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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姐结婚去了合肥，二月二姐结婚去了无锡，她们都是和姐夫相处一年后才决定结婚的。那时时兴旅行结婚，回趟老家就算结婚了，上班时请大家吃点儿喜糖就完事儿。三姐去之前还在自己的新房简单的请同事和朋友聚一下，正好弟弟从农村回来，我还没下乡，因此我和弟弟有幸参加，算是吃到三姐的喜糖。二姐从无锡回来时我已经被迫于二月二十日（大年初四）下乡到新民县张家屯公社柴家窝堡大队第三小队，因为走得急姐姐们都不知道。其实我是不想让她们知道。知道后又有什么用呐？谁也不能改变现实，反而影响了她们去南方结婚的情绪。嗨！不能让大家总是悲伤呀！毕竟是人家一辈子的大喜日子，回来知道再说吧！ 自父亲被拉到家属院批斗之日起，我在生产组里就没有好日子过。以前组长对我还不错，大会小会发言写稿子总是叫我给她写，有时她怕自己说不好，还让我代替她上台发言表决心喊口号，对别人讲我是她的小秘书。大跳忠字舞时，推荐我到区里学忠字舞，回来领着全组人早请示晚汇报，每星期三组织大家进行政治学习。后来因为父亲问题她马上换了副面孔。我知道这在当时是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一种表现。是啊，人家是白洋淀来的根正苗红的人，丈夫在抗美援朝负过伤，是二等残废军人，和我这样的人划清界限是正常事情。然而她的面具换得太快，让还没有精神准备的我后来一听见她的声音就心惊肉跳。 一次，同志们在一起闲唠，有人提议让我唱“我是贫农的好后代”这首歌。大家都说：“对，让小葛唱一遍，我们跟着学。”可我刚唱了一句，组长就冲过来恶狠狠的说：“你是贫农好后代？呸！狗崽子，这歌你不能唱，以后不许你随便教大伙儿唱歌！你是什么立场？哼！”我当时特别气愤，目瞪口呆地看着她。有人大声说：“干嘛呀！唱首歌至于吗！”直到下乡，我在生产组再也没唱过歌。 知青下乡时，本来工宣队见我有市第五医院和省医大一院丧失劳动能力的诊断书，让我回组里上班，先别下乡，后期再说。可我一进厂门组长便迎出来，说：“你咋回来了？”我说：“工宣队让我回来上班，以后再说。”她气愤地说：“不行！谁不走你也不能不走，把你留下别人还怎么动员！我上工宣队问问去！”说着挟包扭扭嗒嗒走了，同志们说：“她这是干什么？非要赶尽杀绝呀！”“小葛有诊断书，不下乡也应该，到乡下那体格能行嘛！”“她去找，小葛准跑不了，让她作孽去吧！真不得好死。” 后来有的同志对我说，我下乡是组长给争来的。尽管如此，有时从另一方面想我还很感谢她，不下乡磨砺拼搏，一身疾病的我也许早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但当时父母有些不理解，母亲就说过：“你为啥非要下乡呢？人家老赵太太的老头也被专政了，她的瘸女儿都没下乡，还在厂里上班哪！”可我又如何向他们解释哪？我要说出实情就会给他们增加压力，明摆着是受家庭牵连。不能再往他们的伤口上洒盐了，我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吞。所以走时我谁也没告诉，只和孟淑忱同学见一面。在她家，她父亲孟叔给我们做的饭。吃饭时孟叔说：“葛啊，你先下去，我想这也是暂时的，最终有些事情一定要有个说法，不能就这么胡来。”听着孟叔的话，我似乎眼前出现了光明。因为孟叔是东北局的干部，高层政府机关，他说话我信。孟淑忱也皱着眉头说：“慧贤呀！你一定要坚持住，或许有回来的那一天哪！”可是后来实践证明，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哇！我用泪水写下的回忆录《我曾是个知青》叙述了身患重病的我九死一生的知青生活经历。然而回过头来看“知青”，不能不承认也给我们带来一生的受益。知青生活使我的身体受到了锻炼，毅志更加坚强，我为有过知青的人生经历而感到骄傲，为我能在逆风中成熟而自豪。 同年三月，父亲被遣送到新民县张家屯公社哈太堡子大队，当时被安排住在老乡家的小北炕，南炕住的是一个单身老汉。老汉有四个儿子，每天上大儿子家吃饭，回来自己只烧烧坑。因为母亲有病没有和父亲一起走，所以一下子来到这个人地生疏的地方，父亲有一段时间过得很苦。他早上起来就得下地干活，九点多钟才回家吃饭，可是父亲得自己现做饭，和苞米面贴硬面饼子，就着饼子锅里的开水，咬着咸菜马马虎虎对付一顿。有时柴火不好烧，饭还没做好大队的喇叭就响了起来，父亲只好吃着还有生面的饼子，喝口温水便急忙出工了。如果晚上开会连饭都吃不上，饿到很晚才回来做饭，做着饭都要睡着了。 父亲是戴“帽儿”下乡的，属于专政对象，所以人家让他干啥就得干啥。晚上开会时需要找人，父亲就得毛毛愣愣地去给找。时间不长，队长便不用他找人了，看他也真不容易，安排给生产队放猪，固定工分七分。其实这活儿也真是照顾他了，每天可以吃完早饭出工，晚上收工还早，如果不开会父亲还能安静地吃顿饭，还能听会儿半导体，早点儿睡觉。可这样不开会不学习的时候却很少有。一个月后，母亲带病来到农村。她一是挂念父亲，不知他一个人是怎样过的；二是因为工宣队赶哥哥下乡，以遣送母亲相要挟，母亲为了保住哥哥的工作，不等病好就找父亲来了。然而母亲走了，哥哥也没有留住城市户口，还是把他下放到新民县张家屯公社代家窝堡大队，也是暂时住在老乡家。不管怎么说，一家人还都在一个公社。 母亲来到哈太堡子后对父亲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帮助。父亲不再自己做饭了，每顿饭都能吃上炒菜，喝口鲜汤，这都是母亲从城里带来的，也是母亲夏天晒的。什么茄子干儿、豆角干儿、黄瓜干儿、地瓜干儿、萝卜干儿，还有虾皮儿、紫菜、味素。在当地又买了点儿豆油、白菜、萝卜、土豆。母亲安顿下来，便迫不及待想见到可怜的我。那一天，风高气爽，春光明媚，我刚好从地里拉车回来，走到我们驻地旁边，见柴火垛前有个干净利落的老太太，仔细一瞅，呀！那不是我日思夜想的母亲吗？我把绳子扔给别人就奔母亲跑去，泪眼相对，悲喜交加，诉不完的离别痛，道不尽的思念苦。进到房里，我们六名住在生产队长家北炕的患难姐妹都过来向母亲问候。吃饭时，我们的饭桌上只有饼子和糊糊粥，老乡给的酱沾着我们刚从地里剜来的野菜。母亲看着心痛，掏出她带来的家里仅有的四个咸鸡蛋，那还是在城里时腌的。我们几个很高兴，你谦我让地吃着。母亲见我们吃得甜嘴巴的舌，像对自己又像对别人说：“今年我一定多养鸡，下了蛋多腌点儿，好给你们多拿点儿吃。”我们甜甜地笑着，就像已经吃到那么多的鸡蛋。送走母亲后我又鼓起了生活的勇气，告诫自己再也不能拖累父母了！ 母亲一路上是哭着回家的。从此后，最让她牵挂的便是应该淘汰也不应该长大的我了。左思右想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我赶快嫁人，因当地凡是出嫁的女人可以不参加生产队劳动。母亲知道我的身体再也不能坚持下去了，就托人给我介绍对象，我自己也觉得走到了生命边缘，有几次都是被人们从地里拖回来，几乎到鬼门关转了一圈儿。就在我下乡三个多月时，为了生存，为了不让父母操心，我经人介绍无奈的嫁给了前进公社大古城子大队的白云和。 我十三岁时被定为先天性心脏病“法鲁氏四联症”，医生断言我这辈子不能结婚，不能生小孩儿，否则有生命危险，所以当时自己也抱着无所谓的想法，既然活着受罪，死就死吧！但是我没瞒白云和，我和他说：“你想好了，我家的成份不好，父亲还戴帽，我有先天性心脏病，还挺重，什么活儿也干不动。”可白云和说：“成份高没事儿，我家是中农，还是军属，有病就治呗！我们这里也有医院，大队还有赤脚医生。” 我知道白云和不太懂我的病症，加上他年龄大了，娶个媳妇不容易，所以不管啥样先定下来再说。那时他家里就一个生病的老母亲，和他婶娘同住三间茅草房，盖的时候可能家境不错，所以房子的举架很高，但由于年头多，已经扭曲了。丈八的房间里倒是干干净净，除了炕上摆着个炕柜没什么家具，炕席刷得发白，还打着补丁，补丁摞补丁的被褥洗得失去了本色儿。没见有粮囤，北炕上有三四麻袋苞米棒子，后来为了办结婚酒席也不见了。所以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满目清贫和凄苦。那时我也麻木了，只想着怎么能逃离那要命的农活，不去想今后如何生活，因为根本不了解农村的日子是什么样。走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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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3 20: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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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1 08:2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