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要乘专列外出视察？有的年份甚至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北京之外度过

华忠

北京卫视                        
2017-06-27 16:27

  1953年2月中旬，南国的空气里还留着浓浓寒意，武汉蛇山上的黄鹤楼虽然正在恢复重建，但因为是春节期间，游人依然如织，熙熙攘攘。正当人们陶醉于蛇山的美景时，人群中突然响起了一个孩子惊喜的喊声。
原来，毛泽东正在一位老汉那里买油炸臭豆腐，可还没来得及攀谈几句，就被身边的两个小女孩发现了，高声喊：“毛主席！”

刹那间，人们象潮水般涌了上去，蛇山上顿时水泄不通。
毛泽东的警卫员特别着急。因为1953年2月，抗美援朝尚未结束，国民党特务仍有残余活动，复杂的时局不容放松哪怕一丝一毫的警惕。
同样的场景，早在新中国尚未成立时就曾发生过。

毛泽东的卫士组长李家骥说：“1949年的5月2号，毛主席到颐和园，看他的词友柳亚子，可是一下车，刚刚进了颐和园的门就被人发现了，群众一下就围上来了。给保卫人员来个措手不及。”
随着这种热烈场面一再地出现，毛主席的安全也越来越令人担心。警卫部门不得不规定，在大庭广众之中，毛主席必须戴上口罩和墨镜。

毛泽东感到了深深的不自由，毕竟口罩与墨镜并不属于他曾经的生活，他早已习惯与老百姓无拘无束相处的日子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对此就深有感触。
1946年，斯特朗在延安采访毛主席，两人谈得正投入的时候，突然斯特朗听到窑洞上面有响动。因为当时延安的形势也比较复杂，她考虑上面是不是有坏人，想暗害老主席，所以她非常紧张，结果她一看主席呢，很从容，而且习以为常。她就问主席谁在窑洞上面。主席说是邻居小孩。他们对我的这个外国客人比较感兴趣，他们在上面可能要看你吧。
半信半疑的斯特朗，立即起身环顾四周，果然看见几个陕北农家孩子，在窑洞的顶上玩耍，那一刹那，她明白了这位共产党的主席，与农民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也因此在自己的著作中，留下了一个结论：毛主席不是隐匿自己的神秘人物，他不过是这些普通农民的友好领导而已。
另一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比他的同胞斯特朗更早见到毛泽东。1936年，他就来到了陕北，后来在那本著名的《西行漫记》中，他样记载印象中的毛泽东：“我曾几次同毛泽东一起，去参加过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兴。”很显然，战争年代的毛泽东和周围老百姓之间没有任何隔阂。
无论是延安，还是西柏坡，身为政府主席的他想要找谁，都可以抬脚就走，或者干脆站在院子里喊一嗓子，对方就能听见。
可是和平的到来，却使毛泽东少了这样的自如。人们对他的崇拜和想亲眼看到他的愿望，使得他的外出总能引起围观。甚至能引发交通瘫痪。
就算不说个人安全问题，也得考虑是否会干扰群众正常的社会生活，而身为共产党员的毛泽东，也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在个人自由与组织纪律的冲突间做出让步。
于是新中国成立后，搬进红墙高耸的中南海，毛泽东不能随便逛街，不能随便游园，不能随便进电影院，甚至不能随便去百货商店买一次东西，偶尔有那么几次，毛泽东会悄悄地跑到北京郊外，到农民的菜地里，和他们拉拉家常。
毛泽东的卫士组长李家骥说：“德胜门外以马甸村，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农田。一个老乡在地里浇水，毛主席就走进去了，带了个口罩，进去后毛主席要跟那个老汉唠嗑，蹲在地里，把口罩啪的就甩了。”
把口罩甩了跟群众唠嗑，成了毛泽东的一种享受。可惜的是，这样的机会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少了。于是，他越来越反感把他与普通百姓隔断的口罩和墨镜了。
1953年，毛主席视察湖北黄石钢铁厂的时候，就曾坚持不戴口罩。
当时，我国经济还不发达，工厂条件比较艰苦，工人们没有戴口罩，毛泽东也不愿搞特殊，戴上他本来就讨厌的口罩。对他而言，他讨厌的恐怕还不仅仅是口罩，他真正担心的是与脱离群众。1954年，毛泽东去参观杭州郊区时，就经历过这样的事。

毛泽东的贴身警卫曾文说：“1954年，社会情况比较复杂。当地公安机关为了保护主席，就到当地清场。主席去了以后看不到群众，就问人都到哪儿去了。”
当群众消失得无影无踪，毛泽东深深的担忧。
李家骥说：“毛主席要求，不要把人民和领袖分开。因为这是鱼和水的关系。鱼离开水，就要渴死。”
人民为水，我为鱼。从群众走出来的毛泽东，太明白群众的力量了。对于人民群众，他早有过生动的比喻。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上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像群众学习。
而现在，一副口罩使他无法自由地走入群众中，毛泽东必须想出弥补的办法。他的办法，是走出红墙环绕的北京，大量外出视察。从建国开始，他的专列就经常奔驰在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有的年份，他甚至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北京之外度过。

从这份长长的日程表中，我们就足可以感受到毛泽东的马不停蹄。而这仅仅是1959年10月到1960年3月一次巡视的日程。历时5个月的这次巡视，毛泽东跑了8个省（市），停车开会，谈话59次，视察工厂、公社和部队7次。而就在回到北京一个月后，他的专列又一次启动外出了。因为只有走出去，他才能深入基层，才能随时随地停下专列，大量接见群众代表。

郑敏庭说：“只要能见到群众，他总是会高兴起来。有一次到孝感找到晏桃香同志，她是种棉花的能手，但是她感冒了，地方的干部有点怕传染给主席，毛主席说：‘不要紧，怕什么？’见到她的时候，毛主席还幽默地对她说：‘你是不是对我很感冒啊？’”
不戴口罩外出巡视，接见群众代表，仍不能让毛泽东满足。因为他只有一双眼睛，一双耳朵，他担心看得不够，听得太少。而且因为自己的主席身份，他更担心人们不跟他说实话。
1955年5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刚刚组建的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全体人员，跟大家讲了话以后，他突然向这些警卫战士提出要他们以回家探亲的名义，搞调查的任务，还布置了详细的调查内容。
其实他不是头一次这么做，早在两年前，当他还在苦恼着无法更多地和群众接触的时候，卫士组长李家骥的父亲病危。他就这么安排过工作。
给李家骥安排的工作是：一、农业生产情况。二、农民生活情况。三，我们党政策落实情况。李家骥一共走了7个村子，9天，回来以后向毛主席汇报了三个半小时。把我调查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做了汇报。
李家骥向毛泽东汇报了地方的很多实际情况，此后，毛泽东就开始重视这样的调查方法。
1955年，中央警卫团一中队组建之初，毛泽东曾亲自给中央警卫局做过这样的批示。这份批示是这样写的：“从全国各个省和广西自治区，每个专区选调一名军队干部，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武汉、五个大城市各选调一名军队干部，集中到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显然，利用警卫战士接触人民群众，了解基层实际情况，出于毛泽东的深思熟虑。
毛泽东的警卫张耀祠说：“调查回来的情况都向毛主席汇报，一个是写了书面，然后口头汇报，主席一个一个问。”
半年后，派下去调查的工作人员，回来汇报了看到的农村真实情况，由此引发了毛泽东一系列的思考与决策。1960年12月，毛泽东重提“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亲自组织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做农村调查。不久，中共中央先后在广州、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了制定和修改。取消了群众意见很大的公共食堂和供给制。
一副口罩，或许拉远了毛泽东与群众之间的空间距离，但却拉不开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今天，时光的流逝已使逝者的背影渐行渐远，但毛泽东当年那折钉截铁的论断，却依然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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