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中国命运的六届六中全会

华忠

《论持久战》发表4个月后，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曾在七大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没有六中全会，今天的局面不会有这样大”。

如此高度的评价，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从而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
中国抗战需要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给予中国革命深刻的影响并起决定性的作用。对此，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也是十分坚定的。
但是，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国共两党间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党如何处理统一战线中的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是对抗战成败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汲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对国民党的反共倾向保持高度的警觉性。
洛川会议结束后，1937年8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座谈会上讨论了毛泽东提出的国共关系中更深层次的问题：在统一战线中，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
毛泽东说：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国民党有计划地从各方面影响和吸引共产党和红军，我们要提高政治警觉性，要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跟随我党走。国民党内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这对于我们吸引国民党是有利的，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的。

“两党之间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来解决。”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要注意在党内加强教育。
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纲中指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民族的和阶级的投降主义。
否则，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就可能被国民党吸引过去，被溶化或消灭掉，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前途也会被葬送掉。这个报告在党内引起了很大震动。
然而，半个月之后，事情就发生了波折。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回到延安，贯彻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抗战的“新政策”。
王明在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即“十二月会议”）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在坚持抗战和国共合作方面发表了一些正确的意见，但重点是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
他抹煞国共两党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反对提出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否认统一战线中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人民军队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认为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
由于王明说他的报告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这就使得许多与会者产生盲目信赖，一时不能明辨是非。许多人受骗，以为自己错了，作了自我批评。
有些人根据王明提出的很多错误的或片面的观点，总结检查过去统一战线工作的得失，承认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张闻天、刘少奇等则阐明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刘少奇先后3次发言，结合华北的情况指出：“我们所说的独立自主，不是破坏统一战线，而是尽量争取合法地位去进行工作。发展民众运动，动员千百万群众参加抗日，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要以共产党为领导来团结一切抗日势力与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坚持敌后的抗战。”
毛泽东在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他在11日、12日的两次发言中，表示同意王明所说的“抗战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统一战线的总方针要适合于团结御侮。
对王明的一些错误批评，毛泽东作了基本的辩白和正面的阐述。他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
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他说：“在统一战线中，‘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的独立自主。
他还说：“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的。”
对这个发言的基本精神，毛泽东在1943年11月政治局会议上说：“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由于毛泽东等人的抵制，这次会议没有展开对分歧意见的讨论，也未就王明的主张形成决议。
尽管王明的错误主张影响了不少与会者，对工作带来一些干扰，但由于不符合中国国情、在实际工作中行不通而遭到抵制。由于党中央坚持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取得重大胜利。
虽然有着王明的干扰，中共中央长江局总的说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仍贯彻执行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做了大量统一战线工作和地方党的工作，领导了抗日救亡运动，并注意发展华中武装力量。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总结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实践经验，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作出了理论概括，批驳了王明的错误主张。这些工作使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被限制在局部范围内，并较快地得以纠正。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为代表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等问题，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支援。
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工作与任务》的报告，使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共的政策有了较多的了解，表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党中央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
李维汉回忆说：“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毛泽东也作过这样的评价：“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召开。
毛泽东于12日至14日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许多同志围绕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作了报告或发言。会议的最后两天，毛泽东作总结，着重讲了统一战线问题及战争和战略问题。
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路线。
全会完全赞同毛泽东对15个月来抗战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形势的科学分析。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战正处在由防御转入敌我相持的过渡时期，即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团结与进步，这是15个月抗战的基本教训，也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
全会重申了全党应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毛泽东再一次从多方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并针对王明在发言中对革命的乡村能否战胜敌人占领的城市的怀疑，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全会决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既统一，又独立。毛泽东用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致性的原理，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这个问题。
全会号召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以便领导抗日战争达到胜利。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这是他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不仅指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对后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都有深远的意义。全会对王明本人，采取温和的同志式的帮助态度，希望他能改正错误；对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中的错误决定，予以平反，没有搞清楚的要搞清楚。
毛泽东从抗战以来一直坚持的正确主张，在这次会上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拥护。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
它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远航

毛主席文韬武略无与伦比！永远崇拜爱戴敬佩伟大领袖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