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父亲初中毕业后，又上了一年国立高中。那时葛家大院已分完家，各支都另立门户。虽说外人看着还是门庭若市，但实际只剩个空壳，外强中干。父亲由于家庭的经济状况不景气，这书再念下去确实困难，所以就辍学了。回家后，正赶上家里种的大蒜下来了，父亲听说牡丹江的行情好，就和爷爷商量到牡丹江去卖大蒜。可那时正赶上雨天，大蒜上船后，河水一个劲儿的涨。顶风逆水，船行走不快，到了牡丹江时，船中进水大蒜有一些发霉，误工误时，到了市场卖不上价，再加上人工费、船费等等费用一算，不但没挣还赔了。 真是屋漏偏遇连天雨，雪上又加霜啊！后来，父亲托四太爷在宁安县第一学区第四国民初级小学当了一名教员，虽然收入不算多，但总比没有工作强，还把学到的知识用上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事变后，因日本入侵东三省，学校被迫停课。小鬼子进了宁安县到处抓人，通缉悬赏，扬言要抓曾在吉林第四中学念过书的学生。因为当时这个学校抗日热潮最高，全东北有名，学生们自发组织了自治会，抵制日货，拒绝学习日语，到处宣传讲演等。父亲当时是负责监察宣传干事，大小也算个小头头，所以也在黑名单之列。父亲东躲西藏，可宁安县太小了，于是四太爷又托人介绍到牡丹江市义昌隆百货去当学徒，既是为了躲开日本人，也是为了养家糊口。然而，干了一段时间也没挣着钱，又到药铺跟人学抓药，还到医院学了一些医术，后来虽没行医也会点儿打针、配药、接生的营生；也到过饭店帮厨，学了一些烹饪技术，后来每到年节他就上灶，做出来的美味佳肴还挺地道，只可惜我们做儿女的没有继承下来。在牡丹江还与人合开过电影院，就是别人投资他管理，只开了几个月就黄了，因兵荒马乱的没人看。但不论干什么，父亲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学得认真，学得也快，悟性很高。但是在那个时候想挣钱也不容易，干什么也干不长远。父亲自从离开宁安县从家里出来，为了一家大小一直在外奔波，很少回家。 母亲说父亲是孝子，每次从外地回家，进门拿着东西，都先到爷爷奶奶的房间，等老人和四个叔叔挑完才回到自己房间。那时的家长制及严厉，老人的话对错都得绝对服从，不服就是不孝，要不怎么有那么一句话呢：“糊涂天，糊涂地，糊涂老人没法治。”有时爷爷把父亲带回来的钱全部要去，连路费和回去的生活费都不给留。爷爷可能认为父亲还有钱，或是没有钱也有办法。父亲不敢做声，回到自己房里偷着哭。母亲很善解人意，从不抱怨，还劝他，安慰他，并帮他出门向朋友借，以解燃眉之急。这些事儿父亲也很感激母亲。许多年后父亲还夸母亲是个宽厚善良的贤内助。后来，不管任何时期，遇到什么困难，母亲都会挺身而出，为父亲独挡一面，怕影响父亲工作，就连操待家务、教育儿女也是她一人承担。 母亲自从嫁到老葛家，订婚时虽说答应三年不干家务活，可当时人口众多的大家庭活是干不完的。那时奶奶才三十三四岁，父亲兄弟五个，父亲是老大，最小的叔叔还在吃奶，所以每天看孩子、喂叔叔吃饭的活就落在母亲身上了。叔叔们和母亲相处得很好，许多年后还念叨着“老嫂比母”。 我太爷爷那辈儿哥儿四个，分四大股，我太爷行二，在我父亲九岁时就去世了，四个太爷爷这辈儿是九男十一女，只有爷爷和七姑奶奶是我太爷亲生的，其余都是叔伯姊妹。父母结婚时，我们这股是我爷爷当家。那时候老葛家看重读书，不分男女尽量多念书，对嫁进来的媳妇做丈夫的也尽量教，所以母亲跟父亲学会了很多字，父亲在外面来的信，母亲也基本能看明白。母亲二十一岁那年生下大哥，全家人都很高兴：长门长孙嘛！尤其爷爷奶奶又见到一辈人可真乐呀，即时取名叫“志学”，意思是既有志向又有学问。 然而生活总是不平静的，在那被人欺辱、国将不国的年代，人们往往挣扎在恶梦里。我奶奶是个大个苗条漂亮的人，难怪二叔、四叔、五叔长得那么帅气：笔挺的大个头，双眼皮儿大眼睛，还白净。母亲说：“就你爹和你三叔像你爷爷，又小个皮肤又不白，单眼皮，脾气还倔强。”奶奶三十八岁那年，手上长了一个带黑尖儿的小疙瘩，她以为是扎的刺儿，就用针拨了，不成想第二天连手带胳膊都肿了起来。到老中医那里一看，说是长丁毒了，得先用拔毒膏药把里面的毒拔出来。可是奶奶已用针把毒拨走了，恐怕不好治，只能先贴块膏药看看吧。后来又是用药熏，又是拿药洗，可怎么治也不见轻，没到半月便去世了。其实现在来看，后期可能是败血症。 奶奶去世后可苦坏了母亲。当时叔叔们只有二叔能帮爷爷干点儿啥，三叔还在念书，四叔和五叔一个五岁一个七岁，母亲每天不但要照顾好自己的孩子，还得照顾好年幼的叔叔，还有一家大小的吃饭穿衣、洗做缝裢，抽空儿还得去看望病重的七姑奶奶。那是爷爷的亲妹妹，能不管嘛。七姑奶奶有个女儿才七八岁，叫茹芳，也需要人照顾。不久七姑奶奶也去世了，茹芳姑姑搬到我们家住。叔叔们还听母亲的话，可茹芳姑姑从小娇生惯养，性情怪僻，不听话也不讲理，让母亲很为难。有一次，母亲给她洗被单儿时发现有个小洞，就用补丁给补上了，她看见硬说是母亲给换了，又哭又闹不收场，后来爷爷又哄又劝，好说歹说才拉倒。母亲气得大哭了一场，心里埋怨姥爷为她找了这户人家，以后这么长的日子可怎么办呀！ 两窝没娘的孩子，再加上我的两个哥哥，因那时母亲又生了我的第二个哥哥，小名叫群小子，大名还没起，就是想多要小子，不嫌孩子多。二哥一岁半时出麻疹，本来出得很好，睡觉时不知谁推动了悠车（也叫摇篮）带了凉风，疹子回了，没出透，高烧不退，两天后就去世了。过去民间有句俗谣：“关东人有三怪，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叼着大烟袋，养个孩子吊起来。”就是把木制的摇篮用粗点儿的绳子吊到房梁上，离炕有半尺多高，悠起来的孩子爱睡觉。是悠车子夺去了二哥幼小的生命，母亲受不了这一连串的打击病倒了。爷爷跟家族里的人一合计，二叔也到了结婚的年龄，家中正缺人手，所以就托人介绍宁安县街上老秦家的姑娘，不久就娶进门来。当然，二叔的婚礼和父母的婚礼比差多了，也简单多了。因那时的葛家大院已今非昔比，早已败落。二叔结婚那年又赶上日本侵占东三省，人心恐慌，不敢太张扬。 二婶是个爽快开朗有什么说什么的人，对自己不像我母亲那样活的拘谨，那样小心翼翼。她从来都是敢说敢干，不委屈自己。有一次爷爷告诉她：“今天这菜你切细点儿。”二婶说：“我就是这刀口，爱吃不吃！”二叔也在一旁替媳妇说：“爹，您别着急，她现在真的干不好，慢慢练呗！”爷爷非常生气，起身走出去干脆不吃饭。我母亲看在眼里，心想：自己从来也不敢这么顶撞老人，况且爷爷向来就是说一不二，绝对不允许别人对他不敬，如今却忍气吞声，母亲觉得爷爷好可怜啊！她想说说二婶，又怕误解了自己，只能默默地给爷爷重做。为了不让爷爷生气，有时不管是谁的饭班，母亲总是抢着干，可有时多干活反招二婶的白眼，弄得母亲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 那时的家境一年不如一年，原分家时的六十垧地也于一九三四年海浪屯的四十垧地全部被日本鬼子抢占，宁安县北园子的二十垧地也被伪满飞机场占了十三垧，街里的买卖，也因日本人的侵占亏本太多被迫费业。父亲挣的钱都得交给爷爷，如果挣不来钱便不好意思回家，这样父母有时会很长时间才见一面。一九三五年有大姐慧范时，奶不够吃，得喂奶布子，就是把八分熟的高梁米或小米用纱布搓碎，也有用牙咬的，但那样会伤牙根，牙会早掉，也不卫生。母亲用手裹着纱布搓，挤出水来加上白糖喂大姐。当时母亲手里没钱买糖，实在没法子，不得不硬着头皮向在外面打工的姥爷要点儿。 到了一九三六年，母亲再也忍受不了繁重的家务和累心的生活，毅然决然地向爷爷提出离开家去找父亲的想法，爷爷当时没同意，背地里和别人说：“我要让她走出去一步，我都把姓改了！”母亲偷偷地哭过无数次，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还得走。于是，她向家族的几个太爷求助，并保证什么东西也不拿，连一双筷子也不从家里带走，后来还动了说和人。在大家的劝说下，爷爷才勉强定下来让母亲去找父亲，而且他要亲自出面送母亲上路，并托人给父亲带信儿，让他事先做好准备。 | 
发表于 2014-12-1 14:27:00
QQ空间
腾讯微博
腾讯朋友
收藏
发表于 2014-12-1 16:3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