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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盛世de背后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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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1 04:41:23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本帖最后由 江水 于 2019-3-1 04:43 编辑

       葛兆光|康乾盛世de背后                                   2019-03-01 00:01                                                   

葛兆光:“漫长的十八世纪”与“盛世背后的危机”
本文基于葛兆光教授在2018年11月14日在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的“从全球史看近世中国的兴衰”论坛上的演讲记录稿,有补充与修订。该论坛由香港大学梁其姿教授主持,新加坡国立大学王赓武先生、台北中研院朱云汉先生和葛兆光先生,分别从新加坡、台湾、大陆学者的不同视角,对这一主题进行阐述。

今天这个对话主题,有三个关键词,全球史、近世中国和兴衰。哪一个对我来说都太困难,因为我不像王赓武先生那样对世界历史有渊博的知识,只能局限在中国、最多东亚范围来谈,我的主要历史研究时段也不是近世,而是传统时代也就是古代中国,所以,对当今最密切的近世中国也相对陌生,而所谓兴衰,既要涉及衰落的时段,还得涉及崛起的时段,对于一个习惯于讲“过去的故事”的历史学者来说,当下的故事总是不那么容易说的,历史学者习惯的,是把对象推开一段距离,才能看得清楚。
不过,既然来到这里,就总要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我想,我把我要讨论的时间稍稍往前推一点儿,从我们通常所谓“漫长的十八世纪”(Long Eighteenth Century)说起,看看在十八世纪的全球变化中,中国的“盛世背后的危机”,是怎样使得中国逐渐衰落的?
毫无疑问,我今天在这里说的十八世纪大清帝国衰落历史,多多少少有一点“自今之视古”,希望从十八世纪的大清历史,为今天中国的现状寻找兴衰的渊源。我曾经多次说过,历史学者是寻找病源的医生,而不是开处方动手术的医生,至于这些病该怎么治,那是政治家们的事情。不过,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想告诉今天的人们,近世中国为什么会衰落,这些引起衰落的病根儿,现在是否还在中国的身体中?
至于“兴盛”或者“崛起”,我们留给朱云汉先生来详细分说。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经说,讨论帝国的衰落,往往有不同的途径。如果把道义颓废、政治腐败作为帝国灭亡的原因,是道德史观;那阶级斗争激化,统治阶级应对错误看成帝国灭亡的原因,是阶级史观或革命史观,若将经济萧条,人民穷困作为帝国衰落的原因,是经济史观(见其《中国史》“自跋”)。当然,说到十八世纪的帝国衰落,还有一种是归咎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这是现代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史观。不过,我们讨论全球史背景下的十八世纪中国的衰落,其实,可能需要更复杂的历史背景分析。
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似乎十八世纪的中国正是“盛世”,通常都说“康乾盛世”嘛。美国学者罗威廉为那套《哈佛中国史》写的最后一册,讲清代的历史,就有一章叫“盛清”。盛清,看上去说得很是呀,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国力强盛,版图扩大,到了乾隆末年,乾隆皇帝自己就说:古往今来,有那个皇帝执政六十年?有那个皇帝五代同堂?有那个皇帝能有十全武功?
可是,放在全球史里面,问题就出来了。我们知道,尽管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常常通过来自传教士的报告,把中国理想化。他们说,在政治上,中国统一和集中的国家体制比欧洲好,思想上,简洁和理性的儒家比宗派林立争权夺利的基督教好,社会上,中国科举制决定社会地位,比欧洲世袭身份制度好,君主方面,中国皇帝像父亲一样关怀子民,比欧洲君主强多了,在经济方面,中国在重农基础上再发展商业,比起欧洲在重商主义刺激下使得农村凋敝要好。加上那个时候中国风尚,什么园林楼阁、瓷器漆器,正好风行一时,除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48)之外,对于中国是一片称赞。我写过一本书,叫“想象异域”,说李朝的朝鲜文人想象中国,是文明变成野蛮,不过,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想象中国,中国却是莺歌燕舞。
不过,把十八世纪的中国放在全球背景下,就看出问题来了,康乾盛世不是兴盛时代吗?是的,虽然它没有像联合王国(指英国——编者注)那样发明出飞梭(约翰?凯伊,1733)和新纺车(哈格里夫,1764),发明出蒸汽机(瓦特,1776),出现了“产业革命”。但是,它确实使得中国进入一个稳定的秩序,把明朝疆土扩大了一倍,收纳了好些满蒙汉之外的族群,整顿了文化和思想世界。你可以数出好多好多他们的伟大成就,可是遗憾的是,这些伟大成就背后,有着一些阴影或一些病灶,这些阴影或病灶,不仅导致了“衰落”,而且一直延续至今,也许还会影响到今天的“振兴”或“崛起”。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曾经把大清帝国“国运逆转,由盛到衰”,归咎于“行政无能”、“腐败普遍”和“财政窘迫”,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我想和大家讨论的是另外三点:第一,帝国庞大疆域和复杂族群,造成控制成本过大;第二,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无法面向世界,越来越凝固和僵化;第三,归根结底,是皇权或国家权力过于集中,封杀了变革的可能性。

首先讲第一点,也就是帝国内部庞大的疆域、族群。
康熙到乾隆,一个最被夸耀的成就是版图扩大,这当然很了不起,因为按照很多历史学家的说法,大清才奠定了今天的“中国”。回看十八世纪的历史,从康熙打败噶尔丹,到雍正改土归流,到乾隆所谓十全武功,明朝原本“嘉峪关外非吾土”的地盘,一下子扩大了一倍,原本主要为汉族的王朝,变成了涵容汉、满、蒙、回、藏、苗的帝国。乾隆皇帝很得意呀,罗威廉所谓“盛清”的“盛”,主要就是指这一点,美国哈佛大学的欧立德教授写了一本书就是《乾隆帝》,也承认他的这些功绩。
不过,这种庞大帝国很伟大,但也带来麻烦:
一方面是控制成本非常高,无论是远赴三千里外征服新疆准格尔汗国,还是在川西平定大小金川,贵州苗疆改土归流平定苗民反抗,朝廷要花很多钱(像平定仅三四万人的大小金川,就要用8000万两银子,伤亡近十万)。据徐中约说,平常朝廷开支不过三千五百万两银子,如果没有战争,大概有个三五百万盈余,但是一旦大规模征伐,就得有巨大的开支。怎么办?就得靠征收格外的税,让商人出资,卖官鬻爵。朝廷的财政收入大量用于远方的战争和驻守的军队,据说十全武功要耗掉一亿两千万两银子,所以,到了乾隆皇帝退位,也就是十八世纪末尾,其实“内囊已经尽了”。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虽然可以理解为和珅贪腐得厉害,但也可以看到,到了嘉庆朝,帝国已经没有多少钱了。另一方面,帝国内部除了作为主体的满汉蒙之外,各种异族对于帝国的认同,也相当麻烦,只好用理藩院、六部、盛京将军三种不同的体制来管理。可是,各地的动乱此起彼伏,经历了回民、苗民、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等等叛乱,帝国已经有点儿吃不消了,这也是造成帝国衰落的原因之一。
显然,大帝国有大帝国的麻烦,所以,后来从帝制转型成为共和制后,延续“五族共和”的统一国家,虽然相当伟大,但如何有效管理不同族群和广大疆域,如何使不同族群民众同质化并且认同一个国家,就相当棘手,这种棘手的问题,也许至今还仍然棘手。

接下来是第二点,就是面对世界的无知和傲慢,这当然是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固执和僵化的问题。
过去讨论十八世纪,往往会说到天朝的傲慢和自大,有人反对,说中国不曾傲慢,也不曾闭关锁国,虽然是朝贡圈的老大,但对各国各族都很平等。像美国学者何伟亚那本《怀柔远人》。其实,这是有意立异,不过是后现代后殖民的路数而已。不要相信天朝皇帝会那么平等地“协和万邦”,其实,皇帝始终是中心,中国始终是中心。
这和皇权独大下的思想专制相关,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史和思想史上,对内部要思想统一,对外部是文化傲慢,这是一个定势。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说皇帝在思想辩论中的角色。如果说,中古时期的皇帝,还只是在一旁居高临下充当思想辩论的仲裁者(就像汉代的“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梁武帝介入“神灭论”的讨论,唐代皇帝喜欢在宫廷里听“三教论衡”),但宋代以下的皇帝,却常常直接充当思想的辩论者,介入思想世界的论争(像宋孝宗的《三教论》和《科举论》,嘉靖皇帝《正孔子祀典说》和《正孔子祀典申议》)。到了十八世纪,大家可能记得,雍正皇帝干脆自己操刀,编了《大义觉迷录》(1729)和《拣魔辩异录》(1733),前一本借了曾静案,介入政治和伦理领域(讨论华夷之辨的错误、皇帝神圣的地位和他本人的合法性);后一本针对佛教禅宗,介入宗教信仰。如果再加上《名教罪人》,好了,皇帝不仅管天管地,还要管思想,这就形成了对知识阶层的很大压力,不光是王汎森讲的“毛细管”作用,还有强大的“锻压机”作用。
而这个定势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之后,“训政”与“党国”成为主流的时代,更是变本加厉。那么,在皇权笼罩一切的专制政治制度底下,说得好,唯有“得君行道”的路径和“作帝王师”的理想,说不好就只能“著书都为稻粱谋”。知识分子怎么能轻易挣脱专制皇权、政治制度对文化思想的钳制?而在专制皇权、政治制度的控制之下,自由思想空间越来越窄仄,我们又怎么能相信凭着这种传统,中国能给世界带来惠及全球的价值,发展出保证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自由发展的制度?
举一个例子,差不多同样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欧洲完成了狄德罗和达朗贝主编的《百科全书》(1772,共28卷,两千万字,71, 818条条目,2,885张插图),中国则由朝廷组织编成了《四库全书》(1782)。两套书各自的取向和影响是什么,好像也差得很远,百科全书似乎是朝向现代的,四库全书当然是回向古代的。百科全书虽然以“记忆”、“分析”和“想象”包容历史、哲学和文学,但更强调了商业、技术和工艺;然而四库全书则仍然是经、史、子、集,所以,当四库全书的编纂,鼓励了学者们把精力和智慧都用在古典的注释和发挥上的时候,可是,欧洲的实用知识却在发展和整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之前几年的1776年,美国发布了《独立宣言》,而之后几年的1789年,法国发布了《人权宣言》。

最后第三点,就是帝国中央权力,皇权也就是国家权力过于集中和强大。
美国学者牟复礼(F. Mote)说过,蒙元、满清都是非汉族政权,他们由于军事上的崛起,习惯于严厉的控制,他们摧毁了宋代形成的士大夫对皇权的任何限制。大家如果熟悉清史就知道,清代皇帝设立的军机处,使内阁虚设,内阁大学士成了闲散的名誉职位;皇帝亲自披览各种文件,所以才有庞大的朱批、上谕,事无巨细都由皇帝管;从雍正到乾隆,贯穿整个十八世纪的文字狱,大家记得曾静、岳钟琪和吕留良案吧,臣下该死,圣上英明。所以,许倬云先生说“清代的君主,独擅威权,天下臣民,都是奴隶”,绝不止是满人包衣之类自称“奴才”,而士大夫呢?许倬云也说,“在领导力方面,已不如宋明”。皇权独大,国家太强,地方也好,社会也好,士大夫或知识人阶层也好,甚至商业贸易,都受到制约,地方“只是皇朝的收税代理人”,顾炎武《郡县论》所说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根本实现不了。
看一下欧洲吧。1764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九年,英国乔治三世打算以不敬罪名,逮捕《北布列吞》杂志的作者、编者和出版印刷者,但是遭到大法院的驳回,宣布无效,就像在座的王赓武先生所说,这种宪政制度棒极了,“每个人都不得不认同宪法”,这是英国《大宪章》之后,延续洛克政治思想才发展出来的宪政主义,更何况在英国,当时已经是政教分离(参看《王赓武谈世界史》)。而在中国,皇帝就是政治权力、神圣象征和文化真理三合一的,以前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就说中国是“普遍王权”(Universal Kingship),皇权或者国家的权力太大,始终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可是,(1)没有“祖国/国家”和“朝廷/政府”的自觉区分,就是王赓武先生说的宪政:“君主”和“法律”的自觉区分,政治权力就无边无际,用皇帝或国家名义为所欲为,制度和政策就缺乏理性;(2)没有中央和地方的各自分工与权利分配,地方、乡绅、商贾就缺乏积极性,社会力量就形不成,商业贸易就没有制度保障,政治权力和经济行为也不能权责分离。(3)皇帝或者朝廷的权力太大,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就不能分化,知识分子或者说精英阶层就不可能成为批评和监督的力量,“道统”无法制约“政统”,理性和文化的力量就没有办法起作用。(4)皇帝、天朝为中心的朝贡制度,那时要面子吃亏的,它是政治的,不能放任商人的自由发展,当官方体制面对商业市场,也就是想方设法赚钱的自由贸易,差别就很大了。这使得清代中国从盛世之后就陷入困境,到了晚清局面不可收拾,湘军、淮军为代表的地方力量起来,清流之类的士大夫兴起,各个口岸开放,但为时已晚。甚至直至今日还没有从困境中走出来。
这里顺便说一下,过去东西方很多学者喜欢讲“江南”,觉得十六到十八世纪中国江南,甚至比英国经济还发达,中国才是那时的“世界经济中心”,所以,比如加州学派就用“江南”和“英国”比较,讲白银资本,讲大分流。虽然他们的初衷是自我批判,是否认欧洲中心论,是对西方近代的质疑,但是中国作为帝国,江南作为帝国高度控制的一个地区,和一个独立的、拥有殖民地的、现代制度下的新兴帝国,怎么可以比?其中一个被忽略的重要因素,就是这个帝国国家控制力的强大,对于财富增长和分配的影响,对于市场、原料、关税等的国家调配,与英国很不同。你不能简单比较,否则我们要问,为什么江南或者中国没有形成“产业革命”和“现代社会”?

关于“漫长的十八世纪”和“盛世背后的危机”,我就讲到这里。最后我想回到世界史中,讲一个小故事:1796年,当了六十年皇帝的乾隆退位,据说他退位是为了向他的祖父,也当了六十年统治者的康熙致敬,所以他选在这个时候退位,但是,他还是把皇位传给儿子也就是嘉庆皇帝了。恰好同一年呢?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卸任,他拒绝了第三次连任,为的是要坚决捍卫民主的总统制度。最近,有人提起这一点就说,在我们有关历史的印象中,华盛顿好像比乾隆皇帝晚得多,好像华盛顿是现代的事情,乾隆皇帝好遥好远,其实,他们是同时代人,他们两人同样在1799年,也就是漫长的十八世纪最后一年去世,不是华盛顿近乾隆远,只是从制度上看,确实一个太古代,一个很现代。
也许,从这个小故事中,可以看到另一种“大分流”,也就是十八世纪以后,西方的兴起和中国的衰落。
文章来源:FT中文网

葛兆光:古人的“世界观”
“职贡图”用大白话讲,就是“看外国人”
所谓《职贡图》,指的是我国处于封建国家时,外国及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上层向中国皇帝进贡的纪实图画。这个“职贡图”用大白话讲,就是“看外国人”。在世界还没有沟通得那样顺畅的情况下,“看外国人”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儿。一般民众当然是好奇、紧张;知识分子是为了掌握知识、了解世界,所以,后来会发展出人种学、民族志这样的东西。最喜欢看外国人的还有统治者,古代中国非常古老的书里就说,“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各国诸侯来朝拜,天子看有这么多匍匐在脚下,为我所笼罩的异邦,心里会很快活。传说里面,大禹在会稽聚会诸侯,其中有一个部落酋长防风氏来晚了,就得被杀掉。天子借此立威呀。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统。
不过,汉武帝时代并没有关于这种朝贡的图像,只是在文字里面看到一点。如《汉书》里记载,汉元帝建昭三年,打败了郅支单于后,曾经画过他们的图。“甘泉写阏氏之形,后宫玩单于之图”。汉代王延寿写的《鲁灵光殿赋》里边也说,“胡人遥集于上楹”,也就是鲁灵光殿里画有胡人的形象,但是这些都没留下来。

《职贡图》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
秦汉以后中国对于四夷的知识越来越多。在这个时代,古代中国人对外国人已经有了好多明确的知识。不过,真正开始对异国异邦做绘画记录、保留下来的最早的,就是梁元帝萧绎所作的《职贡图》。这些文字和图像,能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知识呢?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呢?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一《职贡图》里的35个国家,大体上符合南朝梁代也就是公元6世纪的外交情况。这些国家很多不见于《宋书》和《南齐书》,但是和《梁书·诸夷传》吻合。这说明画这个《职贡图》的梁元帝萧绎——他当时还是荆州的地方长官——是有实际的观察和资料的。
第二,这个《职贡图》还呈现了南朝梁代与外界的实际交往情况。它第一个记载的是滑国,为什么是滑国呢?滑国在现在新疆一带,刚好那时特别强盛,西边到了天山南麓。它往西边迁徙时,征服了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甚至打到了波斯。所以,它确实是南朝梁代所知道西边最重要的一个国家。还有,为什么把百济放在第二位?有学者指出,在南朝梁代以前,东北这些国家里,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高句丽。但到了这时,百济越过北方的北魏,能直接通过海上和南朝梁代沟通,而且也成为中国和日本之间沟通的桥梁,地位越来越重要,所以,百济就放在前面了。这说明这个《职贡图》的记载是可靠的,它记录了南朝梁代对于周边国家的认知。
第三,在这里还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在现在保留下来的18段文字和12个图像里,我们要注意一些特殊点。比如,其中有个五溪蛮,又叫五溪攀,在今天的四川和陕西之间,在新发现的一段文字里这么写道,它(五溪蛮)的言语与中国略同,婚姻备六礼(儒家仪礼里讲婚姻的六礼),而且它知诗书,懂得中国的经典。如果我们从现在来看,它当然不是外国,可是在当时,它是被当作诸夷来看待的。同样情况的还有在今天湖南湖北一带的天门蛮、临江蛮,还有建平蛮,以及属羌族的邓至、宕昌。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在当时,没有像现在那么大,这些地方在当时还是朝贡的“外国”。所以,这里有一个道理我们要明白,中国的“内”和“外”是不固定的,不能拿现在中国的版图倒推历史上的中国。
中古史里,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地理上中国的不断扩大,包括江南的开发,使得南方大片土地纳入帝国疆域,当时所谓山民蛮族逐渐纳入中国的文化圈,由于中原和周边民族发生交往和冲突,使得“中国”开始越来越向四周发展,于是“外”有时就变成了“内”。
《职贡图》承担了建构帝国、描述天下的功能
在这里,《职贡图》承担了建构帝国、描述天下的功能。一方面它记录了自己周边来朝贡的不同民族和国家,另一方面它也记录了中国当时的自我和周边疆域是什么样子。后来,“职贡图”逐渐成为一个绘画史上重要的主题和传统。比如,宋代有李公麟的《职贡图》,记载了占城、浡泥、朝鲜、女真、三佛齐、罕东、西域、吐蕃等。元代、明代都有画家画职贡图,一直到清代还有苏六朋的《诸夷职贡图》。可是,这些职贡图有一半是写实,也有一半带偏见。所谓“写实”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梁元帝萧绎作记录时,确实有很多资料、很多观察。但为什么又有“偏见”呢?因为古代中国长期以来的那种自命天朝,自认为是文明中心的这样一个观念,使得它对四夷都有一种鄙夷,因此,也会采取图像描述这些民族的丑陋、野蛮和怪异。所以,大家看宋代刘克庄给李公麟《职贡图》写跋时就说,一方面尽管有的外邦离开万里,李公麟所画“非虚幻恍惚意为之者”——不是随意地虚构想象的,至少关于日本、越南、波斯这些画得还是很准确的;但是尽管如此,另一方面,他也还是把异国人想象成野蛮人,把他们的王画成这样:“其王或蓬首席地,或戎服踞坐,或剪发露骭,或髻丫跣行,或与群下接膝而饮(没有君臣之分,大家坐在一起喝酒),或瞑目酣醉,曲尽鄙野乞索之态(好像是很野蛮的样子)。”特别是有人讽刺说,明明四夷都和你分庭抗礼了,你还是吹牛,说得好像仍然“万邦协和,四夷来朝”似的。
到了清代,官方的“职贡图”把西洋人也画进去了,说明那时候,中国人的外部接触和世界知识已经越来越多。刚才说,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想象,有时候是把他们想成“非我族类”,也就是说不像人类的样子,这个传统是从《山海经》开始的。可是到了清代,这个传统略有改变,因为清代对世界的认知比以前扩大,也比以前清晰了。清代官方所修的《四库全书》已经把《山海经》《神异经》从地理类移到小说类里了;《职贡图》里的英、法、荷、意这些人,画得也比较写实了。当然,主要的传统还没有变,清代仍然在想象自己是天下中央,四夷来朝,所以,“职贡图”最后也是最有名的作品,就是乾隆年间的《万国来朝图》。(作者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教授)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15年11月30日第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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