多斤，现在只剩下了90多斤，身体十分虚弱。
　　列车驶过丹东，到达沈阳，他们被安排住进了东北军区招待所。几天后，他们被送往设在辽宁昌图的“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归管处”的工作人员传达了中央对待战俘的“二十字方针”：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排。
　　在那个思想狂热激进的年代里，许多人对战俘存在着偏激的认识，在他们的意识里，“战俘”这个词与“叛徒”、“特务”之类的名词没有太大的区别。
　　“归管处”工作人员宣布，学习阶段的目的是：自我交代，互相帮助。“交代”这个词使许多归来人员听着刺耳。不过他们很快便明白了“归管处”的观点，即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被俘本身就是怕死，就是可耻的。不然的话，为什么不和敌人拼命或自尽？一个怕死被俘的人，在战俘营怎么能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呢？即使作了些斗争，也仅是迫不得已的反抗；由于曾经被敌人俘虏过、教育过，因此他们很可能“已经变质了”。
　　这使许多归来人员迷惑不解。他们在历尽千难万险之后回国了，他们在战场上和战俘营里所付出的一切，却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这不能不令他们感到心寒。
　　此时的吴成德同样陷入了极大的困惑之中。敌人为了让他投降和拉拢他去台湾，无所不用其极，然而他始终没有低头屈服。如今，在“归管处”看到自己的付出不仅得不到他人的理解与信任，甚至被当成了罪人，这是他怎么也想不通的。有人要吴成德承担一八〇师失利的主要“罪责”，这一点吴成德更不能接受，也承受不起。直性子的他，宁折不弯，因此他的“交代”一直未能获得通过。这种政治上的不公和精神上的压力，使吴成德的精神已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他的言谈和举止甚至都有些失常了。
　　1954年6月，上级下达了对这批遣返人员的具体处理结果，被遣返的6400多人中，绝大部分离开了军队。像吴成德这样的人，自然也是不可能继续留在部队的。他被开除党籍和军职，安排去了有“南大荒”之称的辽宁盘锦的大洼农场。
　　好在吴成德并没有就此趴下，他凭着自己的诚实和苦干，在农场获得了广泛的信任。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有人主张对他进行批斗，但群众都知道他是个好人，没有几个人去参加他的批斗会。
　　多少年来，吴成德与其他散落在各地的志愿军战俘们一样，从未停止为自己的不平遭遇而奔走呼号，仅吴成德一人就向上级有关部门写了数十封上访信。他们只求组织上给他们一个公正的结论。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1980年，中共中央下发了题为《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的第74号文件，全面地、正确地规定了对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的重新审查、正确处理办法。
　　组织部门重新鉴定后，决定吴成德享受部队军级干部待遇，具体事项由地方负责。数十年前遗留的政治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吴成德终于可以拜见家乡父老了。他带着自己的家人回到了老家山西运城落了户，在运城军干所度过了他最后的时光。
　　1996年3月，吴成德去世，享年78岁，薄一波等老首长向他献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