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转折：知青下乡与返城

江水

历史的转折：知青下乡与返城                                      2018-12-03 09:58                                                  
撰文：金大陆

  1968 年 12 月 22 日， 《人民日报》 刊发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从此，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尽管此前确因升学、招工等通道堵塞，城镇毕业生面临如何安置等人口、经济问题，但根本的因素是必须对知识青年 （毕业生） 进行“再教育”。此为“文革”运动的形势和政治路线所决定。至中后期的上海知青史料显示，各地知青的“劳动—生活”普遍处于困顿状态中，且回城的愿望强烈。1978 年 3 月至 1979 年 10 月，邓小平就知青“返城”连续发出三道指令，并强调知青问题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但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而“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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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国明研究员就中国知青史研究的课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无论是下乡还是返城，都源于国家发生了大的历史转折。”这是解析知青问题的一把钥匙，因为它没有拘泥于具体过程、事件的是与非，而是将“下去”与“上来”两个改换命运的时段，放在了“历史转折”的时代背景中进行考察，联系当下“左”或“右”两路围绕知青问题的争论，少有客观的质疑和驳斥可以摆脱此背景而成立。

《毛泽东年谱》指出，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新指示”，“从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间，有以下两个环节值得注意：
第一，肇始于1968年的知青运动，政治上源于红卫兵运动的式微，理念上源于革命青年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加上当时经济、社会等运行中的实际因素，已有北京、上海的红卫兵在此前提出，要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并联络了内蒙古、云南和江西井冈山等地。中央根据全国1966~1968届的近400万城镇中学毕业生，仍因“文革”运动积聚在校的情况，下达了“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据统计，至当年10月中旬，共有21个省区向国务院提出年内有166万人上山下乡的计划，事实上也已有北京、上海（跨省）、辽宁（本省）等70.1万人去了边疆农村。
第二，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公布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是姚文元摘编送呈的。再查《毛泽东年谱》，可发现整个1968年度，大多数通过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报道，所发表的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如“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等，以及关于“五七干校”“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等批示，也多是由姚文元整理报送的。其中，与毕业生和知识青年相关的有四处：
其一，当年8月16日，姚文元、陈伯达报送为纪念毛泽东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撰写社论稿《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将文中一句“轻视工农而又自己以为了不起，难道还不该‘奉劝’一下吗？”改为“轻视工农而又自己以为了不起，这种极端错误的态度，难道还不该彻底改正一下吗”？
其二，9月3日，毛泽东阅上海市革委会报送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并批示姚文元：“我写的这个按语，是否妥当，请提到碰头会一议。”毛泽东在按语中说：“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
其三，9月10日，毛泽东将姚文元送审的评论员文稿《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的标题，改为《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并将文中“走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改为“走从工农兵中培养技术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
其四，9月上旬，毛泽东审阅修改姚文元上报的上海市关于“赤脚医生”的调查报告，亲自加写一段话，其中针对“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毛泽东指出：“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综上所述，联系沈国明研究员所提的命题，便可解答中国知青运动发端于1968年的缘由及其性质。那就是从下端来看，确因高校升学、企业招工等通道堵塞，城镇毕业生面临如何安置、社会如何接纳等问题，与人口、经济等相关的实际情况。而从上端来看，恰是“文革”运动的形势和政治路线的指导，所决定的必须对知识青年（毕业生）进行“革命—改造”，即接受“再教育”的主题。再将两个端点联通起来，便可知上端是政治性质的、强势的、主导的。所以，那些力图将知青运动的发动，归因于社会管理的方面，是有失偏颇的。其政治运动的性质才是本质的，因为整个国家背离了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的方向，在“革命”和“继续革命”的轨道上强力滑行，已“发生了大的历史转折”。
1968年开始的大规模知青运动，正是这个“历史转折”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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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历经知青上山下乡的十年运动后，其“返城”的路途又遇到怎样的“历史的转折”呢？要解答这一问题，首先应剖析“文革”运动的中后期，整个知青运动所呈现的形态和境况。

据以上海为中心的统计资料显示，上海市各区的知青人口数量，均在毛泽东“12·22”指示后达到高位，如黄浦区1969~1970年的下乡人数达42823人；卢湾区29380人；徐汇区34871人；虹口区58252人。自此，上海知青的人口数量走势一路下滑，至1973年到达低位，当年黄浦区下乡人数为6335人；卢湾区3285人；徐汇区8770人；虹口区6174人，均以数倍减缩，呈现明显的“颓势”。当然，此中确有人口比差和政策调整等诸因素，但“社会—家庭—个人”认同和选择的大趋势，是愈加背离了上山下乡的方向。
还有更多调查汇报材料，可以证实各地在乡知青的生存境遇。
据1975年4月上海市“革委会”上报国务院《关于上海下乡知识青年情况的报告》，1968年以来，上海先后有近60万知青奔赴安徽、江西、黑龙江等外省区。其中插队落户30万人，大体上生活自给的约占40％，不能自给的约占60％。在江西，54％的上海知青年收入不到80元；在安徽淮北，生活不能自给的更达80％左右。在云南、贵州，上海插队知青的生活自给程度也很低。同年12月，上海赴云南省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团关于西双版纳4个分场所属121个生产队“职工生活状况”的调查，其中31个单位基本有菜吃，55个单位基本以菜汤为主，另35个单位缺油断菜情况严重。再据1976年6月，上海市赴云南知青慰问团对《勐海县上海下乡插队青年的情况调查》，至5月底，尚在队的上海知青有120人（男78人，女42人），其中，一年以上滞留在沪的有33人（男16人，女17人），回沪探亲的有24人（男16人，女8人）。实际在队者只有63人（男44人，女19人）。已经结婚的21人（男10人，女11人），已生育21个小孩，其中12个寄放在上海家长处抚养。这些知青普遍“思想混乱，不安心农业，劳动下降，甚至想回沪、想另找出路等”。
毫无疑问，在乡的上海知青处境，不仅影响上海继续动员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效果，以至在外地接受继续教育的上海知青方面也频频出现问题。如1974年4月，上海市乡办向地区组并马天水反映：上海原计划安排赴江西省插队知青1.75万人，结果只落实近1000人。其中上饶地区计划5000人，只落实700人；井冈山地区计划4000人，只落实73人；抚州地区计划4500人，只落实33人；宜春地区计划4000人，只落实120人。
为此，上海市革委会加大组织动员的力度，各区县、各系统纷纷召开宣讲会、表彰会，甚至多方组织数十万人沿街欢送下乡知青的造势活动。宣传机器也大力开动，据《文汇报》专题报道，至1974年1月的统计，在上海郊区插队的6万多名知青中，已有400多人入党，30多人进入县级领导班子，更多的知青或者参加社队领导团队，或者成为了赤脚医生、广播员、土记者、农技员等。确实，不能否认广大知青中存在一批既有理想，又有能力和劳力的成员，在接受“再教育”中脱颖而出，成为知青群体中的标兵，受到了提拔和任用。同时必须承认，这一来自另一向度的报告，只能说明知青运动在“区域—管理”层面上存在的差异，甚至证实知青在“命运—前途”层面上出现的悬殊，而不能掩盖和替代整个知青群体的生存困境，就此得出或虚假、或浮夸的结论。否则，将很难解答往后的知青“大返城”。
与此同时，因为上海既是“文革”运动的策动地，又是知青人口的重要输出地，且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正是政治、社会、经济三重因素的叠加，促使当政者在知青运动的中后期，面对落户他乡的知青子女们，推出一系列“柔性管理”的措施。如向上海知青所在地选派干部慰问团、给予接受地拖拉机等物资支援和无息贷款、编辑出版青年自学丛书、开办知青函授教育课程、建立小作坊，以及提供资金补助等。这些举措对解决知青的生活困难、缓解知青的精神愁苦，以及求知的渴望、创业的出路等，的确提供了一定的机会和帮助，并在全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但必须追问的是，上海方面创设这些举措的目的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是为了继续推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因为这是当政者政治路线的需要，这是尚在进行中的“文革”主题的需要。所以，当这些手段性的举措与知青持续的生存困惑相碰撞的时候，当这些举措的目的指向与知青的命运选择相违拗的时候，它必然在知青们要“回家”的呼号中，显得绵软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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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求得更准确的解答，还是应直接把握沈国明研究员所提出的知青“返城”与“历史转折”的关系。这既要看知青“返城”的发生和进程（仍然以上海的材料为中心），还要看高层决策的机缘和结果。

首先，应该肯定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使中国政治形势和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这是知青问题获得解决的最大的时代背景。然而，作为一种后遗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力量，至1978年2月的第五届人大会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方向仍然被坚持，并强调“今后还会有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恰恰在这个当口，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等人的谈话时指出：“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正是邓小平所具有的拨乱反正的眼光和胆略，清晰而明确地发出了解决知青问题的第一道指令。
知青问题关系千家万户，自上而下的消息层层传播，其社会反应极其敏感和迅捷。据上海市乡办同年6月的《情况反映》，当年5月份以来，到外地插队的知青，要求病退回城的人数激增。在闸北区，1月至4月的病退材料平均每月338份，5月份增至968份，6月份仅半个月就达938份。在黄浦区，1月至6月共接收病退材料3586份，其中5月1日至6月15日占总量的一半。全市1月至5月底，共收到病退材料2.3万余份，其中插队者占近80%。同期，黑龙江省逊克县知青办也向县委反映，上海知青波动较大，倾向“返城”。
接着在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同国务院知青办谈话时指出，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以致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可能做到的。安置方向主要着眼于城市，先抓京、津、沪三大城市。7月19日，华国锋在同胡耀邦谈话时提到知青问题时也表态：“小平讲能不去（下乡）的可以不去，每年花20亿，农民还不欢迎，和农民争饭吃。城市要想办法扩大就业门路。”正是有来自邓小平言近旨远的判断和预见，国务院知青办于7月20日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关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方针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的口径是，今后若干年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还应坚持。但是，在政策、做法上要逐步调整。《报告》提出，今后“不再往农村社队安置，不再搞分散插队”等。与此同时，国务院知青办《情况简报》反映，上海市委针对尚有37万知青安置在外省区，决定“放宽困退、病退条件，对符合规定的，计划在三年内招回十六七万人，分别缓急，逐步安排适当工作”；对继续留队的近十万插队知青，“拟给予三年定期补助，每人每月十元。结婚有了孩子的，另行补助”。
1978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通知》，既强调“统筹解决”知青的实际问题，又要求“大造上山下乡光荣的舆论”。为此，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举行了多次讨论。华国锋认为：“现在国营农场搞得不好，青年往回跑，一定要把国营农场办好。”纪登奎表示，“一下子不搞上山下乡，反而会造成更大困难。另一方面按老办法也不行。所以，方针要坚持，政策要调整”，并点名批评“上海青年大量搞病退，已经批了三万，还有八万待批，搞不好要出事”。如果说，这是一种坚持所谓“方向”的倾向性意见，那么邓小平则在10月18日的讨论中坚决指出：“现在下乡的路子越走越窄，总得想个办法才行”。李先念表示同意小平的意见，并提出“广开门路”，重申了“四个不满意”的观点（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不满意）。在此，华、纪与邓、李之间的意见是否存在抵牾呢？在需要改变知青现状的前提下，双方在方向定位和方法选择上确有歧异，且与内在政局判断和道路设定紧密相关。相较之，邓小平的意见更开阔，更顺应民意，更有利于知青问题的彻底解决。所以，邓的意见始终占据主导，这应是邓小平发出的解决知青问题的第二道指令。
无独有偶，就在邓小平重申知青“下乡的路子越走越窄”的当天，远在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的上海知青丁惠民撰写了《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这封公开信得到974人联名签署，喊出了“我们要回家”的心声，并组织请愿团赴京。这种时空上的共振，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时运”所造就的天地间的呼应，因为中国的“世运”与知青的“命运”，历经“文革”十年的动荡后，已汇聚在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上了。
岁末年初，肇起于云南垦区的风波波及全国，包括上海也发生了知青在市革委会门前请愿的事件。上海市委召开干部会议，根据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精神，提出了“不再搞过去那种到农村去插队的办法”和“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解决知青问题”等措施。同时，受命于赴云南垦区解决知青问题的农垦部副部长赵凡，在现场考察了全面的情况后表态，“知青闹事不好，但事出有因，应实事求是分析，是人民内部矛盾”，“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只有理解知青的心情，才能处理好知青问题”，并与云南省第一书记安平生联名向中央报告，建议中央批准分批分期安排知青返城。1979年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同意知青办报送的六条意见，其中除了明确“招工”“顶替”等政策外，第二条明确知青可“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回城，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1月28日，云南省“革委会”下达《通知》（后称“云南12条”），告知“不愿意留下的”知青，可通过“病退、困退、顶替、调工”等方式返回原籍。旋即，在云南的外省籍知青大批返回。2月8日，上海市知青办发布《关于妥善解决外地国营农场上海知青问题的几点意见》，表示至1978年底，上海在云南、黑龙江等留场的知青仍有13万人，将于今明两年分期分批通过办理病退、困退、顶替、调工等回城。终于，“大返城”成为了潮流，它事实上促成了知青运动的解体。③大批知青回城后，矛盾转化为就业问题。
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强调：“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在具体说到如何处理就业问题、上山下乡青年回城问题时，邓小平认为，“这些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但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比如知识青年问题，不从经济角度解决不行，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要想宽一点。下乡青年过去一个人由财政部一次给500元，现在如果一部分人在城市就业，不下乡了，是否可以把这些钱用来扶助城市安排知识青年就业”。知青运动的性质确实是政治问题（当时，社会上也有种种表态、议论甚至行动，再提知青运动的“大方向”），邓小平的高明和智慧，不仅在于方法上提出可用“经济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更在原则上坚持了“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这就是说，包括对知青运动的评价和解决知青问题的途径，其政治的性质已不再是“再教育”的方向了。在邓小平看来，这正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立足在这个判断上，从邓小平1978年3月主张“城市青年不下乡”，到1979年10月要求扶助“知识青年就业”，是邓小平发出的彻底解决知青问题的第三道指令。
由此可见，从事实和路径上说，是邓小平的这三道指令打开了知青回城的门户。而从本质上说，这正是邓小平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英明之举，将知青返城问题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以及与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现代化融合为一体，从而得以彻底解决。
（原文《知青下乡与返城：凸显历史的转折》，载《探索与争鸣》2014-11）

江水

    “上山下乡运动”始末                                         2018-11-24 21:39                                                   

                  作者：吴志菲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句口号曾经响亮地流行了20余年。这口号是几近2000万人青春岁月的写照，抑或几乎整整一代中国人的历史印记。因为这句口号，“上山下乡”深深烙印进无数正值花样年华的知识青年的命运中。

一篇文章的批示与一个地方的传奇

在河南省郏县广阔天地乡的一个十字街口，矗立着一座毛泽东塑像，塑像中的毛泽东扬起右手，跟许多地方的主席塑像无甚差别。唯一不同的是，塑像底座上锲刻着毛泽东的手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河南郏县知青纪念馆的毛泽东塑像

这座塑像是当地最醒目的地理坐标，也是当地人最为自豪的标志。塑像的东北侧是一座知青纪念馆，这是前些年当地政府为了纪念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修建起来的。纪念馆里收藏着1974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在这里拍的纪录片，记录着当年卢忠阳、薛喜梅等著名“知青楷模”参加劳动的情景。

1954年4月，郏县大李庄、邱庄、吴堂、杨庄4个村的7名未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和25名高小毕业生，回到村里参加农业合作社，有效地解决了合作社缺乏会计和记工员的问题。在郏县县委书记于之仁的指导下，作为试点，大李庄乡对整个乡的农业合作化进行了总体规划。1955年，大李庄乡农业合作化规划试点的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得到许昌（当时郏县归属许昌，现属平顶山市）地委的高度重视。1955年8月中旬，在郏县县委指示下，时任大李庄乡乡长的黄黑汉与当时一区团委书记李金法组织人起草了《郏县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9月4日刊登在许昌地委农村工作部主办的《互助合作》第15期上。

1955年10月，在党的七届六中（扩大）全会上，许昌地委书记赵天锡将第15期《互助合作》通过中央农工部副部长廖鲁言转呈到毛泽东手中。正在运筹中国农村全面合作化的毛泽东对所刊的《郏县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提笔作了如下批示：“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5年，毛泽东就《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所作有关“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详细批示。

12月，这个批示连同文章《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被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从毛泽东批示发表到1968年底城市学生大规模上山下乡前，全国共有229.96万城镇未能升学的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形成了中国下乡上山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文革初期，《河南日报》对大李村等4个大队知识青年回乡劳动的事迹进行了持续、广泛的宣传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经河南省革委会、许昌革委会批准，郏县革委会决定将大李庄、邱庄、杨庄、吴堂4个大队10个自然村、25个生产队从原属公社中剥离出来，单独成立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成为全国名字最长的人民公社。

1968年7月15日，许昌地区革委会、许昌军分区领导及郏县干部群众3万多人参加庆祝大会。大会还向毛泽东发了致敬电。7月19日，《河南日报》发表了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

一时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名气盖过了郏县，成为知青们梦寐以求的圣地。1968年8月24日，郑州召开20万人大会，欢送经过层层筛选的首批71名省会下乡知识青年到该公社落户。《河南日报》以毛泽东手迹“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为通栏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并配发了以毛泽东诗句为题的社论《热风吹雨洒江天》。12月25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通栏标题下刊登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公社”知青学习毛主席指示座谈会纪要，这无疑为当时全国性的上山下乡运动烈火添柴。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1月28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召集部分知青召开批林批孔座谈会的纪要，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江青看到这篇报道后，当天就给郏县“广阔天地知青”写了一封亲笔信。29日，她派中国京剧院《红灯记》剧组李玉和扮演者浩亮、新华社记者杨瑞敏和一名警卫员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给知识青年送信、赠书。

一时间，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成为当时全国参观学习的榜样，不断有各地前来参观取经的，不少新闻媒体专门派记者到公社采访，参观人员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待了72个单位的5000多人。

当时的邱振甲是贫代会副主任、“贫下中农再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具体负责知青工作，每批知青的来去都是由他负责接送。到郏县下乡的知青，从1968年开始，陆陆续续有来自郑州、北京、许昌等6批，总人数为668人，1975年开始陆续返城，到1977年底最后25名许昌籍知青返城，历时10年。

要建华原是郑州四中高中毕业后到郏县插队的知青，因为在这里邂逅了自己的爱情，她最后选择了留下，与当地人成家立业，真正地实现了扎根农村，是现实生活中的“银环”（豫剧《朝阳沟》中的女知青）。据了解，类似要建华这种情况的，在郏县的知青中共有6人。

1980年11月，随着知识青年的离去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更名为大李庄乡。由于“广阔天地”已成为这里“宝贵的无形资源”，1993年8月24日，为纪念首批知青下乡25周年，乡里再度将大李庄乡更名为“广阔天地乡”。为了让人们记住那段历史，了解知青文化，当地政府还建起了“广阔天地”知青园。知青园内的景点有主席塑像、主席批示手迹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纪念馆、广阔天地博物馆、知青旧居、知青井等。在知青游乐园，游人可以悠闲垂钓，也可以品尝“忆苦思甜”的农家菜。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纪念馆

当年32人之一、高小毕业的黄发娃现在是邱庄村支部书记，邱振甲则一直担任着村办砂轮厂的厂长，该厂目前已成为一个集团型企业，年产值数千万元；邱庄村先后获得了全国文明村、省级五好党支部等10多个荣誉称号，黄发娃则是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八届人大代表。邱庄村与相邻的村相比，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领先一步，用邱振甲的话说，这都是知青们带来的结果，知青们的先进文化思想促进了村民们文化思想的改变，村办工厂的项目、技术也都与知青有关。

正是有了知青带来的技术火种，“广阔天地乡”才有了工业的雏形。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赵花园大队建起了小铸造炉生产生铁制品。改革开放后，赵花园村村民集资建起了铸造炉，将生产扩大化。如今，该村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华铁锅第一村”。

一篇大报社论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先声

追根溯源，知青上山下乡，是党中央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提出来的一项战略决策，是“党解决城镇知识青年就业问题的一次大实验”，并非“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针对当时高小毕业生升学难和城市就业难的问题，动员家居农村的青年回农村参加生产。这为日后上山下乡运动的形成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1954年3月12日，山东《大众日报》的文章《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被《人民日报》转载，徐建春成为全国最早的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

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始于1955年。这一年，政府号召城市中不能升学或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学习苏联青年在西伯利亚开展的垦荒运动。这是同城市中存在就业困难而农村尤其边疆又需要有文化的青年这一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它的根本出发点，是试图把解决城市失业问题同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的状况结合起来，进而探索出一条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道路。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全国许多城市都出现了中学毕业生无法升学、很大一批已到就业年龄的高小毕业生等处于待业状态的情况。1955年4月，团中央提交给中共中央的《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城镇学生状况：“1954年，全国未升学的高小毕业生有210多万人，绝大部分人回到农村后，对农村的文化工作、宣传工作和青年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城镇学生就业困难；另一方面，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合作化运动正需要大批有文化的青年，加之国家又处在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之中，由此，党中央开始考虑动员一部分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个“动员”，因团中央发起的一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的活动，而变得更加具体和明晰：1955年8月初，为实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的3868万亩开荒任务，北京青年率先响应团中央组建远征垦荒队的号召，许多人捐款捐物表达支持的心愿，仅10天就收到近7000元捐款。杨华、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这5位北京郊区青年代表，还受到了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的接见。很快，这支由60名青年组成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黑龙江省萝北县，创建了新中国第一支垦荒队。

就在北京青年远征垦荒活动如火如荼之际，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的社论，指出当年暑假全国将有57万余名初中毕业生和236万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都要求解决就业或学习问题。然而，国家目前还没有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满足这种愿望，而农村正在大力开展农业增产运动，需要大量吸收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和政治觉悟的青年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

1955年8月，北京青年“下乡垦荒”行动得到肯定后，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全国各地的城市青年纷纷向边疆、荒山挺进。据悉，天津、河北、湖北、山东、哈尔滨等十多个省市的团组织，也相继组织了50余批、约3.7万人参加远征垦荒。1956年一年，全国就有近20万名城市青年志愿加入到了垦荒队伍中。

1956年1月发布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规定：“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该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这是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下乡上山”，并将其视为一项长远的规划。

1957年3月，刘少奇视察豫、湘等中南五省，沿途调查了城镇不能升学的初中和高小毕业生的出路问题后，提出“必须动员一部分人到农村去”。根据刘少奇的这个意见，4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写道：“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这是《人民日报》有关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第三篇社论。从此，全国兴起城镇知青回乡、下乡高潮。

然而，这个高潮并没有持续多久。1958年，由于农民大量进城，全国职工总数一下子猛增到4750多万，回乡、下乡活动停止。后来，随着“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到来，城市职工被动员回乡，知青上山下乡又被提上日程。

整个50年代，中央没有专门机构统筹管理上山下乡工作，当时的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基本上由地方自行安排和组织进行。1962年国家农垦部成立了安置办公室，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

资料显示：至文革开始前，全国共有城镇知识青年和社会闲散劳动力196.9万人上山下乡。其中知识青年达到129.28万人，占全部下乡人数的65.6%。

一个“最高指示”与一场全国运动

文革中最早要求下乡的红卫兵是北京的蔡立坚。1966年，蔡立坚18岁，是北京市长辛店铁路中学高二学生。红卫兵大串联时，她随该校一支长征队去延安串联，途经山西省榆次县一个贫困山村———黄采公社杜家山。蔡立坚见到那里山地很多，大都没有开发，农民过的日子很苦。她觉得这是发挥知识青年作用的好地方，琢磨自己该不该留下来在这里插队。一直到长征队离开杜家山280多里时，她毅然告别同学，只身返回杜家山，向乡亲们表示要扎根杜家山，同他们一起建设山区。办过一系列手续后，1968年3月，她正式成为这里的一名新社员。

1967年10月9日，北京市二十五中、二十二中、女八中、女十一中的10名毕业生，前往内蒙古西乌珠峰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插队。起程的那天清晨，他们汇集到天安门前，面对毛主席巨幅画像，宣读了誓词，这是首都第一批奔赴内蒙古大草原的红卫兵。1968年2月8日，北京市东城区中学红代会的55名红卫兵摘下袖章，来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宣誓辞行，成为首都第一批参加西双版纳建设的红卫兵。

文革开始后，学校停课“闹革命”，工人停产“夺权”，高校不招生，工厂不生产。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中学毕业生没了出路。“老三届”学生有1100万人左右，其中城镇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约400万。大量青年学生待在家里，在社会上游荡，既带来沉重的就业压力，又存在不安定隐患。

1968年12月2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编者按引述了刚刚发表的“最高指示”。自此，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而长久地展开起来。

▲当年有关知青上山下乡的宣传画

首都红卫兵带头下乡，掀起了一个城镇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浪潮。这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冲毁一切的洪流。裹挟其中的，不仅仅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中专生、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生和社会青年，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大量医疗、文教工作者，国家干部及一些受运动冲击的“专政对象”等。从一望无际的北大荒原野到热带雨林的西双版纳，从天山南北的戈壁绿洲到南疆海岛的橡胶林场，从呼伦贝尔盟大草原到世界屋脊的西藏，到处都是知青的足迹和身影。

▲沈阳知青到达落户的农村

对于上山下乡，除了少数先锋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确有过犹豫，有过不甘心、不情愿，感到过无奈、“想不通”；而且相当多的家长表现出悲戚、无奈以至抵触。但不能说他们是被迫的，虽然整个社会都有“动员”的氛围和手段。时代的精神，使他们还是属于“自觉自愿”地踏上了这条道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才有出路，才有前途”，已经成为他们的思维定势。

一封“人民来信”与知青运动的终结

文革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插队安置费标准太低，吃不饱饭，疾病医疗没有保障。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干部依仗权势拉关系走后门，在招工、招干、返城中大行不正之风，还出现了一些奸污迫害女知青的不法分子，这些问题在各地都存在，但没有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

1973年4月初，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读了由在其身边作翻译的王海容转来的一封“人民来信”，读到文字悲凉处，毛泽东潸然泪下。写信人是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员李庆霖。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们的生活困境，揭露了地方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下乡时间不长的子女开后门招工、参军、上大学的不正之风。作为知青家长，他沉重地诉说了一个父亲的困惑与悲苦。他在信的结尾处哭诉道：“毛主席，我深知你老人家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毛泽东读罢来信，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4月25日才决定亲自给李庆霖复信。信的原文是：“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后来，周恩来说，毛泽东将写好的复信，交给汪东兴，并叮嘱从他的稿费中代他取300元，连同信一起直接送邮局寄走。

其实毛泽东对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积弊早有耳闻，李庆霖的信引起他对知青问题的高度关注。

1973年4月2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高层会议，研究了有关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次会议对知青政策作出重要调整，明确了城镇中学毕业生中，病残不能参加劳动的、独生子女、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等，不动员下乡。在保护下乡知青权益上，采取建知青点、青年队、集体农林场的办法改进插队方式；改善知青生活，保障知青享有招工、招生、征兵、提干权益；纠正知青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对残害女知青的不法分子坚决法办。

1973年8月4日，经毛泽东审阅，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

▲1973年中发30号文件首页

“文化大革命”10年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达1402.66万人。加上文革结束后陆续下乡的有260.04万人，共1662.7万人。这与1980年的全国城镇人口1.91亿相比，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当时几乎所有城镇家庭都与“知青”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中国知青运动的终结真正源起云南知青。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知识青年；1970年3月1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下辖4个师，32个团，分布于西双版纳、德宏、临沧和红河地区的荒蛮丛林，兵团先后接收知青10.4万人，主要来自外省市，其中北京8385人、上海4.76万人、成都1.67万人、重庆2.44万人、昆明7038人。

最先抵达兵团的是北京人，他们是大串联时无意中闯进边疆的一批红卫兵，返京后即给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写了要求去云南插队的报告，几经转辗，报告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批示，“（李）富春、（余）秋里同志：可考虑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周恩来”。1968年2月8日，列车载着55名北京青年奔赴云南。

云南知青的基本待遇：口粮40斤，工资28元，房自盖，菜自种。当文化迥异的各地青年汇聚到边疆，经碰撞、摩擦、浸润、融汇，逐渐形成其个性特征：思想活跃、敢说敢做。地处西双版纳的兵团一师，是知青最集中的地方，他们分布在从勐海到勐腊广阔的国境线上，总数6万余人，其中景洪一团的知青高达8538人。他们的任务是砍伐森林，种植橡胶，在目前西双版纳绵延150万亩的橡胶林中，当年由知青开垦种植的仍占相当比例。

据《南方周末》报道：这场运动推行10年后，暴露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上千万知青在人多地少的农村与农民争工分、争口粮；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在招工、招生、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后门风盛行，以至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现在社会上对知青问题议论很多。四个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3月，重新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现在搞的上山下乡，不是个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嘛！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第一步应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

1978年10月，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作者是景洪农场十分场（原云南兵团一师一团十营）学校的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认为局面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丁惠民日后说：“这封信还隐约表达了回城的愿望。”其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知青作为文革遗留物，虽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但有关部门一时还顾不上，也拿不稳。

第一封信捺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国务院按常规批转云南省处理，自然没有了下文。知青们没有气馁，又写了第二封信，发起者仍是丁惠民。到12月初，联名信的签名超过万人，以它为媒介，在西双版纳6万知青中，一个以回城为目标的群体正在形成，丁惠民与重庆知青刘先国、上海知青胡建国组成了三人核心小组。

恰恰此时，上海女知青瞿玲仙之死，引发轩然大波。瞿是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知青，因怀孕难产，在农场卫生所大出血身亡。这一非正常死亡事件，在农场并非最严重的，却因死得其时，引发数千人游行，激起知青情绪。

12月8日，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云南各农场知青联席会议”召开。会议目的是：商讨“北上请愿”事宜。丁惠民被推举为总指挥，组建北上筹备组。会后，知青们发布《北上宣言》，决定派代表进京。

▲1978年底，云南版纳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12月27日，26名代表到达北京，国家农垦总局接待了他们。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要见邓副主席”，并提出如果邓副主席太忙，也可由其他国家领导人接见。

1979年1月10日，代表们终于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接见者是新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被接见的代表限定为10人。

自此以后，西双版纳知青的大规模行动，迅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就在知青代表北上的同时，中央即派出以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南下。同时，地方政府也开始正视知青的要求。赵凡是1937年参军的老八路，作风务实，他目睹了知青们艰难的生存现状，当几百名知青跪在他面前放声大哭时，他也流下热泪，并大声说，“孩子们，都起来！你们的情况，我一定如实向中央汇报！”

在赵凡的协调和敦促下，1月中旬，四川、上海、北京和云南有关部门在昆明联席召开会议，各省市对知青回城均表示认可。1月15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发表《15条讲话》，其中一条是“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

安平生的讲话和接踵而至的国务院“六条”开启了大闸，返城洪水一泄不可收。西双版纳各农场知青无不争先恐后回城。知青们在慌乱中告别了边疆，直至回到昆明，才松了一口气。

云南垦区的当年这场风波，很快蔓延到各地，从1978年12月起，有21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发生了下乡知青和支边青年要求回城的集会、请愿活动，到1979年年初形成一股很大声势的“回城风”。这股风来势猛，涉及面广，许多地方出现了激烈行为，如：四处串联、散发传单、请愿游行、集体上访，甚至罢工绝食、冲击领导、殴打干部等等。这场骤起的风波，中央决断及时，态度鲜明，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在1979年3月中旬以后有所缓和，到五六月份大部分地区已平静下来。

这时候，西双版纳回城风潮已迅速波及全国，10年内陆续上山下乡的上千万知青，在几个月内就返回了各自城市。

1980年，国务院知青办提出《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点是，明确宣布“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即不再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宣告上山下乡即将终止的信号。1981年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至此，历经20余年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告结束，“知识青年”遂成为历史名词。

上山下乡政策变更之后，知青陆续返城就业，但尚有大量的遗留问题需要解决。其中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安排20万与当地农民结婚的插队知青。各地经过3年努力，到1981年绝大部分已婚知青已经安排了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安置条件差异很大。据在4万多已婚插队知青中的调查，到1982年仍然有3600多人未安置落实。另外，已在外地工作的老知青子女回原城市就学入户问题也比较突出。可以说，上山下乡政策不仅在知青一代身上烙上了历史的印痕，也深深影响了他们的下一代。

有关知青“无怨无悔”和“蹉跎岁月”的争执

中国知青运动结束了数十年，那些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关于“青春无悔”还是“青春蹉跎”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那个特定时期内，知青们有的快乐，有的难熬，有的热闹，有的孤独，有的美好，有的痛苦。不管对这段历史是褒是贬，上山下乡确实改变了那个年代很多人的命运，这段人生的经历和磨砺，对他们一生影响很大，在某些方面来说应该是一笔“财富”，让他们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因为他们经历过艰苦的磨炼，而这些吃苦精神恰恰是现当今时代缺少的东西。

回顾那段特定历史的时期，以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为主人公，通过对知青生活的描写，去感知、反思那个不平凡的时代而产生了一批知青作家，张承志、史铁生、梁晓声、韩少功、竹林、张抗抗、王安忆、叶辛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无论是奋发向上的篇章，还是令人落泪的作品，他们都显示了强劲的创作实力。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小萌称，“当年知青个体的感受不一样，返城后经济社会状况不一样，对历史认识的高低程度都不一样。每个知青都有自己的选择，选择如何回忆和感知那段历史，包括知青作家。对于他们，公众即便批评，也要表示理解，包括理解创作者的苦衷。要有这种宽容度。”另一方面，“创作者要看到，影视作品毕竟不能仅仅是个人情感的宣泄，是要产生社会效应的，是会影响人的。”刘小萌表示，知青作家在面向公众传递“历史情感的真实”“历史细节的真实”时，就“历史宏观的真实”也应当有所考虑。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概念。上世纪50年代初小、初中毕业的知青上山下乡，是为了解决农村集体化急需的文化人才；文革中积蓄在社会上的上千万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则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培养革命后代”。

广阔天地里，深藏着一代人的过去，记载着一代人的回忆。尽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轨迹，曾是兵团的拖拉机手、农场的农工、茫茫大草原上的羊倌、巍峨群山中的开荒者、乡村的大队干部、背着药箱的赤脚医生、社队小学的民办教师，或者是普通的人民公社社员……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头衔———“知识青年”，一段共同的经历———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一个共同的转折———远离故乡开始新的生活。

当年，关于知青上山下乡最红最响亮的口号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广阔天地炼红心，扎根农村干革命。”“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插队落户，扎根农村。”“革命青年志在四方，扎根农村扎根边疆。”“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干一辈子革命，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上山下乡，改天换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安家落户新农村，改造山河抒豪情。”……

▲当年的宣传画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涌现的明星有邢燕子、侯隽、董加耕（以上3人皆文革前下乡）、张勇（天津知青）、金训华（上海知青）等。其中，生于1940年的邢燕子，1958年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在天灾人祸最困难的年头，需要树立一个“发奋图强，扎根农村，大办农业”的青年典型，于是1959、1960年，邢燕子的事迹在全国造成一个空前的宣传声势。邢燕子先后5次受到毛主席接见，文革中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可谓其政治上最辉煌的时期……

千万知青回城后，他们生命的路径迥然不同。少数知青在社会巨变中找到了成功的机遇，更多的人却并没有成为幸运儿，一直处在社会底层，为生活奔波忙绿。知青们自嘲“公社化的时候下乡，城镇化的时候下岗”；“该上中学时停课，该上大学时下乡，回城工作时待业，上班没几年下岗”。还有一些知青连遭遇这样窘境的命运也没有，没有等到政策结束，就死在了远离家乡的地方。根据当年国家知青办的统计数据，从1974年到1979年，共有15，899名知青非正常死亡，原因大多是事故、打架，或者边境战争。

▲电视剧《知青》剧照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句整整影响了一代人的口号，曾把上千万年轻人推向历史的前台，并因此改变命运。当年青春热血、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们，如今已两鬓染霜。不再年轻的他们在日常交往中，往往以“知青”相称。作为一个早已融入社会各阶层的群体，他们之间仍旧保持着许多有形无形的联系。对许多人来说，几十年前的那一幕历历如昨。这个渐渐老去的族群，还在品读着共和国历史上那沉重得难以翻过的一页，咀嚼着灵魂深处那一段久久不能释怀的生命历程。

责任编辑李彦敏

原载《文史精华》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