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山如海”：中国地缘政治及其运用 2017-09-14 09:50

华忠

毛主席的诗词中的战略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地缘政治，是毛泽东诗词中被人认识较少，而又是很重要的部分。这是因为毛泽东在诗词中直接提及地缘政治的较少，而若不从地缘政治视角，毛泽东的许多重要诗词中比如“尽开颜”“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等意境连同一些重大事件，比如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斗争，就不能得到更准确的理解。
人一碰到生死，就马上接近真理。1927年，共产党一年学到的东西比其他所有时间都要学得多。党建之初都是滔滔宏论，到了1927年“四一二”后，共产党干部脱掉西服和皮鞋，穿着草鞋进山，拿枪。这样才换来了根据地大发展。但形势刚好转，又开始玩虚的。上次陈独秀是“高学历”，这次王明不仅有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高学历，还带着斯大林支持光环，又有军事顾问李德协助。这时共产党还不够成熟，总觉得外来的和尚念经能念真经。王明见过斯大林，因此，没有人敢怀疑他会有错误。
王明为什么会失败呢？还是他的认识是从外边带来的，这样的认识及建立其上的政策在中国水土不服。当时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军事斗争。军事斗争就要了解中国，对当时的共产党来说首先是中国南方山地的地理特点。中国的南方山地的地形和欧洲大为不同。西方的地形是千里大平原，而在中国南方则是峰岭横纵的山地。在欧洲平原打仗，就得修碉堡，挖战壕，在决战中解决问题，欧洲各国及苏联打仗都是这种打法。李德把这种战法就带到中国，带到中国南山地。山里头打仗是什么呢？山里头打仗，山体就是掩体，河川就是战壕，想决战都难找到一块平整的地。1933年底，李德（奥托·布劳恩）来到江西瑞金，分工“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李德要红军正规化，军事理论要欧洲化。李德在回忆录中说：

刘伯承拟订了三种类型正规军建设方案，我作了鉴定后，方案就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在建制方面，方案基本上与苏联红军的建制相吻合，但是在人员方面，也就是说在人员的数目、尤其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当然比苏联红军落后多了。
在作战方面，李德一反毛泽东的山地游击战术，要求红军在到山里头找平地，挖地壕，修碉堡，寻求与国民党部队决战。1934年4月，李德以笔名“华夫”发表《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系统地提出他将在苏区推行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认为：
在敌人主攻方向应建立防御体系，以此来直接保卫苏区。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以最少的人力和武器（包括弹药）牵制住敌人最大的兵力。应在重要的战略地点建立分散的堡垒或牢固的阵地（堡垒群），来抵抗敌机的轰炸和炮兵的射击。在山区只应进行灵活的防御战。无论情况如何，我们必须经常记住我军的特点，尤其是红军善于英勇作战的能力。每次防御时，应组织积极防御，堡垒地带应配置一定数量的人力和火炮火。
如果只看平面地图，那说出来的多是神话；如果我们看立体地图，说出的话多是人话。王明、李德面对平面地图，神话满篇。在他们眼中人是不需要吃饭睡觉的，打仗是不需要辎重运输的。读李德的书，让人发笑，为什么？因为你是中国人，知道山地之难；要是俄国人，就不会笑，就觉得李德是对的。因为欧洲基本是平原地形。
李德来到江西后，要求按他的思路建立军队，打仗时在山里修碉堡，找开阔地决战。前阵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宜昌保卫战》，从那里能看出国民党、日本人都是这么打仗的：在山里头修碉堡、挖战壕，搞决战。国民党的抗战词典中多“决战”，八路军的抗战词典中尽是“大捷”。日本、国民党、李德的战争理论都是来自欧洲大平原的经验总结。博古王明、李德放弃有利于红军的地形优势，用自己人少的劣势与数倍之敌硬拼，岂不是自找倒霉。毛泽东和朱德不是这样，他们是充分利用山地形势掩护，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随时都将敌人分解为一堆堆少数并个个歼灭。国民党胡宗南到了陕北以后，被毛泽东牵着鼻子到处转。共产党王明路线统治时期与国民党一样，结果在1934年底的湘江之战中碰得头破血流：出门的时候八万多人，回来的时候剩3万多人。毛泽东对斯诺回忆说：“在这个时期，我们犯了两个重大错误，其一是在1933年福建事变中没有能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其二是放弃了我们以前的运动战术，而采用错误的单纯防御的战略，用阵地战对付占巨大优势的南京军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红军无论在技术上或者在精神上都不适合于阵地战。”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王明也不是个人现象，当时根据地稍微好一点，又要搞形式主义，选干部重洋文凭，看履历。这种风气下毛泽东、朱德同志都被排斥在外了，说毛泽东不正规。1931年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后投奔红军，毛泽东要求“对这支队伍，要努力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而这支队伍中的许多人只“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为了更顺利地接收、管理和改造这支部队，毛泽东特意派有留法背景的何长工去做管理工作，告诉他：“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
中国现在也有这类问题，张口闭口都是美国。其实今天来自美国和昨天来自苏联的理论一样不靠谱，“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可王明哪听得进毛泽东的话。干部一正规化就将毛泽东排除了。毛泽东没文凭，大专文凭都没有；他又不会外语，英语、俄语都不懂。毛泽东哪一条都不够，但他能打仗，知道中国国情。
现在我们一些人讲了现代化、高科技，就忘了唯物论。什么“一小时打遍全球”，可是只要打仗，还需要部队，要吃喝拉撒睡，就得要辎重。这些都不是发射导弹、一个原子弹爆炸就能解决问题，还得面对生活在当地的人民。比如，全是山地的朝鲜地形，如果没有当地人民欢迎，外人是进不去的。如果人进不去，导弹技术有什么用。在南方山里，蒋介石在江西没打赢，蒙古人没打赢，隋炀帝在朝鲜半岛北方山地没打赢，美国、苏联人在阿富汗没打赢，外人怎么能“迅速拿下”？凡是山里打仗，当地人不支持谁都打不赢，必须跟当地人结合。为什么？一座座山峰就像是丛丛利刃，大部队进去后很快就被自然削成“碎片”，而大部队只有在力量合成的条件下发挥作用。被山分割成小股部队的“大部队”就很容易为当地人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方式一口一口地吃掉。国民党部队就是在湘赣大山让毛泽东、朱德的部队一口一口吃掉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到陕北去，也无法取得胜利。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明白了毛泽东在湘赣时期，形势越是困难，其诗词越是洋溢着大革命失败后少有的必胜的乐观精神。除了前引“风卷红旗”“红旗漫卷”“红烂漫”“红旗乱”“谁持彩练当空舞”等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情绪的诗词外，还有如：
西江月·井冈山（1928年秋）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清平乐·蒋桂战争（1929年秋）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梁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采桑子·重阳 （1929年10月）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1931年春 ）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即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特别是到了1934年夏，毛泽东已被博古、李德（德国人）等排挤出了领导集团，在会昌“养病”，毛泽东在《清平乐·会昌 》一词中仍是乐观的。
清平乐·会昌 （1934年夏）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1962年毛泽东给《人民文学》编辑部谈到这几首词时说，这几首词“反映了那个时期革命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们的心情舒快状态”。“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的乐观情绪源于他已经找到了在中国山地开展游击战的规律，而不是一些人分析的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升落。
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需要真懂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要懂中国实际的政治家。而检验这些的不是形式上的光环--如红色履历、文凭、职务、出身等，而是实践，而且还不是一次--前面已有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的实践检验。
1934年10月，毛泽东在于都接到中央红军准备战略转移的秘密通知。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八万六千余人，开始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红军突破一道道封锁，一路上，军情急迫，毛泽东已无当年夏天那“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从容心境。这可从其间写的《十六字令·三首》反映出来。诗曰：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苦战五昼夜，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的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第五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第八军团损失更为惨重，第三十四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12月1日，“中央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于湘江东岸外，全部渡过湘江，已由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为三万余人。”
湘江之战后，中央开始认识问题的严重性。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血的著作，也是在血泊中找到的真理。最残酷的革命实践让中国共产党以最快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召开了遵义会议，党中央推选毛泽东同志主持军事工作，而这时交到毛泽东手中的部队只剩三万多人。但要从根本上扭转党内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危害，毛泽东知道这并不是换一两个领导人那样简单，其路如铁，其声如咽，马蹄声碎，前景如血。毛泽东和党中央已有了“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心理准备，是否成功，仍不能把握。1935年2月，毛泽东在《忆秦娥·娄山关》这首词中一改以前的乐观，心情凝重：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结果，红军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下，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使党暂时脱离了王明、李德错误路线带来的险境。这次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使生长在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移入中国，与实际结合起来的结果。
但是，这才是开始，因为更严峻的考验还在“残阳如血”的前方。
过了大渡河，大家心情稍好一点，又遇到了张国焘路线的干挠。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斗争的焦点并不是外来思想与中国实际的矛盾，而是对中国国情，尤其是对中国地缘政治特点认识深浅的矛盾。
毛泽东比较早地注意并娴熟地运用地缘政治（中国传统称之为“历史地理”或“地理政治”）学说为中国国内国际斗争服务。1926年毛泽东在第六届农民讲习所曾主讲过地理课，他讲述学习地理与革命工作的关系。要求学员除对全国性的地理概况有所了解，对本省的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习惯，以及地理上给予政治的影响等，也都要了解。建国后，毛泽东要求高级军事干部关注和研究华北的地理政治。1970年12月，此时，毛泽东注意到林彪“篡党夺权活动”的企图，调任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他问李德生：“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1956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听取交通部汇报时说：“中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易进来。”1964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与金日成谈话中提到罗马尼亚，说：“他们的地理位置没有东方国家好，这对他们不利。”毛泽东这里说的“他们”，既指罗马尼亚也指欧洲。
地理位置的好坏取决于主观对其规律的把握。毛泽东在当时党的领导层中是对中国地缘政治及其规律认识最深刻的人。如果说，毛泽东与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斗争源于对中国南方山地及在此之上形成的战争规律认识差别，而接下来毛泽东与张国焘的争执则源于中国四川和西北地形及在此之上形成的战争规律的认识差别。深度不同的认识，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实践结果。
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关于长征方向的争论焦点在于对四川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差异。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内部关于长征路线出现分歧。其主要表现在南北两个大方向，具体说三个方位，一是南下川西北，这是张国焘的方案，其二是北上陕甘，这是毛泽东的方案；还有一个就是张国焘作为妥协的北进新疆的方案。6月26日召开的懋功两河口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的南下方案“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的危险，而张国焘则固执于南下偏安川康的路线，表示：“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张国焘的回电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其“决不会做瓮中之鳖”是对6月26日召开的懋功两河口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张国焘南下方案用语的决绝回应。
在这两个方向的选择中，谁对呢？在没有实践结果前，真不好说。但从历史经验上说，毛泽东同志的方案是有利于中国革命事业的选择。

我们看，张国焘要南下川康地区，而四川的地形就像个盆子，由此进入中原只有两个出口，一个是重庆，另一个是汉中。从汉中东出，就进入南阳盆地，由此北上就可直取洛阳。刘秀是从那里起家的。这也就是说，要想在四川能成点事，重庆和汉中这两个地方必须控制。当时张国焘不懂这些，张国焘要回去四川。毛泽东知道，历史上蒙古人入川，结果大汗蒙哥死在重庆钓鱼城下。另一例子是乾隆曾举四川全省之财力远征西康的大小金川，也是不了了之。这些张国焘不懂，自然与毛泽东说不到一起。
四川在中国地缘政治中是有其特殊个性的地方。历史上有两个姓张的人对四川形胜认识浅浮而又有执着入川的情结：一个是张献忠，1640年率部进兵四川，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有钱沉入河底，1646年与南下入川的清军作战全军覆没。另一个就是张国焘。亏得被毛泽东从四川拉出来，不然，1937年底蒋介石迁都重庆后，张国焘的结局不会比张献忠更好。
但当时谁敢怀疑张国焘方案有错误呢？没人敢怀疑，因为他身上光环太多：如果说王明受过斯大林单独召见，而张国焘则受到过列宁的接见，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再加上张国焘又是我党为数极少的创始人之一，陕南根据地搞得还不错。但是所有这些掩盖不了他在重大问题上出的错。毛泽东与王明、张国焘的斗争并不涉及共产主义世界观，而是涉及为实现共产主义方式。他们这代人都是敢于斗争，但差别就在于善于斗争。在这方面，他们书都读得多，而毛泽东读得最活，特别是他比其他人更结合中国实际。

比如毛泽东青年时喜欢《三国演义》，他可以将书中的知识应用于革命实践。大家都知曹操于公元215年拿下汉中又让出汉中，为什么呢？守不住。因为当时同年即215年刘备已拿下了成都，从成都北进汉中必赢，为什么？刘备蜀国的资源运输比曹操方便。打仗就是拼资源。曹操得从陕西那边翻山运载物资，刘备则在家门口。所以，刘备拿下成都后，曹操就赶快退到秦岭之上，把汉中交还给张鲁。公元219年，刘备轻取汉中，就把张鲁消灭了。估计毛泽东注意到这一历史经验，并将这一经验用于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大家看印度与中国的边界地形，中国藏南地区很像陕西汉中，喜马拉雅山与秦岭相似，其地形用曹操“直为天狱中”的比喻并不为过。印度地势与四川相似，印度之于中国藏南易于实际控制，因为南上的资源运输线较短，较北下辎重补给更为便利。
对北方中国防御而言，能够保证战争胜利的补给线陡长，因而南下容易控制难。
为什么我要讲这一点呢？这是因为有的同志不理解1962年毛泽东为什么打了以后又退回来。如果仅看平面地图，你就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要退回去。如果你看了立体地图你就不会埋怨毛泽东了。毛泽东遇到的也是曹操攻取汉中后面对的同一守不住的问题，守不住就不如退回。遵义会议上凯丰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但不管读什么书，能将书活才是本事。毛泽东将《三国演义》这本书读活了。而王明那些人读的是马列的书，却将书读死了。1964年毛泽东在《贺新郎·读史》中说：“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都属于被苏联那些“五帝三皇”们骗了的“无涯过客”。
来源：高层内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