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慧：毛泽东不在身边，一个人生下毛岸龙，牺牲时惟愿润之成功

清梦

杨开慧：毛泽东不在身边，一个人生下毛岸龙，牺牲时惟愿润之成功                                                         2020-12-27 18:00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毛泽东也出席了党的一大会议，见证了中共的成长。

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后，毛泽东就回到了湖南，根据上级指示，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并担任湘区委员会书记。
后来，杨开慧在毛泽东的亲自培养下，也在1921年加入了共产党，并向湘区党委交了党费。就这样，杨开慧又开始了和毛泽东一起战斗、一起生活的艰难的党的交通联络工作。
为了进一步壮大党的干部、加大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度，毛泽东打算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为了筹措自修大学的开设经费，杨开慧利用自己省学联干事的身份，在学联会上提出：

  “  我们学联一直强调要救亡图存、外抗强权、内惩国贼。但是不能忘了培养青年干部，而自修大学正是培养骨干最好的学校。因此，本人建议：各界在五四运动时期捐给学联的钱，学联应该拿出一部分来支援自修大学。”

经过激烈的讨论，学联会大部分人员都同意了杨开慧的意见，答应拨出一部分资金给这所革命的新型大学。
杨开慧和毛泽东不停奔跑筹措资金，加上学联给的部分支援，再利用船山学社原先的社址和剩下的经费，湖南自修大学终于在1921年8月成立了。后来，湖南自修大学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培养党的干部等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毛泽民、毛泽覃、何叔衡等人都曾在湖南自修大学学习和工作过。
后来，反动军阀害怕人们过分地向往革命而终有一天会推翻他们，所以，他们开始不断地查封进步书籍；有很多马列主义的书刊不能在文化书社出售了。
反动军阀的举措并没能扼杀掉进步青年对革命的热情和对马列主义书刊的渴望。毛泽东在1922年又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以此作为革命文化知识的据点，给希望进步的知识青年们和工人们提供马列主义书籍，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湖南青年图书馆就成了当时有进步意识的工人和有革命觉悟的学生学习、交流、活动和接受马列主义教育的重要处所。杨开慧就是这所湖南青年图书馆的负责人，她除了平时会主持馆内的工作外，还经常参与学生们的学习交流活动，对学生们的疑问进行解答。
杨开慧一边在湘区党委工作，一边又担任湖南学生联合会干事，还在毛泽东的指示下，积极开展学生运动。
当时，有部分学生参加了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后来，这些学生都被学校开除了。杨开慧和毛泽东听到消息后，认为学生被开除得太冤枉了，他俩经过商议后，一致认为应该组织这些学生积极进行复学斗争。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在何叔衡的支持和赞助下，杨开慧开始组织被开除学生进行复学斗争。
杨开慧知道，刚上任的军阀赵恒惕和原先的军阀张敬尧之间一直有矛盾。所以，杨开慧就利用自己是省学联干事的身份，积极联合发动湖南湘西等各地学联，并联名上书，向军阀赵恒惕指出：
应该恢复1919年因参加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而被学校无理开除的学生的学籍。
杨开慧还特意上门，劝说、联合徐特立、王季范、熊瑾玎等老一辈优秀讲师亲自出面，同湖南省教育部门谈判，特意指出：

  学校开除学生就只是因为他们参加了爱国运动，理由牵强——学生参加爱国运动，你就开除学生，这本身难道不是一种卖国行为吗？

就这样，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原先被开除学籍的青年们都复学了。杨开慧与这些复学青年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告诉他们遇到困难就要及时告知自己，杨开慧可以给予帮助解决。
在长期领导学生运动的过程中，杨开慧的热情不仅感染了一批积极分子，还吸引了众多进步青年立志参与学生运动。
杨开慧还参与了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经常在深夜协助毛泽东接待从各地来访的工人代表，按照情况严重程度的不同，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问题——工人斗争过程中遇到重大挫折的，就安排他们去向毛泽东请教；一般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就自己解决。

有一次，安源的工人派了交通员来长沙，要见毛泽东。杨开慧在文化书社接见了他，确定这人不是军阀赵恒惕的细作后，杨开慧便领着这位交通员去了湘区党委的秘密机关——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
这位交通员向毛泽东详细地报告了安源的工人斗争情况，毛泽东思考后，对安源工人罢工斗争做了重要指示，并写了一封亲笔信，请交通员转交给安源工人代表团。
杨开慧还多次跟随毛泽东前往新河铁路工会、裕湘纱厂等地，并深入工人群众中去搞调查研究、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工人运动、在工人夜校里讲课。
有一次，毛泽东派了一批青年干部去常宁水口山铅锌矿组织工人运动，在临行前，杨开慧不断地鼓励这批青年干部说：

  “搞工人运动是很艰苦的，这对你们是很好的锻炼，也是很重要的考验。”

在这些青年干部到达水口山后，杨开慧还经常写信告诫他们：

  切勿骄傲，虚心向工人学习，还常常把党的刊物，比如《向导》等寄给他们阅读。

后来，杨开慧觉得光寄党的刊物给他们还不够，担心青年干部们不会阅读、不知道哪些是重点、阅读时间有限，还特意把刊物当中的重点画出来，要求青年干部们反复阅读、领会。
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刚诞生不久，组织学生运动，组织工人罢工······众多工作都等着毛泽东去安排筹划。为了能够让毛泽东有充沛的精力去处理这些事情，杨开慧不仅主动承担了众多机关的日常事务，还经常替毛泽东整理革命材料，抄写文件，担起家务重任。
有时候，不知道到底是作为前锋的毛泽东更辛苦些，还是作为毛泽东后盾的杨开慧更辛苦些。
湖南工人运动的此起彼伏、蓬勃发展，使得当时统治湖南的军阀赵恒惕坐立不安、寝食难安。当他知道是毛泽东一直在领导工人罢工运动后，军阀赵恒惕便一直处心积虑的想要加害毛泽东。

在1923年4月，军阀赵恒惕下令：不惜一切抓捕毛泽东。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在妥善处理完湘区党委工作后，就立即离开了长沙前往上海。
在临行前，毛泽东还填了一首《贺新郎》，赠予杨开慧。《贺新郎》中的一句“算人间知己吾与汝”，非常准确地描绘了毛泽东与杨开慧相知、相爱、互相帮助、为革命共同奋斗的情境。
为了躲避军阀赵恒惕加害而前往上海的毛泽东和杨开慧，在上海工作时就一直在思考，他们认为，中国农民占人口总数的大部分比例，想要完成中国革命光靠发展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当1925年毛泽东和杨开慧从上海回到韶山时，他们便开始了“走人家”——去到贫苦农民家中一对一交流，深入了解贫苦农民的疾苦，不断启发他们的觉悟，鼓励他们和地主坚持进行斗争。
但是，光“走人家”远远不能真正唤醒农民的斗争意识，想要做好农民运动工作，就必须从思想根源入手，改变贫苦农民的想法。
因此，杨开慧和毛泽东又开始了创办农民夜校之路，在短短几天时间内，韶山地区就办起了二十多所农民夜校。
作为农民夜校总负责人之一的杨开慧，经常去夜校上课，利用贫苦农民能够接受、听懂的语言，为他们进行讲课，深入浅出地向他们宣传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破除封建迷信。
杨开慧讲课时政治目的非常明确，她所教授的每个字、每一节课，都和宣传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紧紧联系在一起。

比如说，杨开慧可以利用“洋火、洋油”两个词，来揭露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控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榨；杨开慧还可以从“长江长，黄河黄，来自昆仑山，流入太平洋”，来讲述祖国的地大物博，但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都在不断地出卖国家、掠夺人民财产，杨开慧以此思想来唤醒贫苦农民热爱祖国的意识。
杨开慧甚至还利用“农民苦，农民苦，打了粮食交地主；年年忙，月月忙，田里场里仓里光。”民间的歌谣，揭示贫苦农民在地主压迫下长年累月的痛苦生活。尤其指出了穷人穷，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辰八字、出生地不好，而是来自地主阶级和封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使得他们不得不穷。
杨开慧这种深入浅出的教学方式，不仅唤醒了农民爱国意识，还能让农民深刻了解封建地主阶级对自己的压迫才是自己穷的根源，更是向农民讲述了：想要得到好生活，必须打倒地主、推翻地主阶级。
农民夜校开展了一段时间，教育效果非常显著——不仅培养出了一批农村积极分子，还使得广大农民有了组织革命的意识和要求。
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组织领导下，二十多个秘密农会，在韶山地区相继建立了，甚至有了一个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雪耻会。
毛泽东和杨开慧对贫苦农民的重视更体现在：在农村发展党的组织——1925年6月，我党建立了在农村最早的支部之一：中共韶山支部。
湖南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当地地主的仇视，他们开始结伴向反动军阀赵恒惕告密：毛泽东和杨开慧现在正在韶山组织农民运动。
赵恒惕本来就为毛泽东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而头疼不已，现在又多了个农民运动。估计军阀赵恒惕一直在恨恨的想：这个愣头青，就不能停歇会儿，尽给我找事。

接到地主们告密的赵恒惕，即刻命令湘潭县的反动武装部队前往韶山捉拿毛泽东和杨开慧。幸运的是，在韶山农民的及时奋力掩护下，毛泽东和杨开慧都安全脱险了。
1925年，为了战斗的需要，毛泽东和杨开慧先后离开湖南前往广州。在广州，杨开慧不仅积极协助毛泽东开展革命运动，还替毛泽东收集整理资料、编纂文稿，还前往共产党为北伐战争培养干部的“政治”学习班去旁听学习。
为了完成党的任务，杨开慧还经常和周恩来、邓中夏、林伯渠、李富春等同志保持密切的联系；还经常一个人带孩子出现，十分不便。直到1926年，保姆陈玉英来到了杨开慧和毛泽东的家中，替杨开慧分担家务和带孩子的事，她才轻松了一点。
1926年12月17日，毛泽东应邀参加并主持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
后来，杨开慧协助毛泽东为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做工作，在杨开慧的帮助下，在毛泽东领导下，这次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不仅壮大了革命人民的斗志，也推动了中国农民运动运动。
此次大会结束后，毛泽东还连夜深入湘潭、湘乡、长沙等县的农村，做了长达32天（即1927年1月4日至1927年年2月5日）的农民运动考察工作。
与此同时，杨开慧也没有闲着，虽然离产期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但是杨开慧依旧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毛泽东调查来的资料进行有目的地选择、分析、整理。在杨开慧的帮助下，毛泽东在武昌都府堤41号写下了后世仰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农历3月初三，杨开慧在保姆陈玉英的陪同下，在医院生出了毛岸龙。毛泽东则在四天后才来到医院探望妻子杨开慧，他满怀愧疚地对杨开慧说：“开慧，过了这么多天我才来看你，真对不住。”
杨开慧知道革命事业多么重要，她认真地对毛泽东说：

  “  润之，我知道革命事业很重要。你在医院，我要生岸龙；你不在医院，我也要生岸龙。我知道你工作要紧，我没有怪你。孙嫂她们把我照顾得很好，你就放心吧。”

保姆陈玉英把毛岸龙抱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双手接过毛岸龙，很疼爱逗弄了毛岸龙一会儿，转头跟杨开慧和孙嫂开玩笑说：“没有哪个把我的毛伢子换去吧？”毛泽东在床边坐着，跟杨开慧讲了一会儿话后，又把毛岸龙递给了孙嫂，对杨开慧说自己还有事，以后再过来；还特意拜托保姆陈玉英，请一定照顾好杨开慧。
杨开慧在生下孩子毛岸龙后，只休息了二十多天，就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来了，为了协助毛泽东处理日常事务，还经常工作到深夜。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下令到处追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终于还是失败了。
一天，毛泽东大汗淋漓、匆匆跑回家中。杨开慧问他怎么了？毛泽东说，我今天险些被人抓去。杨开慧非常吃惊：怎么会这样？毛泽东给杨开慧讲解当时的情景：

  “  我刚才回家的时候，对面就直接走过来两个人问我有没有看见毛泽东。我镇定自若地指着旁边的小巷子说：看见了，看见了，他刚从这里跑过去。那两个人就朝着我指的方向追了过去，我这才能顺利回到家中。”

杨开慧听完长舒一口气，劝告毛泽东：以后出入可得注意周围人的动向啊。
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也出席了。八七会议决定：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用枪杆子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政权。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陪同杨开慧一起回到长沙，二人带着孩子和保姆陈玉英就住在长沙北门外沈家大屋旁的八角门楼。
几天后，毛泽东就在八角门楼召开了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向来参加会议的人讲解了秋收起义的必要性，并对秋收起义的相关事宜作了密切部署。
秋收起义事关重大，不能有丝毫闪失。隔日，毛泽东就亲自秘密护送杨开慧和孩子、保姆回到板仓，毛泽东护送杨开慧回板仓，不仅是为了杨开慧的安全，更是为了让杨开慧在板仓配合自己的秋收起义开展工作。
回到板仓的杨开慧，经常和地下党的同志一起开会，还经常研究问题一直到深夜2点，为配合秋收起义做出了周密安排。

在开会时，杨开慧还向与会人员阐述了现在全国的革命形势，指出必须用武装斗争来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政变，其中强调要做好宣传工作，学会巧妙地写标语来造革命的声势，标语的落款就用“中国共产党省党部”和“工农苏维埃”来扩大革命影响。
在杨开慧的组织领导下，板仓附近的各个地下党组织，都一直在坚持积极发动农民群众，进行斗争，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后，杨开慧召大家开会说，毛泽东现在已经率领着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杨开慧还指出，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在领导武装革命斗争的同时，我们在板仓也要搞武装革命的斗争，还和与会人员连夜专门研究了怎样坚持地下革命斗争的问题。
杨开慧在会议中还特别提到了武装斗争的武装怎么来？人要打狗，狗有牙齿会咬人，但是人又不能咬狗，所以，人手里必须有武器。
每个共产党员手里都应该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有一件武器；光有党员有武器还不够，我们要发动农民、群众，发动湖南省的各行各业的人民来搞武装斗争，这样才能壮大革命的力量。
杨开慧不光这么说，还这么做。
杨开慧经常乔装打扮，前往板仓附近的穷苦农民家中视察；有些人家的小孩没有衣服穿，杨开慧下次就会专门把毛岸龙、毛岸英他们穿过的衣服送给这户人家，有的人家没有米下锅，杨开慧就会自掏腰包，买了米给他们送过去。
杨开慧经常对毛岸英、毛岸龙和保姆陈玉英等人说：

  百姓受苦、遇到困难，我们应该设法帮助他们，不能只顾自己，只顾自家，一定要为大家着想。

杨开慧在板仓艰苦奋斗了三年，和当地的贫苦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大家都把杨开慧当作贴心人，常常亲切地称她为霞姐、霞姑。
后来，随着国民党对革命的不断压迫，杨开慧原先和井冈山保持的联系也断了；在之前能接到毛泽东来信的时候，杨开慧就已经很思念毛泽东了。现在，连唯一的书信也接不到了，杨开慧对毛泽东的怀念可想而知。

杨开慧在1929年6月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有一天他死去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如他被敌人捉着去杀，我一定要同他共这一个命运。”
杨开慧写的这番话，正是她深爱毛泽东，深信革命终将会胜利的真实写照。
国民党反动派一直在到处扑灭革命斗争的烈火，四处捕杀共产党员和参与革命斗争的群众。面对国民党人的疯狂屠杀，杨开慧没有考虑到自己，也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孩子，她首先考虑到的是党的事业。
为了保护党的机密，杨开慧把党的重要文件封在一只蓝色花瓷瓶中，并埋在自己住的板仓屋外的地下。
为了激励大家继续斗争，杨开慧不顾个人安危，在板仓方圆几十里内四处奔走，这才使得板仓的革命斗争始终没有消停。
1930年10月，杨开慧不幸被反动军阀何健逮捕，在狱中杨开慧坚贞不屈，面对各种威逼利诱杨开慧始终不为所动，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气节；何健为了劝降她，甚至向她开出条件，只要她声明与毛泽东解除夫妻关系，就可释放她；这样的条件随即被杨开慧断然拒绝。
何健手下的执法处处长李琼知道李淑一与杨开慧之间的关系，就把李淑一找来劝说杨开慧；李淑一来到狱中见到杨开慧后，见她受尽了苦难，建议杨开慧使用缓兵之计，先答应何健的要求，等出狱之后，何健就管不着她们母子俩了。但是杨开慧也拒绝了，杨开慧说：

  “我与润之的关系，不但是夫妻的感情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我是一名党员，我不能有损于党员的形象。”

李淑一还要进行劝说，让杨开慧先出去，再带着儿子去找毛泽东继续闹革命；杨开慧坚定地说：

  “我和润之是夫妻，是战友，无论是生是死，我们都不能分开……今生今世我与润之有十年的婚姻，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一段温润的生活，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一个女人爱上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留下一段完美的爱……我不能给这段完美掺半点杂质、留一丝遗憾！”

面对如此坚强的杨开慧，李淑一终于理解了她的选择！
在行刑前，李琼再次询问杨开慧“你真的不愿意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吗？”杨开慧斩钉截铁地回答“早就回答你们了，无须多问。”李琼又问“你难道不为家庭考虑一下吗？你难道不怕死吗？”，杨开慧回答“牺牲小我，成功大我！”
李琼脸色沉了下来“对于你的亲属，你没有什么遗言吗？”
杨开慧毅然回答“我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识字岭英勇就义，年仅29岁！
爱一个人，无论他做什么，你都会爱他，你相信他所筹备的事业是正确的，你会不顾一切的支持他的工作，哪怕最终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也终将无怨无悔。
杨开慧对毛泽东的支持完美的诠释了这句话。
当毛泽东知道杨开慧牺牲的消息后，痛苦地写道“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建国后，1957年，毛泽东写给李淑一《蝶恋花·答李淑一》再度表达了对妻子杨开慧的怀念。
借此文章向毛泽东致敬，向杨开慧烈士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