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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想:“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他在想:“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第1390页)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4年12月20日。)
“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12、213页。)
“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 “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
你总是说“乱”。你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
毛泽东心情舒畅地说:“今年的早稻收成会不错吧。” 张平化认真地回答:“主席对农业恢复时间的判断是正确的。”张平化再次想到了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 “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主席说。 “所以主席在北戴河会上说,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一种阶级斗争。” “对。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现在有些人不愿意承认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讲阶级,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还有没有阶级?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在无产阶级掌权了,不让资产阶级复辟。资产阶级掌权,不让无产阶级起来,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剥夺你,这就是阶级斗争嘛。不过形式有所不同,资产阶级嘴里不承认,实质一样。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沉痛而感慨地说:“关键时刻,敌人是没有人情味的,残酷得很。当时二十八团第一营营长是林彪,第三营营长是肖劲,林彪比较会打仗,提拔为团长。”
井冈山斗争说到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枪杆子青年运动。井冈山斗争高举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进一步反剥削反压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井冈山的斗争是伟大的,这些为革命牺牲的青年人是伟大的。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 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2001年7月26日王卓超口述)
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专列上我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毛泽东此时抽上第五根烟,缓缓地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初心、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毛泽东说,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毛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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