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林徽因

紫蝶

    被误读的林徽因                                         

2018-08-30 16:38                                                   

                  

站在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上，向北看，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徽庄严肃穆，照耀着国家的未来；向南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底座伫立在广场中心，托举着民族解放的历史。每天，数以万计的行人、车辆在它们的注视下川流而过。

这两件作品，都凝聚了林徽因的心血。

事实上，颠沛流离是林徽因短暂人生的主要内容。她生于1904年，卒于1955年。短短51年间，祖国大地上外敌入侵、百姓流离、政局动乱，而她，始终与国人家人同甘苦、共患难。在战火中，她与梁思成考察古建筑潜心治学；在病痛中，她仍殚精竭虑培养人才；在任何危局中，她都坚守祖国。

这才是真正的林徽因：一位建筑师，一位坚忍忠诚的知识分子。

1937年夏天，山西五台山区荒凉、崎岖的路上，出现了几驾步履迟缓、颠簸不已的“骡轿”，上面坐着一对年轻的夫妻，33岁的林徽因和36岁的梁思成，还有他们的同事——“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们。

这是林徽因第三次山西之行，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她曾在1924—1928年赴美学习美术和建筑学，24岁回国后与梁思成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27岁加入营造学社。他们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时发现：框架式木结构是中国古建筑的基本形式，于是下决心要找到一处唐代的木结构建筑。

测绘结束后，林徽因、梁思成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然而就在此时，数百里外的北平，卢沟桥上响起了枪声。

1937年7月7日深夜，日本军队向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发起蓄谋已久的挑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和民族到了救亡图存的时刻，营造学社的古建筑考察不得不戛然而止，这次山西之行成为林徽因夫妇考察事业的最后一个高峰。

当时，匆忙逃难的林徽因不会想到，1937年就这样成为一个分水岭，将她的人生截然分开。1937年之前的林徽因，是传说中的林徽因：出身名门、事业顺利、婚姻美满、儿女双全，可谓幸福生活的范本。1937年之后的林徽因，人生是不断的失去：疾病夺走了她的健康，战争让她流离失所、事业中断、失去至亲。但1937年之后的林徽因，才是真正的林徽因。

到长沙后不久，日本敌机的轰炸就来了。长沙不能久留，从1937年11月下旬开始，一家人再次踏上旅程，取道贵阳去昆明。 走到湖南和贵州交界处的晃县（今新晃侗族自治县）时，林徽因病倒了。感冒多日的她，因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和休息并发了肺炎，高烧至40度。“那时还没有抗生素类药物，肺炎是很难治的病症。”幸好同车人中有一位女医生，为林徽因开了中药方，林徽因服用后缓慢退烧，两周后烧才退尽。经过这场大病，林徽因的身体虚弱了许多，也为她后半生缠绵病榻埋下了祸根。

1938年初，一家人终于到达昆明。有了立锥之地，林徽因显得愉悦起来，在写给美国好友费正清夫妇的信中说：“这儿的阳光总是异常的明媚，天空昼夜湛蓝，云朵自在惬意地飘动。

1939年9月，希特勒在欧洲发动“闪电战”，不久就占领了大半个欧洲。1940年6月法国投降后，与希特勒结盟的日本很快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半岛”（今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北部，轰炸中国西南变得容易了。同营造学社关系密切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等单位为了保护珍贵的资料和文物，决定迁往腹地四川。由于研究古建筑需要这些单位的资料支持，营造学社决定一起搬迁。

林徽因一家随之迁徙到四川宜宾的李庄，一个他们从未听说的长江南岸的小镇。这里气候阴冷潮湿，对患过肺病的人很不利。

1941年4月，梁思成回到李庄。他没能给病重的林徽因带来药品，相反，他带来了噩耗——林徽因的三弟、空军飞行员林恒在成都上空迎击日机时阵亡了。林徽因听闻这个消息，伤心欲绝。

除了亲弟弟以外，林徽因在抗日战争中还失去了其他飞行员“弟弟”。林徽因和梁思成曾在晃县邂逅一批前往昆明的空军航校学员，他们住在同一家旅馆。后来，他们把林徽因当作长姐，患难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到昆明后，林徽因和梁思成成了这些学员的“名义家长”。在李庄，林徽因陆续听到他们在战场上牺牲的消息。

在李庄，一家人的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居住的房间以木板和竹篾抹泥为墙，梁柱被烟熏得漆黑，房顶上有竹制顶篷，老鼠和蛇常常出没其间，木床上的臭虫成群结队。由于物价不断上涨，拿到钱后必须立即购买柴米油盐，否则便会“缩水”。面对战时大后方的艰苦，梁思成、林徽因从未有丝毫彷徨。梁从诫曾回忆，“母亲这时爱读杜甫、陆游后期的诗词，这并非偶然”，她从中汲取着中国传统读书人的爱国情操。

在李庄的4年多时间，虽然生活困顿，重病缠身，但林徽因对未来始终保持着一种坚韧的信心：相信抗战必会胜利，相信中国建筑研究事业会继续。这种信念极大地帮助了她。在病床上，她开始读书。

在李庄如豆的灯光下，梁思成和林微因整理出了他们多年古建筑研究的资料，后来成为中英文版本的《图像中国建筑史》，那是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换来的。”

林徽因还付出极大的心血，同营造学社成员一起，协助梁思成恢复出版了两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这两期汇刊出版过程十分艰苦，从石印刻版到印刷全是他们手工操作，装订的时候连外婆都参与了。”

1944年，梁思成在《汇刊》第七卷第一期发表了《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的摧残……如果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对我国历代文物加以认真整理及保护时，我们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

类似的观点，林徽因早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求学时也公开表达过：“荷兰的砖瓦匠与英国的管道工，正在损害着中国的城市，充斥各个城市的是那些他们称之为新的时髦式住宅的滑稽而令人讨厌的范例。比如一座中国住宅被添上法国式的窗子，美国殖民地式的门廊和大量并不必要的英国式、德国式、意大利和西班牙式的装饰细部，这是对东方艺术的亵渎。”

正是对中国建筑的赤子之心，支撑着他们度过了艰难的战争岁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说：“战后我们曾经在中国的西南重逢，他们都已经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我为我的朋友们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早就抛弃书本，另谋生存之道。”

抗战后期，他们就开始考虑战后人才培养的问题。1945年3月9日，梁思成写信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建议复员后的清华大学成立建筑系，梅贻琦接受了这个建议。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了大西南。当时，梁思成和梁从诫在重庆，林徽因和女儿、母亲在李庄。一家人分隔两地，和亿万同胞共享这等待了8年的胜利喜悦。

新中国成立后，45岁的林徽因迎来了一个忙碌的新时期，病情再重也压不住她的工作热情。梁从诫生前回忆说：“母亲有强烈的解放感。在旧时代，她虽然也在大学教过书，发表过文章，也颇有名气，但始终只是‘梁思成太太’，而没有独立的社会身份。

新时代到来之后，她陆续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她真正是以林徽因的身份来担任社会职务，来为人民服务了。这不能不使她对新的政权、新的社会产生感激之情。士为知己者‘用’，她当然要鞠躬尽瘁。”

1950年6月，政协常务会议讨论国徽图案，认为应该在国徽中展现天安门图形，还要增加稻穗。林徽因又组织队伍画图、讨论。6月底，梁再冰从外地回到家中，客厅的情景使她大吃一惊，“1950年6月，我家客厅好像变成了建筑系的国徽设计‘工作间’，沙发和桌椅上到处都摆满了金、红两色的国徽图案，妈妈全神贯注地埋头工作，完全忘记了她自己是一个病人。当国徽在天安门城楼上挂起后，我常觉得，那红色中也有妈妈的一小滴血，那金色中也有妈妈心中的光辉。”

195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主持通过决议，同意报送的国徽图案。林徽因作为国徽设计者代表应邀列席会议。当时，她已经无法站起来了，任由眼泪顺着脸颊淌下。

20世纪50年代初，林徽因的身体每况愈下。“体重只有50多斤。”朱自煊回忆说，“最初，系里在林先生家客厅开系务会，主要是评图、讨论教学和课程设置等事务。她坐在卧室的床上认真聆听，有什么想法，就隔着过道喊：‘思成！’梁先生赶紧跑过去，然后回来告诉大家，林先生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时间一长，也难免产生一些问题。一是两位先生太累，梁先生要两边跑，林先生也不能好好休息；二是林先生思想活跃，主意太多，大家有点吃不消。最后系里决定让我去告诉她，以后系务会议不在她家里开了。”

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起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她负责设计纪念碑底座的浮雕纹饰。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关肇邺回忆说：“林先生不能持笔，需要一个人帮助她绘图和跑腿。组织上选中刚毕业的我去做这件事。当时，林先生完全靠记忆列出了一个书目，令我去图书馆借来，从中指出几个不同时代的碑边图案，她随即讲解分析不同的风格特征。

林先生的学识极广，谈论问题总是旁征博引而且富有激情，一针见血而又幽默生动。她说建筑师不是测字先生，做设计不能搞文字、数字隐喻。”关肇邺还记得，有一次他把纪念碑上浮雕的线条画得太柔弱了，林徽因看了，幽默地说：“这是乾隆taste（品位），怎能表现我们的英雄？”

林徽因还热心倡导北京传统手工艺品的设计改革。梁从诫曾回忆：“有人来向她呼吁，要挽救当时已濒于停顿、失传的北京景泰蓝、烧磁等手工业。她对这件事给予了极大的关住，曾和几位年轻的工艺美术工作者一道，亲自到工场、作坊中去了解景泰蓝等的制作工艺，观看老工人的实际操作。”林徽因设计了一批新的构思简洁、色调明快的民族形式图案，还到作坊里去指导工人烧制样品，并写出了一系列论文。可惜的是，她的设计被采纳的不多，市面上的景泰蓝仍维持着那种陈旧的图案。

因为古城改造的分歧，在1953年8月的一次座谈会上，林徽因指着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道：“你们把古董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走完了51年的人生路。梁再冰在《我的妈妈林徽因》一文中回忆了母亲临终前与父亲的生离死别：“1955年3月31日晚上，同仁医院打电话到新华社通知我：妈妈病危。我立即赶往医院，但她此时已经昏迷不醒。我来到她的病床前时，护士问我要不要叫住在隔壁病房的爹爹过来，我像疯了似的喊道：‘要，要啊！快叫他过来呀！’护士把爹爹搀过来时，他坐在妈妈床前，拉着妈妈的手放声痛哭。我一生从没有见过爹爹流泪，此时见到他一边哭一边喃喃不断地说：‘受罪呀，徽，受罪呀，你真受罪呀！’我此时觉得他们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在他们生离死别的此刻，任何‘外人’（哪怕是我）也不能打扰他们的诀别。”

时光流逝，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总有一些好事者，喜欢把林徽因捧为唯美、浪漫的“民国女神”。但事实上，真正令她不朽的，是那份坚忍与忠诚，是那铮铮不屈的风骨，这才是知识女性的典范。正如朱自煊所言：“讲林先生是才女，是美女，都是外表，最难得的是她的高贵品质，她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些女专家。一生都处在逆境中，但从不发牢骚，依然在积极为建筑事业做贡献。那种爱国、爱事业、无怨无悔的精神尤其值得年轻人学习。”

如今，林徽因已去世59年，梁思成已去世42年，他们的儿子梁从诫也在2010年去世了。他们的女儿梁再冰对记者说的一段话，或许最能概括林徽因：“我的妈妈是个怎样的人？我的妈妈是一个‘活跳跳’的人，只要和别人谈话，她一向都是神采飞扬的，我没办法把她和死联系起来；她是一个极其重视亲情、挚爱子女的好妻子、好母亲，她对子女的教育很平等，总是当作对两只小牛弹琴，讨论启发，让我们学习自己有兴趣的东西；她是一个能用兄弟手足之情带领学生和年轻同事的教育者；她是一个愿意和自己国家共甘苦共患难的爱国者，她是一个对中华传统文化充满热爱和自信的知识分子，她是一个为后代留下精神遗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