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毛主席诗词的故事 哪首诗被人们称为“捡回来的国宝”？

华忠

北京卫视                        
2017-05-18 15:11

  毛泽东遗物的故事之诗词手稿


1963年12月，一群诗人、作家受邀来到丰泽园颐年堂，与一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了一次特别的座谈会。
会议桌上摆着两张字条，一张开列受邀与会者的名单，一张写着会议的议题，内容很简单，只有一句话：我写的这些东西，请同志们一议。
是谁出面邀请了这么多人？他又想请大家讨论自己写的什么东西呢？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陈晋说：“1963年底，毛泽东指导编选他的《毛泽东诗词选》。
在他把书编出来后，印了几十本，送给了很多人。有朱德、邓小平、彭真，也有文化界的人，像周扬、臧克家、袁水拍等。还提出让这20多人专门开一个会，讨论诗词的问题。”


原来是毛泽东邀请各位专家，斧正自己即将结集出版的诗词。这不禁令人为之惊诧，以毛泽东的才大如海，和他举世公认的诗家地位，还用得着征求别人的修改意见吗？

早在《毛泽东诗词》出版前许多年，他的诗词成就就已经举世公认，甚至轰动一时了。比如1945年的那首《沁园春·雪》。
陈晋说：“在1945年8月，毛主席到重庆出席国共和谈，而且见了很多文化人。柳亚子就是其中之一。柳亚子跟毛泽东的关系很深。在这之前，柳亚子读到过毛主席一首诗，就是《七律·长征》。他希望主席把这个诗写下来，赠给他。”
老朋友的盛情难却，毛泽东只得答应了。但却没有送出自己的长征旧作，而是另选了一首不为人知的作品。
陈晋说：“在1945年，他送给柳亚子的时候还专门写了一封信，信里边说，我的这首词的风格和先生你的诗作的风格大致相似。所以我勉强拿得出来。”
赠送的词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得词后的柳亚子惊喜异常，不禁赞道：“展读之余，以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轼）辛（弃疾）未能抗。况余子乎？”
并立即和词一首，送到当时的《新华日报》请求发表。

陈晋说：“《新华日报》的有关负责人答复他，说你要发表毛主席的原词，必须得经过毛本人同意，我们没有权利。所以柳亚子说，那你不发表原词，你就把我的和词先发表出来，这个和词在《新华日报》上一发表以后，重庆的文化界就感到惊讶，也震动了，就说既然有和词，就希望看到毛主席的原词是什么。”
后来，毛主席的词在《新民晚报》上发表。《沁园春·雪》的发表，像一枚重磅炸弹，震动了整个山城重庆，一时间，山城人民奔走相告，竞相传诵，而国民党当局却惊慌失措，对主管新闻的官员大加训斥。说他们是：为共党张目，向共党投降。
吴欢说：“为了打掉共产党的气焰，因为蒋介石作为政治家太敏感了，他知道这首词要出乱子，毛泽东简直不得了，所以蒋介石立刻派文人，写词来和毛泽东《沁园春·雪》，不和便罢，这一和就更发酵了。重庆进步文化界的人士挺身而出，非常鲜明地来维护和宣传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这首词。包括郭沫若，说他们（国民党）是朽木之才不可雕，而且推崇毛泽东的诗词，是气度雍容格调高。”

就连当时在重庆的，美国记者路易斯·斯特朗也注意到了这场轩然大波，美国记者路易斯·斯特朗在自己的著作中留下了这样的评述：他们原以为他是一个来自西北窑洞的土宣传家，可是遇见的却是一个在哲学修养和文学风格方面都远远胜过他们自己的人。
而受到国民党，诸多谩骂“和词”的毛泽东，在致老教育家黄齐生的信中，这样写道：若飞寄来报载诸件付上一阅。阅后乞予退还，其中，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并付一观。
好一个“鸦鸣蝉噪，可以喷饭”。在拙劣的对手面前，诗家毛泽东是如此自信非凡。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就是《沁园春·雪》这样一首中华诗词史上的经典之作，从创作到公诸于众，相隔竟长达近10年之久。
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杨胜群说：“《沁园春·雪》这首词是1936年创作的，1945年，毛泽东把这首词抄给柳亚子，在重庆的报纸上发表。大约过了10年。”
如果说锁诗10年，还不足以说明毛泽东对自己作品的严谨态度的话，那么发生在另一首作品上的真实经历，就几乎可称得上戏剧性了。
1949年4月，在香山别墅住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七律。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写完以后，毛泽东没有在意，又或者觉得不太理想，就把它扔了。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的女儿说：“我父亲曾说：‘这个诗是主席写了以后丢在纸篓里，我捡起来的。’1963年在编主席诗词的时候，我父亲作为主席的秘书，参加了编辑的全过程，当时交给主席的时候，我父亲还附了一封简信。主席看了这个信和这首诗，哈哈一笑：‘还有这么一首诗我都忘记了。’”
一首伟大的的史诗，险些与世人擦肩而过。这首诗也因此被人们称为“捡回来的国宝”。

而当我们庆幸如此优秀的诗篇得以传世的同时，也忍不住猜测，以毛泽东的才大如海。为什么仅仅只给世人留下了数十首诗词。
在他的一生中，究竟还丢弃过多少他自认为“不足为外人道”的作品？其中又有多少令人击节叫好的华彩辞章我们无缘得见？
或许我们应该埋怨毛泽东对自己的创作太过苛求。然而，也恰恰是这种对自己过分严厉的苛求，才使得他的诗词如此摧残，令我们百读不厌回味无穷吧。

炼诗未就自长吟。
毛泽东生前多次说，诗要改，不但要请人改，而且主要靠自己改。放一段时候，看了、想了再改，就有可能改得好一些。这就是所谓“推敲”的好处。
陈晋说：“毛泽东修改他的诗词是家常便饭，比如他写于长征途中的那首《清平乐·六盘山》，开头两句是‘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这个‘红旗’，最早的原始稿里面是叫‘赤旗’。在1949年8月，在上海一家报纸上发表的时候，就改成了‘红旗漫卷西风’，在1957年1月，在诗刊上发表的时候，毛泽东又把它改成了‘矛头漫卷西风’。到1961年他为宁夏写这首词的时候，又改回到‘红旗漫卷西风’。就这么两个字，改了四次。”
如果说自行修改，还只是个人创作态度的严肃，那么拿自己的作品主动征求他人意见，以得到别人的修改正为盼，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
1965年，邓颖超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在休息的时候，邓颖超就和毛泽东提起说，好久没有读到主席写的诗词新作了。很希望能得到你的新作。
毛泽东就把这个话记下来了，大概两三个月以后，就把自己新创作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一首《念奴娇·鸟儿问答》抄送给了邓颖超。而且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说：“邓大姐，自从你压迫我写诗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诗，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
毛泽东在党内也好，还是在党外也好，有很多诗友，包括董必武包括陈毅、郭沫若、藏克家。都经常参与他的诗词修改。


把自己的诗抄录过去，请他们修改的时候，往往都是这样的话：录陈审正、请予修改、再予审改、加以笔削等。
加以笔削，痛改为盼。
毛泽东的求教之情，如此真切。正因为有这样的虚怀若谷，才有了我们开头提到的那次广邀朋友共改诗的座谈会吧。
陈晋说：“在讨论过程中，人们提了一些意见，比如说臧克家，他写了23条修改意见。后来等书出来以后，臧克家一对照。发现毛泽东吸收了他13条。”
求教于专家与朋友，已经难能可贵。诗人毛泽东的虚心却不止于此。哪怕陌生的普通读者提出的不同意见，他同样能认真对待。
罗元贞的女儿罗芸说：“当时我爸爸拜读了毛主席的诗词，非常的钦佩，但是有一首诗，就是《七律·长征》这首诗，他感觉，那首诗里如果出现两个浪字，是有点不太贴切，是否可以改为水字？他在1952年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就把他的想法提出来了。”
罗元贞的信发出后，并没有指望能得到回音。毕竟毛泽东工作太忙了，一个普通读者的冒昧来信，怎么可能得到共和国主席兼诗坛泰斗地重视和回复呢？
罗芸说：“他收到中央办公厅寄来的一封信，拆开信封之后，里边还有一个小信封，再打开之后，居然是毛主席的亲笔回信：元贞先生，一月一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此复顺颂，教褀，毛泽东。一九五二年一月九日。”
1957年，《七律·长征》在《诗刊》一月号上发表。“金沙浪拍云崖暖”果然改作了“金沙水拍云崖暖”。
直到1958年12月，毛泽东还记挂着这位陌生读者地指教，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他在批注中这样写道：浪拍改水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

诗词不厌百回改。
世人熟悉的，是毛泽东诗词成就的灿烂辉煌。而当我们拿出毛泽东诗词的手稿，与公开发表的定稿相对照，我们却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差异表”。
大到整句诗，小到一个标点符号，诗人毛泽东正是依靠这样常人不能企及的严禁谦逊，依靠他的虚心求教，反复推敲，才于千锤百炼中，成就了这一首首辉煌诗篇。

大志

气度啊！越回味越让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