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双雄”被冤杀，万没想到凶手竟是他

清梦

“井冈山双雄”被冤杀，万没想到凶手竟是他                                                         2020-04-09 18:50                    

  1930年2月21日，“井冈山双雄”袁文才、王佐在永新县城被红军枪杀，死时均是32岁。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暴动的1000余人来到井冈山。当时，井冈山有两位绿林武装的领袖人物，一位是茅坪的袁文才，另一位就是茨坪的王佐。毛泽东率领部队先进驻袁文才的大本营茅坪，后来通过袁文才的关系，又率部进驻王佐的大本营茨坪。

茨坪是当时井冈山中最大的村庄．多年来，王佐在此苦心经营，后来这里成了红军的大本营。如果当年没有袁文才、王佐的支持，毛泽东率领的这群“外地人”是不可能在井冈山安营扎寨、落草生根的，仅仅从这一点来看，袁文才、王佐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袁、王被杀，毛泽东知道后，非常气愤，他说：“杀错了，要平反！”并批评了坚持杀袁、王的那些人……
袁、王被杀是我党、我军早期革命历史上发生的一起冤案。建国后，他们两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前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回忆说：“1930年10月，在红军最后一次打吉安时，我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把袁、王被杀的事情告诉了他。
他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解放后，大概是在1950年，那时我任江西省委书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江西工作情况的时候，有时也还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还是认为杀袁、王是杀错了。”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还特意会见了袁文才、王佐的遗孀，对袁妻谢梅香说：“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当时造成错杀袁文才、王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当时党内一些“左”的政策，是造成袁、王被错杀的主要原因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通过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队伍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
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这为错杀袁、王提供了政策依据。“六大”精神传到井冈山之后，永新县委书记王怀、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等人，主张把袁、王杀掉；毛泽东等人则坚决反对，最终还是统一到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上来。
实际上，“土匪”和“绿林”是有本质区别的。“土匪”是不论贫富，皆为其压迫和抢夺对象，社会各阶级包括贫苦农民都是恨之入骨的。“绿林”则不同，“绿林”本质上是农民武装，是农民起义军，宗旨是“劫富济贫”，贫苦农民是支持和保护他们的，“绿林”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湘赣特委和一些县委把“土匪”和“绿林”混淆起来，本来就是对袁、王队伍阶级性的模糊。
二、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的影响，是造成袁、王被错杀的重要原因
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是存在于边界、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迁移来的客籍人之间有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械斗。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至鄂南，约有几百万人。客籍人来的晚，只能占据相对比较贫瘠的山地，被占领平地的当地土籍人所压迫，素无政治经济权利。大革命失败后，在湘赣边红色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最为严重。
在当时的井冈山地区，大约20%的土籍（原住民）占据了大量的土地，80%的客籍（主要是客家人）被迫成为佃农，受到土籍豪绅的压迫。而袁文才、王佐出身“绿林”，作为客籍民众领袖和客籍利益的保护者，得到广大客籍民众广泛拥护。可是，由于宁冈的土客籍矛盾由来已久，且结怨甚深，袁文才、王佐作为客籍革命派首领，在革命初期与龙超清、朱昌偕、王怀等土籍的永新县委及边界特委领导人之间关系还是很好的，袁文才的入党介绍人就是龙超清。
但袁、龙等人都没有超脱于当地的土客籍之争，相处时间长了，他们之间的摩擦与纷争愈演愈烈，遂有“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之说。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后，采取了组织措施，化解矛盾，将龙超清调往莲花工作;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于1929年初随红四军行动;将何长工调任宁冈县委书记;同时，对边界县、区委干部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毛泽东率主力红军离开井冈山后，1929年下半年，湘赣边界特委与袁、王矛盾开始恶化。
当时在湘赣边界特委工作的杨克敏在报告中提到：“……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1929年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也认为“……照六大会议的指示解决之。”
边界特委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不仅受党内左的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带着强烈的个人恩怨与成见，边界特委1929年5月至8月边界情况的一个报告也说：“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袁、王对我们现在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趋恶化。”
由此可见，边界地方党组织早对袁、王二人深恶痛绝，埋下杀机，边界特委对这场历史悲剧应负直接责任。罗克绍事件正好是条导火线，给了边界特委以借口，这既是土客籍矛盾的延伸，也掺杂了地方党组织领导人与袁、王的个人私怨。
三、袁、王自身的毛病及其部队存在的一些不良习气，是导致事态恶化的主要诱因
袁、王及其部队虽然已被编为红军，但长期的绿林生活对他们的影响很大。许多人过惯了自由散漫的生活，组织观念淡薄，纪律松驰；袁、王两人性情高傲，只信仰个人，不相信组织，看不起宁冈当时的县委书记龙超清和永新县委书记王怀，认为他们二人年纪轻，本事不大。因此，他们之间有矛盾，合不来。
袁、王曾当着部队和特委县委的面说过“毛委员有帝王之相，是个中央才，跟着他是有出息的”、“我只听毛委员的”，为了把毛泽东留在井冈山，他们主动做媒，促成贺子珍嫁给毛泽东。如今毛、贺结婚的象山庵已是井冈山的著名旅游景点，庵中一棵古树上，青年男女把象征美好爱情的红绸条挂满了枝桠。
袁文才本已随毛泽东率部队下山，却中途私自离队回到井冈山，虽接受了组织处分，但对队伍仍有影响，特别是对策反罗克绍这样的大事，既不请示，又不商量，擅自行动，是违反组织原则的。当然，这些问题均属于党内矛盾，有问题但也不至于要杀掉他们。
1929年2月袁文才从赣南擅自离开部队跑回井冈山，袁文才、王佐领导的部队不服从地方党组织的调派，纪律松懈。杨克敏在报告中提到：“袁、王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个性很强，不接受批评，边界因此称为‘特殊党员’。他们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最后发展到要武力解决的地步。而且，袁、王作为客籍民众利益的代表，在处理土客籍矛盾时，始终难以超脱，最后导致与土籍的边界特委负责人直接对立，也为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
四、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的错误指导决策，作出了用军事手段处理袁文才、王佐的决议，这是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
1929年下半年，彭清泉（即潘心源）作为中共中央委派的巡视员到湘赣边界巡视工作。潘和袁、王都没有谈过话，仅根据他近半个月的巡视，就偏听偏信边界特委、县委的意见，在遂川于田联席会议上，通过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议。1930年7月22日《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中记述道：“这一问题是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办理的。”
“解决了袁、王在政治上是有好影响，这问题完全由彭同志指定9位同志开会，CY（共产主义青年团（Communist Youth League）的英文缩写）完全没有通知，设法把袁、王骗到城里来”。足见于田联席会议作出杀害袁、王的决定是在彭清泉的指示下进行的，表现了当时党的一些负责同志只知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与决定，不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特别是将柏路会议已经议决过的事情重新推翻，更表现出极端的狭隘主义。
五、红五军领导人轻信了特委的错误意见，未作深入调查便草率派兵解决袁、王，对事件的发生也负有一定责任
当时，袁、王两部加起来有800余人枪，其战斗力与红五军不相上下。湘赣边界特委一班人知道，倘若用武力对付，非但达不到目的，弄不好还会反受其害。于是制定的策略，一是调虎离山，将袁、王诱至永新县城下手，二是借助红五军的力量。恰在这期间，红五军停驻在安福、永新边界地方。湘赣边界特委向中央和红五军领导人彭德怀反映袁、王的问题，有些问题并不是实事求是，但由于各种原因，彭德怀轻信了片面之词，同意借兵给特委解决袁、王。
如果红五军领导人能深察当时边界党和红军内的复杂情况，也许就不会听信特委的不实之词了。彭德怀后来回忆道：“朱昌偕（似乎还有王怀或其他人，记不清楚了）来我们军部，向军委报告情况。
他们谈袁文才、王佐要叛变，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 “如果朱昌偕同志所反映的与事实不符，那么我们就犯了轻听轻信的错误。”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