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温家宝五次拜访的国宝，私密日记一曝光，所有人都惊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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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温家宝五次拜访的国宝，私密日记一曝光，所有人都惊呆了！                                                         2019-06-19 14:53                    

                  

日记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真性情。

因为日记，我们知道胡适先生最爱打麻将，不管刮风下雨、寒风刺骨，酷暑难耐，都不舍昼夜。

他的心中只有两个字:“打牌”、“打牌”、“打牌”。

若说胡适先生的日记颠覆了我们对大师的认知，那么，季羡林先生的日记则更让人大跌眼镜——

  

1932.09.11 我的稿子还没登出，妈的。

  

1932.09.23 早晨只是坐班，坐得腚都痛了。

  

1932.12.21 说实话，看女人打篮球……实在看大腿。附中女同学大腿倍儿黑，只看半场而返。

  

1933.04.29 因为女生宿舍开放，特别去看了一遍。一大半都不在屋里。

  

1933.5.1 教授提了皮包，昂昂然上讲台，然而不到一分钟，又嗒嗒然走回来，因为没人，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1934.03.13 没作什么有意义的事——妈的，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

  

1934.05.17 今天看了一部旧小说，《石点头》，短片的，描写并不怎么秽亵，但不知为什么，总容易因为我的性欲。我今生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能多日几个女人。

这是季羡林在大三大四时写的《清华园日记》，内容属实，绝无虚构，看完不禁一笑，原来大师也和现在的男人一样，看美女、骂教授，做春梦、压抑的荷尔蒙无处发泄。

2003年，辽宁美术出版社决定出版季羡林的日记，看到这些边角料，有点刺眼，觉得有损大师的身份，便向季羡林建议，做适当删减。

“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删，一仍其旧，一句话一句话也没有删。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其实，删了，没有任何不妥，自己改自己的东西，再正常不过，但季羡林不删。

那是真实的自己，又何须掩饰。他不是圣人，更不想用圣人的身份，去骗取世人的顶礼膜拜。

他没在生前发表这表明，他是遵守道德规范的；季老是一个好人；好人，心理或心态，也是凡俗的；

比如，男人，或女人，喜新厌旧，都是人之常情，

死后发表，这表明他是一个极度坦诚，真实不放荡的人。

死后发表，是为了让人看到老季的真实情况。

他要将最真实、最原始的面貌展现于世。

当贫农都不够格

季羡林应该是民国大师里出身最穷的了。

他出生在1911年的山东，出生在穷省中的穷县、穷县中的穷村、穷村里最穷的一家。

自出生家里便一年到头是粗粝的红高粱面饼子和咸菜，没钱买盐便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熬水腌制挖来的野菜。

曾有人想把季羡林打成地主阶级，两次派人到其家乡官庄调查，可老家的人告诉几位调查的人：

如果要开诉苦大会，季羡林是官庄第一名诉苦者，他连贫农都不够。

1917年春节，季羡林被叔父接到济南。叔父没有儿子，将家族希望全部寄托在他身上，把他送入最好的学校读书。

《季羡林自传》中有这么一段描写：

“我坐在桌旁，桌上摆着《四书》，我看的却是《彭公案》、《济公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等旧小说。

冷不防叔父走了进来，我就连忙掀起盖垫，把闲书往里一丢，嘴巴里念起‘子曰’、‘诗云’来。”

如此不求上进，难怪数学成绩下来一看只考了个位数。所幸叔父管得严，季羡林的成绩还算上中等。

年轻的他没什么野心，考大学，不过为了抢个能够吃饭的铁饭碗。

捡着金饭碗

说是无甚野心，不求上进，可那个年代，考上大学的能有几人？更何况，季羡林是被清华和北大两所大学同时录取，最后选择了有出洋机会的清华。

季羡林想出国留学，可他学的是社会学科，公费留学无望，家贫无力自费留学，怎么办？

情急之下，季羡林将目标锁定在如今依然显得冷僻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

有趣的是，选梵文的却只有他一个人。当时唯一能读懂吐火罗文的西克教授，在课堂上郑重宣布，他要把他毕生的学问毫无保留地传给季羡林。

这回，季羡林是真捡着金饭碗了！

1946年，留德十年的季羡林终于归国，在恩师陈寅恪的推荐下，任教北京大学。恰巧遇到胡适和陈垣在论剑。

这时候，季羡林从还是个毛头小子，虽然也是海归，但籍籍无名。不过，学问可不是看资历、名气，要不怎么说是“达者为先”呢。

陈寅恪和季羡林

季羡林听到此次争辩，先是找来了梵文、吐火罗文A、吐火罗文B，还不够，又找来了回纥文、康居文、于阗文，然后闭门修炼，把所有的关节层层打通，一篇论文横空出世。

陈寅恪一看，当即拍案称奇，盛赞懂十多种外语的季羡林是个天才。

于是立即将季羡林的论文火速送到当时最权威最牛逼的学术刊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出版。

胡适一看，也呆了，事实摆在眼前，只能承认自己是“胡说”了。

陈垣一看，沉默了，虽然没怎么表态，但偷偷地塞给了季羡林三块大洋，请季羡林到他学校讲学！

曾有一名山东的学生向季羡林求教：“做学问可有捷径？我的论文实在憋不出来了。”季羡林一听，笑了：“论文岂是憋出来的？”然后补了句至理名言：

话糙理不糙，尤其是出自季羡林之口，更多加了几分趣味和深意。

而终其一生，季羡林能取得如此之高的地位，全在于他独门武学：“多喝水”。

曾经这样一个故事在网上一度疯传:上世纪70年代，一位考取北大的新生前来报到，扛着大包小包到处跑，激动而又惶恐。

好不容易找到报到处，注册、分宿舍、领钥匙、买饭票……手忙脚乱中，恰巧一位老头经过，提着塑料兜，神态从容，看上去怡然自乐。

新生便自个忙去了，忙完时已过正午，新生突然想起：哎呀！自己的行李还在老头那。心惊肉跳的，一路狂奔过去，却发现老头竟然还原地，天气爆热，阳光毒辣，老头竟坐在原地从容看书。

次日，开学典礼，新生又再次受到了惊吓：那个给他看行李的老头竟然坐在主席台上。原来他竟是北大鼎鼎有名的副校长，东方学大师季羡林。

季羡林对学生的好，远不止这些。而学生对这位老先生更是满怀敬意与爱戴。

2001年11月19日，北京大钟寺，四级北风，零度以下，一名中年学者对着永乐钟上铭刻的梵文作学术讲解。

对于学生的汗水和付出，季羡林心知肚明，这场学术报告。他一定不能缺席。

两个多小时的学术报告，季羡林一直坐在台下，顶着寒风，不动声色，认真听讲，那时他已有90岁高龄，身患重病。

谁知12月9日，季羡林就被送进了301医院。

季羡林说：“有必要！因为他讲的有些新东西，有的我还不了解。”

“三辞桂冠”

1999年，季羡林八十八岁，出版社为季羡林庆祝米寿，北大勺园的宴会上，来宾云集，各种祝词和赞扬都纷纷涌向季羡林。

来宾致辞结束后，轮到寿星作答。季羡林说：“我刚才坐在这里，很不自在。我的耳朵在发烧，脸发红，心在跳。我听见大家说的话，你们不是在说我，你们说的是另外一个人。”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这样的人，涛涛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的泰斗又从哪讲起呢？”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季羡林那一代人，老实做人，踏实做事，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的坚持，身份不过是个虚名。他甚至从来都没想过要像明星一样去生活，他只想做最真实的自己。

他的一生，何其辉煌，为学做人，臻于极致，陈寅恪多次提携，胡适之不吝赞美，连温家宝总理都曾五次登门拜访。

然而终其一生，季羡林都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儿子：一身蓝色卡其布中山装，一只最简单的敞口手提包，甚至一件雨衣，他都能穿50年。

更难得的是，他丝毫没有大师的架子，对人也好、对事也罢，他没有半分掩藏，说真话、讲实事，他愿意将他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世人。

季羡林所谓不锻炼，并不是真的不锻炼，而是反对那些为了锻炼而锻炼的“锻炼主义者”。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工作，工作需要强健的身体，进行一定时间的锻炼是必要的，但把锻炼弄得很刻意，弄得很正式，甚至主宰了生活的全部，就没意思了。

而“不嘀咕”最为重要，对什么事情都心胸开朗，吃得下，睡得着，决不视芝麻绿豆大的窘境如苏迷庐山般大，也决不毫无原则随遇而安，决不玩世不恭。

即使95岁的高龄，季羡林也从未改其幽默，对来访者说：“我的身体还可以，唯一的变化就是头发没有了，真是无法(发)无天。”

季羡林的学生唐师曾这样评价他的老师：他不是大师、不是教授、不是专家学者……他就是那么一个千篇一律的普通知识分子，穿蓝色中山装，别英雄钢笔，除了手上的“欧米茄”手表之外，没什么特殊。

现代散文作家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曾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

这样一个老人，国宝级学术泰斗，谦虚谨慎、不卑不亢、忧国忧民。

2006年，被授予“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中称他：“智者永，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

惜墨如金的季羡林很少给人题字，但在晚年，他却接连为同属古徽州的绩溪、休宁两县六次题字。随着季老的离世，这六幅题字显得更为珍贵。

2006年7月9日上午，“中国第一状元县”黄山市休宁县状元博物馆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捐赠仪式。受国学大师季羡林委托，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吴志攀向休宁赠送了季老的两部新著《阅尽沧桑》和《故乡明月》，同时还有季老为休宁重修的百年书院——“海阳书院”亲笔撰写的题词。

第二天上午，吴志攀一行又来到同属古徽州的宣城市绩溪县，他们除了为绩溪县带来了季老手书的“徽州”二字和一幅季老手录的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的诗。

半年后的2007年春节前夕，应休宁县之请，季羡林先生再度挥毫，为休宁写下了“海阳纪事”、“状元阁”、“文化塑县”的题词，并委托回家过春节的休宁籍北大学生吴子桐送回。

休宁县委宣传部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如今，季老“海阳书院”和“状元阁”的题字已经被制作成匾额，和海阳书院、状元阁一起成为当地一道文化风景。

而“海阳纪事”四字本为当地编撰的书的书名，“很遗憾，这本书现在还没有出版发行，但这四个字现在显得更为珍贵了”。

休宁籍北大学生吴子桐说，这都是因为一个绩溪人——胡适。吴子桐介绍，胡适对季羡林有知遇之恩。

1946年，季羡林从德国留学回国后，经陈寅恪介绍到胡适任校长的北京大学任教。胡适对季羡林非常赏识，在季羡林被聘为副教授十天后，就擢升其为正教授，兼东语系系主任。

吴子桐介绍，季羡林对胡适也很敬重，顶住压力为胡适的正名做了很多工作。 1999年，季羡林不顾近90岁的高龄，专程远赴台湾拜谒胡适墓，并撰写了《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文中写道：

“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至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 ”

吴子桐在北大读书期间拜会过季羡林，并和季老聊过自己是安徽人。季羡林听后很高兴，说自己多年的夙愿就是到老校长胡适的家乡去看一看，但由于年事已高，不能成行，希望北大的学生能代他为胡适故居送一个花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