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杨得志红军时期轶事 2018-02-08 08:05

华忠

开国上将杨得志投身军旅半个多世纪，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我军一代名将，他的传奇经历可以说正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一个缩影。这里，选取的是他红军时期的几则故事。
“你这年轻人好野愣，你不晓得班长先前当过旧军吧”
1928年1月，杨得志和哥哥杨海棠等25个筑路工人，从湖南衡阳板子楼工地跑到韩家村，投奔了红军第七师。红七师是朱德、陈毅领导湘南起义时成立的，大部分成员是宜章、郴县、永兴等地的暴动农民。除了少数干部（当时叫长官）参加过南昌起义或在旧军队里当过兵之外，大多数人没有打过仗。虽然号称一个师，实际上只有几百人，而且武器极少。

杨得志开始当师部通信员，很快便调到师属特务连三排七班当战士。听到这个消息，他高兴地又蹦又跳：当了战士自己就可以领到一支枪啊！
谁料想，他到了七班，七班长问过姓名后，便从稻草铺底下摸出一个梭镖头：“去找根木棍砍砍，把它装好！”
杨得志一看，那梭镖头生满铁锈，比他在师部用过的那支还差，顿时气坏了：“怎么不给我一支枪！”他脖子一拧，转身就走。
“杨得志！”七班长截住他，也火了：“我再说一遍：去找根木棍砍砍，把它装好！”
杨得志满腹委屈，仍然没有接那支梭镖。这时，七班长大声喊道：“全班持枪集合！”
一班人横排站定，杨得志一看，呆了，原来，包括班长在内，所有战士手中的武器全是梭镖和大刀！好几个人的梭镖头下面，甚至还没有绑上红缨呢！
七班长走后，有位老兵悄悄告诉杨得志：“你这年轻人好野愣，你不晓得班长先前当过旧军（注：国民党军队）吧？今天他没抽你皮带，算你运气！”
几天后，哥哥来找他，杨得志本想诉诉自己的委屈，谁知哥哥一见面就板着脸说：“那梭镖头是农友们打土豪得来送给红军的，不容易哩，你怎么可以不要？”
老兵和哥哥的话，深深触动了杨得志，他开始留意起七班长来。原来，七班长也是穷苦人出身，老家在云南，在滇军打黔军时被强抓去当兵。因为在旧军中干过几年，参加红军后仍然有些军阀习气。发枪一事后，连长对七班长好一顿批评……
几天后，七班长来找杨得志谈心，他们来到一棵大树旁坐下。七班长不善言词，搓揉着大手，闷了好一阵，才说：“发枪那事都怪我，莫往心里去就是了。我那军阀习气今后一定改！”
杨得志深受感动，他握住班长的手，诚恳地说：“班长，我年轻，性子急，今后我有什么不对，你就尽管批评开导吧！”
“好！好！”班长咧开大嘴笑了，突然话锋一转：“打仗怕不怕死？”
“不怕！”
“好！”班长更高兴了，“明天我带你和农友们，一起去打土豪去！”
轰轰烈烈的湘南暴动，让农友们一个个扬眉吐气，却震动了湘粤两省国民党军。反动军队沿着粤汉路向革命队伍扑来。
一天中午，红军离开驻地的时候，班长问：“杨得志同志，今天要是碰上敌人你怎么办？”
杨得志把磨得锃亮的梭镖一举，响亮地说：“就靠它来缴两支‘汉阳造’（注：国民党汉阳兵工厂所产步枪）！”他特别强调了“两支”两个字，可班长并没有怎么注意，只是满意地上下打量了杨得志一番。
黄昏的时候，敌我相持，师特务连伏在山梁上待机。天黑时，敌人向山顶扑来。等到敌人近在咫尺之时，连长才大吼一声“上”。杨得志刚跳出战壕，班长在他背上猛拍一下：“快，去夺他们的‘汉阳造’！”
可是，仗一打起来，杨得志只想着如何用梭镖捅死敌人，一时忘记了夺取敌人的枪。最终，他狂追一个拖着步枪不肯放手的敌人，结果对方筋疲力尽，双手举枪跪到了杨得志面前。这时，杨得志才想到要缴获敌人的武器。可是仔细一看，他缴获的这支枪是支杂牌枪，根本不是“汉阳造”。不过，它总算是杨得志第一次在战场上亲手缴到的战利品。
杨得志拿着缴获的杂牌枪发愣：“说好要送给班长一支‘汉阳造’，怎么办？”
这时，当初说他“好野愣”的老兵疾奔而来：“快去，班长不行了！”
杨得志如闻晴天霹雳，赶紧跑到仰卧在半山坡的班长身旁：他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了腹部。
班长见到杨得志，艰难地笑了笑，已经没有力气讲话，只是指着身旁的一支枪，眨了眨眼，意味深长。
杨得志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泪水模糊了双眼：呀！一支真正的“汉阳造”！
“班长……”杨得志失声痛哭！
就在这一瞬间，班长睁着眼，停止了呼吸。
几天后，杨得志背着班长用鲜血换来的“汉阳造”，踏上了去井冈山的路。
“肚子里撑不下船，还盛不下几根稻草呀”
1932年初，时任红十一师炮兵连连长的杨得志被调到红四十五师当管理科长。对于红四十五师的首长，他一个都不认识，只知道师长叫寻淮洲，湖南浏阳人。部队官兵中都传言他脑子很聪明，在战场上特别清醒。政委姓刘，是湘鄂西来的老同志。
到了红四十五师师部，有人告诉杨得志：刘政委要找你谈话。杨得志来到一间低矮的民房前，刘政委把他让到屋里。政委住的屋子不大，大白天光线也很暗。
杨得志坐下后，才注意到屋里还有一个人。这人年纪不大，看上去顶多20出头，个头不高，背有点驼。他坐在桌前，手里握着支红蓝铅笔，小学生作画似的在一张纸上乱画。
杨得志心想，他大概是文书吧，机关和连队就是不一样，这人要到我那连里当兵，我大半不会收留他——太瘦小了。
刘政委问了杨得志一些情况后，直率地说：“听说你不太乐意做管理工作，是吗？”杨得志坦率地告诉刘政委：自己想留在连队打仗。再说，管理工作婆婆妈妈的事多，自己脾气急躁，怕做不好。
刘政委听杨得志讲完，对仍然低着头在纸上乱画的年轻人说：“你谈几句吧，师长！”听刘政委喊他师长，杨得志大吃一惊，“霍”地站起来，愣住了——他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寻淮洲同志！
看到杨得志尴尬的样子，寻淮洲放下手中的笔，豁达地说：“是不是看我身不过五尺，不像个师长的样子呀？哈哈！”说着，他纵声大笑起来。“年过20，不长了，没得办法了。个子小也有好处，战场上目标小，子弹不容易打着我哩，哈哈！” 他见杨得志仍然站着，一边让他坐下，一边说：“管理工作不好干呐！你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句话吗？粮草先行，为的就是兵马要动。政委要我讲，我就讲四个字：你得干好！”他笑着在杨得志肩膀上拍了两下，重复着：“你得干好！”
杨得志郑重地表态：“请师长放心！”走出师部，他感慨不已：“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
于是，杨得志走马上任，虽然尽心尽力，也有遭埋怨、受白眼的时候。有一次，部队移防前，他带着一个管理员提前到宿营地号房子。那天，他们把师特务连的住处，安排在一所祠堂的走廊上。本来，走廊比较宽，两人又专门铺上稻草，边上再用木板挡起来，觉得很不错了。谁知，在部队到达前下了一场大雨，走廊里的稻草都被打湿了。杨得志和管理员正在为难，部队冒雨赶到了。特务连长年轻气盛，他听说连队要宿在这水淋淋的走廊上，很不高兴地说：“这样的地方还要你们提前来找呀？我闭起眼来也能摸到！”杨得志看他衣服都湿透了，鞋子和裤脚上沾满了泥浆，便解释说：“这地方本来还是可以的，谁知下了大雨，我们……”他的话没讲完，对方扯起嗓子对部队喊：“把稻草扔到外面去！”战士们按他的命令，往院子里扔稻草。霎时间，挺整洁的院子全乱了。
杨得志赶上去，提醒他说：“连长，这里是祠堂，要注意点影响呀！”对方瞪了他一眼：“鬼的影响！战士们冒雨行军，你管理科长总不能让他们在水里睡吧？你不心疼战士，我当连长的还心疼呢！”
杨得志还想解释，对方一副不屑一顾的眼神，摆起手像应付小孩似的说：“走吧，你们走吧！”
杨得志也生气了，一扭身跑到寻淮洲那里，一屁股坐在他床铺上，说：“不干了，我不当这个管理科长了！师长，你让我去搞别的工作吧！” 看到杨得志气呼呼的，寻淮洲却笑眯眯地说：“别急，别急，不要发急嘛！讲讲为什么不想干了。” 等杨得志把事情的经过讲完，寻淮洲倒是大笑起来，他说：“为这点事就不想干了呀？不行，不行。同志们闹点误会，受点冤屈，常有的事嘛。听说过‘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话吗？我们不是封建朝廷的官，我们是共产党员。肚子里撑不下船，还盛不下几根稻草呀？”这几句话，让杨得志受益匪浅。后来他回忆说：“寻淮洲同志的话，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于是，杨得志又安心做起管理工作来。不过，寻淮洲也没有忘记杨得志想到前线的意愿。1932年三四月间，寻淮洲把他叫去，开门见山地说：“好了，要你去打仗，带一个团！”
杨得志毫无思想准备，问：“一个团？”
寻淮洲点点头，很严肃地嘱咐说：“我给你讲清楚，管理工作搞不好，顶多吵吵架，仗打不好，可是要丢脑袋的！”
于是，刚刚22岁的杨得志担任了红九十三团团长，开始走上团一级的领导岗位。
“杨师长，本人败在你的手下，口服心服，五体投地”
1936年6月，杨得志指挥红二师作为红一军团的前卫参加西征宁夏、甘肃军阀之战。进入陇东的第一仗，是攻打通往宁夏要冲的国民党环县县政府所在地曲子镇。红二师前进到离城五六里地时，侦察员飞马来报：宁夏军阀马鸿宾手下一个绰号叫“野骡子”的旅长，带着三四百名骑兵正在镇子里休息。
“野骡子”本名叫冶成章，是马鸿宾的亲信和干将。杨得志早就听说过，“野骡子”骄横霸道，他的部队还是有些战斗力的。早在1935年底，时任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第一大队队长的杨得志，就曾与冶成章的部下、黑马骑兵团团长马佩清较量过，一举生俘了马佩清，后来还发给路费放他走了。因此，对付敌人的骑兵，杨得志并不陌生。
得知冶成章就在眼前，杨得志立即决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一举歼灭他们！对于冶成章部的战斗力，杨得志评价甚高：“‘野骡子’这支部队确实能打，而且有不少亡命之徒。他们光着膀子，举着大刀，歇斯底里地狂喊乱叫。”事实上，之后的战斗确实很激烈，从下午一直进行到深夜，敌人虽大部被歼，冶成章却带着几个马弁躲进了一个窑洞。这冶成章真有点“野骡子”的愣劲头，红军战士们向他宣传俘虏政策和民族政策，他都不予理睬。最后，战士们扔手榴弹把他的马弁炸死，“野骡子”的腿也被炸伤，这才把他生擒活捉。可是，这“野骡子”“野”性难驯，不但不让红军医护人员给他包扎伤口，还大言不惭地说：“你们这是打的啥仗？趁咱没有防备突然袭击，放暗箭算啥真本事！”
“你把这匹‘骡子’牵来我看看。”杨得志对警卫员说。
冶成章个子较高，长得很壮实，50岁上下。他敞怀露胸，头发蓬乱，还真有点像一匹落魄的“野骡子”。警卫员告诉冶：这是我们的杨师长！谁料冶成章瞪了杨得志一眼，粗声粗气地说：“亘古以来没有你这种打仗法，不宣而战，背后放箭！有本事要明对明，一抵一地干，哼！”
对于冶成章的愚蠢无知和傲慢自大，杨得志没有搭理，而是义正词严地说：“现在日本鬼子打进了中国，作为一个中国人，你的军队不但不抗日，还在这一带烧村庄，毁牧场，抢牛羊，害人民，打红军！你们对人民是犯了罪的！你们对国家、对民族，对包括回族同胞在内的全国同胞是犯了罪的！我们打你们是忍无可忍，也是为了把你们‘打醒’，以便共同对付日本侵略者。我的话你懂吗？”
冶成章哑口无言，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一屁股坐到凳子上，双手抱住脑袋，瓮声瓮气地说：“算老子倒霉，反正这旅长当不成了，要杀要剐，听便！我不怕死！”杨得志把手枪掂在手里，说：“杀你容易得很——易如反掌。但是我不杀你，还要放你回去！”
冶成章猛地抬起了头——他当然不相信杨得志说的是真话。
这时，冶成章的夫人也进来哀求，并在身上掏出一些金条、手镯之类的东西，问：“要多少钱？”
杨得志不禁莞尔：“我们红军说话算数，一文钱也不要。”“去年你们有个黑马骑兵团被我们打败过。那个团长叫马佩清，你们知道吗？”
没容那女人回话，愣在一旁的冶成章猛地站起来，惊讶地问：“啊？你就是发了3块钢洋放马团长回去的杨得志大队长？”
杨得志缓缓点头，幽默地说：“这个不假！”
冶成章“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真主在上，我冶成章今生今世决不同红军打仗，再不做伤天害理的事了。杨师长，本人败在你的手下，口服心服，五体投地！”
杨得志急忙拉起冶成章，语重心长地说：“你和马佩清团长都不是败在我个人的手下，是败在红军的手下，败在共产党手下，败在人民的手下。为什么？因为人民要抗日，国民党反动派却要打红军。要知道，日本鬼子打来了，他要杀中国人，并不分汉族回族；他要占中国的地，也不分汉族区回族区。……所以，你如果真正服了，就不要听信蒋介石那套鬼话，有力气，有本事，就和各族同胞一起把日本鬼子赶出咱们中国去！你这个人打仗还是有些经验的嘛！”
“在‘抗大’对我帮助很大的同志很多，但印象深的是陈赓和姬鹏飞同志”

1936年，杨得志与萧华在甘肃宁县早胜镇
1936年6月1日，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旧庙堂前红旗招展，“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第一期开学典礼正在举行。开学典礼上，毛泽东正式宣布：林彪担任校长，罗瑞卿担任教育长，学校分3个科。第一科大都是红军师、团级以上干部，有林彪、罗荣桓、罗瑞卿、苏振华、刘亚楼、张爱萍、彭雪枫、杨成武、谭政等38人。当时，作为红二师师长的杨得志，论战功完全够资格进入“红大”学习。不过，他正挥戈奋战在西征甘肃、宁夏的战场上，分身乏术。听说许多老战友进入“红大”学习，他内心非常羡慕：什么时候自己也能进入“红大”学习啊！
1937年1月19日，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迁到延安继续办学。于是，原来计划的“红大”第二期，自然而然地称为“抗大”第二期，因此就有“红大无二期，抗大无一期”的说法。就在1月底，杨得志接到上级命令：到红一军团部带领一批干部，到延安“抗大”学习。到了军团部，杨得志才知道：参加这次学习的五六十位干部，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带队的是陈赓、杨得志。
对于这次学习机会，杨得志非常珍惜：“一个挑煤、修路、打短工的农民的儿子，能进自己的大学学习，怎么能不兴奋、不激动呢？”
陈赓一见杨得志，便一本正经地说：“老杨呀，咱们要做同学了。”
杨得志知道，陈赓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便诚恳地说：“你是黄埔的老毕业生，我还没进‘抗大’的门哩！”
陈赓大手一摆：“咱们的‘抗大’和黄埔可不一样啊。”
第二期开学不久，副校长刘伯承来校讲话，他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叫做‘抗日军政大学’。同志们，我是上过大学的，而且是在外国上的。毛主席问过我，说：我们的这个大学可不可以和人家的大学比呢？我说可以比，硬是可以比嘞！他们有宽敞的教室——大得很嘞——我们没有；他们有漂亮的教学用具——我说的不只是桌椅板凳噢——我们没有；他们有许多教授——大名鼎鼎嘞——我们呢？有！毛主席就是头一位嘛！周恩来同志就是嘛，他可是吃过面包的嘞！还有朱德同志和好多老同志都是嘛！你们在座的不少同志指挥过不少漂亮的战斗，也可以当‘教授’嘛！怎么不可以呢？完全可以嘛！我们还有他们根本没有的，那就是延安的窑洞。所以，那天我对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学校也可以叫‘窑洞大学’嘛！你们同意吗？”
大家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
刘伯承继续说：“同志们，你们打了多年的仗，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现在中央要你们从理论上加以提高，还是为了打好仗。用战士们的话说：学好本领打日本嘛！”
刘伯承的话，言简意赅，坚定了杨得志刻苦学习的信念。
“抗大”住窑洞，露天上课，背包当凳子，膝盖当桌子，这些对于杨得志都算不了什么；最难的是，他的文化和理论基础差。杨得志晚年回忆起在“抗大”的学习，感慨万端：“那时没有教科书，讲义也极少，每队有几份，大都是油印在又黄又粗的纸上或者是标语口号纸的反面，有的字刻得潦草，难认得很。有时教员讲半天，有些记不下来，只得全凭脑子‘储存’。现在想来，年轻真是一‘宝’——脑子好，记忆力强，接受能力也快。……在‘抗大’对我帮助很大的同志很多，但印象深的是陈赓和姬鹏飞同志。”
毛泽东在“抗大”的讲演，给杨得志的印象最深：“毛主席那时才四十几岁。他来讲课，总穿一身灰布军装，不戴帽子。乌黑浓密的头发显得有些长，也有点乱，大概是因为工作太忙顾不上理。宽大的前额好像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他讲话的语言特别生动诙谐、通俗易懂，又非常深刻。”有一次，毛泽东给杨得志等学员讲到促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时，打了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对付蒋介石，就要像陕北的农民赶着毛驴上山，前面要人牵，后面要人推，牵不走还得用鞭子抽两下，不然它就耍赖、捣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我们用的就是陕北老百姓这个办法，迫使蒋介石起码在口头上承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接受了一致抗日的主张。“毛主席风趣幽默的讲话，不但把我们全吸引住，而且深深地印在我们脑海里了”。

诚如杨得志自己体会的，“实践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正确的理论又是指导实践的锐利武器。‘抗大’不仅加深了我们对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水平。对我个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