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时代的生产主义

安晖

2015-02-24

     “消费”与“生产”本来并不是对立的，但资本来到世间，使两者变得对立，而“消费主义”使这种对立发展到了极端。这种对立的消除是否可能？消除这种对立，是一种理想。在生活中，理想不一定能实现，但它会照亮生活，使生活产生意义。

1

谈“生产主义”，要从“时间”说起。我碰到这个问题，是20多年前，当时我在瑞典留学。瑞典人称自己的国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每到“五一”，就有大规模的游行。参加游行的人按照约定聚到一个公园，党的社区支部书记自驾私车，运来一捆旗帜标语，分发给接到通知应约而来的本社区的同志，然后大家排好队。每个社区一支队伍，依次出发，前面是军乐队开道，乐队奏《国际歌》和其他一些歌曲。最大最长的游行队伍是社会民主党的。许多人手持玫瑰花，那是他们党的标志。从鲜红变为玫瑰红，是这个党“修正”的象征。社会民主党时而在台上，时而在台下。在台上时，游行很有气势；在台下时，游行更有激情。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别的党也在游行，甚至有秘鲁的“光辉的道路”，举着毛主席戴红领章红帽徽的木刻像。各党都打出各自的标语，代表着各自的政纲。我最感到好奇的是瑞典共产党，“苏东事变”后改名为左翼党。他们打出的口号是“六小时工作制”。当时，中国还没有实行每周双休制，假期也不多，每年大约要工作300天。到了瑞典，发现他们每周只工作五天，再加上各种节假日和带薪休假，每年工作200天就够了。在我当时的感觉中，这已经够超前的了。如果再实行“六小时工作制”，那经济怎么办？问题还不仅如此，关键是工作时间越短越好吗？我总觉得这个思路有问题，此后许多年，我一直在回想。“六小时工作制”只是口号而已，20年过去了，也没有实行，看来也行不通。其实，实行后的下一步，是不是该提出“四小时工作制”了？到了共产主义，是几小时工作制？

工作的时间少了，供自由支配的时间就多了。在现今的社会中，这的确能成为一个理想。上班是无奈的。不挣钱，怎么生活？不挣多钱，怎么付得起那些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和品味的高档消费？下班是自由的。下班后是自己的时间，不归老板管，只要不触犯法律，干什么都行。理想的生活，是少上班，多挣钱。如果能意外发一笔财，就可以不上班了。但是，这似乎又不对。钱很多，一辈子也用不完的人，似乎也照样认真地工作。对于他们来说，似乎还有人生追求。

如果我们放在一个较长时段考察，就会发现，上班是一个现代现象。在古代社会，农民无所谓上班下班，按照自然的节律，播种、插秧、除草、收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由地享受着劳动及其果实。手工业工人也无所谓上班，想做就做，累了就休息，对手艺精益求精，生活在对自己手艺的自豪感之中。

大工厂、公司出现了，于是就有了上班现象。上班不能迟到，更不能缺席。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时间观念的变化。能按时上下班，把工作与休息时间区分开，这是一种文明素质。如果一个民族还不习惯准时上下班，比方说，让工人八点钟上班，他们不认为十点钟来就是一个错误，这个民族的经济就不可能发达。常听企业主抱怨，到有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投资很困难。尽管那里劳动力价格不高，但劳动力质量有问题。工人上班不守时，劳动纪律不好，劳资对立很厉害。这不应从民族或文化上找根源，更不能从人种或基因上找原因。守时是“文明”的表现。现代文明之犁或迟或早会把全世界都深耕一遍，使全世界各民族都变成守时的民族，变成劳动纪律好的民族，上班好好干，下班好好玩的民族，这是由不可阻挡的经济规律决定的。

上班与下班的对立，造成了工作与娱乐的对立。上班时玩是不对的，下班时工作是可笑的。上班工作，成为下班后娱乐和享受所必须忍受的痛苦。上班时间属于老板，下班时间才能属于自己。老板发工资，把时间买去了，就属老板所有。如果老板要求工人加班，就应该再付钱来买，给加班工资。如果节假日还要加班，工资就得加倍。

现代社会还有一种发明，这就是打卡机，上下班要打卡，不是老板站在那里看着你是否迟到，而是机器监督你，用机器把你的上下班时间区分开来。这种非个人化的机器，避免了雇主与工人的直接冲突，使工作与业余的对立变得像自然规律一样不可抗拒。

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中的愉悦被忽略不计了。在上班时找乐是不对的：上班是件严肃的事，负有重大责任的人在上班时，开不得半点玩笑，弄得不好事情会办砸；在危险岗位上工作的人更不能有玩笑的态度，稍有差错，人命关天。既然上班，就得能吃苦耐劳，把事情做好。要寻欢作乐，下班以后再说。上班要拼命干，下班再拼命玩。这样，随着机械化、自动化、电子化的发展，生产效率提高了，不需要那么多工作时间了，当然就得缩短工作时间。

这种主张，是建立在工作与业余对立的基础上的。工作时，人是机器，业余时，人才还原为人。工作时间是人生必须忍受的时间，业余时间才是人作为人对时间的享受。

2

再来谈消费。过去的三十年，我们经历了从消费可耻到消费光荣的变化。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时代，消费是一件可耻的事。

只消费而不生产的人是社会的寄生虫，消费城市是寄生的城市。我家乡在扬州，又生长在重视“生产”的年代，从小就听了很多对旧扬州的批判。从小学到中学，老师都对我们说，解放前，扬州是一个消费城市，全城只有两家半工厂，休闲业很发达。扬州人过的是“早上皮包水”（上茶馆喝茶），“晚上水包皮”（上浴室泡澡）的生活。老师们又说，解放后，经过一些年的发展，扬州建成了一个工业城市，我们有了许多家的工厂，甚至都能造拖拉机和水泥船了。有一段时间，市里还想建钢铁厂，后来中央没有批准。老师说，账要算在刘少奇身上。大跃进时扬州就大炼钢铁，照那个方向发展，早就建成钢铁厂了，可惜后来砍掉了。砍掉后再建，就困难了。在那个年代，中国所有的城市，都是生产城市，能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社会不容寄生虫存在，一个人不能生产，他活着还有什么用呢？扬州城的西南角有一个湖，叫荷花池。文化革命时斗走资派，当时的扬州市长有一个大罪状，就是妄图把这个湖变成一个公园。我们当时也觉得该斗。当上了市长，还不想想多办几家工厂，建什么公园？

这些年，情况变了，消费变得光荣起来。“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成了介绍扬州的导游词，诱惑全国人民，都来包一包、泡一泡。荷花池真的成了公园，每天的早晨和晚上，都有很多老人聚在那里，唱歌、跳舞、做操、抖空竹。发展旅游产业，发展休闲产业，甚至发展养老产业，也能使一个城市繁荣发达。全国各大军区都在扬州有干部休养所，让有功勋的老军人在扬州安度晚年。现在占据着市领导注意力的，是建成卫生城市、宜居城市、生态城市。这太好了，扬州人很以此为荣。

从重视“生产”向重视“消费”发展，这似乎符合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物资匮乏时，有一个想象，如果物资丰富就一切都好了。但等到物资丰富了，又有了新的烦恼，东西卖不出去怎么办？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了，反而带来了经济危机。

经济为什么会有危机，西方的一些政治家都会说，原因是消费信心不足，人们不敢花钱。消费信心是经济状况的一个指标。

我们现在也这么说。通过刺激消费来发展经济，这是常用的办法。让人们放心花钱。人们买商品，于是商品销出去了，制造业就发展了。人们买服务，于是服务业也发展了。

记得有人曾说，中国经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老百姓不敢花钱。有钱总是往银行里存，留着养老、子女教育、治病，主要原因是社会福利不好。西方一些福利国家就不一样，人家不怕。养老、教育、医疗都有保障。无后顾之忧，就可放心消费，甚至贷款消费。

听了这个故事，我总是在头脑里浮上一个镜头：澳门赌场。有一年去澳门，参观赌场。那时，赌场主要还是香港客光顾。里面供应便餐，以节省赌客时间。赌场还免费送一张回香港的船票，赌客不必留路费。赌场周围有很多的当铺，都取名为“必胜押”、“常胜押”等吉利的名字。在当铺里可以用随身的手表、珠宝等抵押借款，并可以在香港的连锁店赎回，不必再为赎当回一趟澳门。这样，赌客身上所有的钱都可拿出，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可以当掉。为你服务到家，服务你到家，你也就有了消费信心。

是不是我们发展经济也要这么做。让人们没有后顾之忧，有钱就花。人们总喜欢说一个故事：一对中国夫妇攒了一辈子的钱，终于买到房子，住进去没有几天就死了；一对美国夫妇贷款买房，然后住进去，边还贷款边享受。可见美国夫妇多么聪明。

但是，这个故事已经过时了。更好的刺激消费的办法，是让消费成为时尚。对奢侈品的追求，原本是社会上的富裕阶层所特有的特征。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了各种装饰品的存在，如冠、笄、项链、金玉饰品等等。这种少数人对奢侈品拥有的现象，在以皇权和贵族特权为中心的传统社会，被发展到了极致。从曾侯乙墓到明定陵，挖出了大量东西供今天的人饱眼福，对墓主人的奢华生活发挥最充分的想象。到了当代，消费社会的特点，是奢侈品的普及化。人们在各种奢侈品的使用上，进行着激烈的攀比竞赛：汽车高档，衣服靓丽、手表名贵、提包入时、手机新潮，都成了身份的象征。

奢侈品成了经济发展的新的引擎。而这种消费具有无限性。一个古老的理想似乎行不通了。我们曾相信，物质财富“充分涌流”时，就可“按需分配”了。但现在，消费不再是有限的，吃饭、穿衣、住房，这些消费具有有限性，但现在，人的无限贪婪和无限的对奢侈品的追求，开启了经济发展的新的大门。在即使“充分涌流”也仍是有限的物质财富面前，人们有着无限的需求，“按需分配”仍是不可能的。因此，还是要多挣多花，仍是要鼓励人们能挣会花。这就进入了一个无休止的循环之中。

消费光荣，消费水平代表着品味，代表着档次，我消费故我在，消费成了人的新的存在方式。

3

审美、艺术和享受，原本是联系在一起的。农民看着绿油油、黄灿灿的庄稼地，牧民看着风吹草地见牛羊的美景，总是充满着喜悦。手工艺人则具有半艺术家的性质。在现代艺术观念形成以前，一件作品并没有由于被认定为艺术品而得到欣赏。制作者在制作时愉悦，接受者也分享这种快感，这就够了，与它是否被认定为艺术无关。

机器和资本，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大规模生产剥夺了这种生产的愉悦，造就了生产、创造和审美三者的分离。对生产效率的追求，使得生产过程的愉悦被牺牲了。人成了生产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只是有时比铁制的齿轮和螺丝钉更有效而已。赤裸裸的功利性追求，原本总是有一点忌讳，这时明白地提了出来。资本的运作，消除了原本笼罩在一些职业上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语）。不仅如此，它将所有劳动者对他们劳动过程和成果的享受都剥夺了。对于一位劳动者来说，重要的不再是他的生产过程和他所生产的东西使他感到快乐，而是他的劳动的成果所换来的金钱使他有可能去购买快乐。

出现于十八世纪的现代美学和现代艺术观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现代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审美无利害。从世纪之初的夏夫茨伯里，经鲍姆加登，到世纪之末的康德，这种思想逐渐成熟，成为一种现代美学体系的基石。在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辟出一个领域，给心灵一个住所，这是美学形成的一个理由。几乎与此同时，现代艺术体系和现代艺术观念也出现了。现代艺术体系，指十八世纪中叶夏尔·巴图所提出的将诗、绘画、音乐、雕塑和舞蹈包括进来形成一个“美的艺术”的体系。这一体系在经过修正后，被《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百科合书》采来作为所依据的概念框架的一部分，后来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与美、崇高等概念结合起来，成为美学体系的一部分。现代艺术概念，从夏尔·巴图将这些艺术门类归结为单一的原理，即“摹仿”以后，被人们不断修正，形成了对艺术本质的共同追求。由此，艺术与工艺被明确地区分开来。这样就确定了，一些人的制作的物品是艺术，而不是工艺或其他工业制成品；确定了一些人的活动是艺术活动，而不是生产活动；也确定了一些人是艺术家，他们是与普通人不一样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依据着与普通人不一样的原则而生活，对他们也要依据与日常生活不一样的原则来看待和欣赏，并以别的原则来与他们交往。

当艺术生产与工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界限被明确分开来，艺术依赖于一系列相关的体制而得以确立的时候，在社会生活中同时发生的，是劳动与享受，工作与业余，上班与下班的分离。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就成了工作之外的时间的填充。艺术要提升业余生活的品味，用美来克服庸俗，要使自身成为宗教消退时代的宗教，感情缺失时代的感情。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设计的组成部分。艺术不是生活的一部分，但生活又需要艺术，这时，艺术就成了生活的滋补营养品，让生活的片面性得以缓解。人没有艺术也是可以活的，但有了艺术，就会活得更好。

消费社会来临，带来日常生活审美化，推动了一种艺术走向生活的倾向。这里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产业的艺术化，即产品不再只是满足生活需要，而且以其外观满足审美的需要。通过时尚产品的制作，使消费符号化，成为财富和品味的象征。二是艺术的产业化，通过大规模生产，廉价的复制，利用新媒介的广泛传播，就使艺术改变了过去的性质，造成了制作者和接受者的脱离。

在这种情况下，迫使原来意义上的艺术面临两个选择，一是消亡，二是成为生活的救赎。在一个“产业艺术化，艺术产业化”的时代，实际上消除了美与日常生活的距离。这时，如果艺术还想在社会生活中起某种作用的话，只有一种办法，这就是宣布艺术化的产业只是产业，产业化的艺术不是艺术。艺术要别有一种追求，要针对生活的现状发言。这里，艺术与美分离了，艺术是生活的救赎，是解毒剂。它不再是滋补的营养品，而是医治社会之病的药品。

4

生产主义（producerism）是从消费主义(consumerism)而来的。并不是说，原来就有一种主义，叫“生产主义”，后来经济转型了，出现了“消费主义”。事实恰恰相反，在经济生活以“生产”为中心时，人们并没有提出一个“生产主义”。“生产”就是“生产”，无所谓“主义”。当然，认为生产关系的问题解决了，主要的力量应该放在发展生产力上，也是一种“主义”。但是，那与这里所谈的“生产主义”，不属于一个层面。“生产主义”是说，“消费”发展了，走向泛滥，从而“为消费而消费”，即“我消费故我在”，并且有了“主义”时，才提出回到“生产”上来，这才有了“生产主义”。

消费主义有多种理解。对消费主义，有人理解得很具体，即主张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待商业行为，如保护消费者，反对包装、广告、价格和质量等方面的欺诈，推动包括“消费者日”在内的各种活动，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还有，意识到消费者的力量，并适当地使用这种力量，如抵制某商家或厂家的商品，抵制某国某地区的商品，以此作为政治的手段。另外，还有一些反消费主义者，他们从自然保护、环保、反对少数人的特权，等等角度，对种种社会现象提出质疑、批判和抗议。“生产主义”也是如此。在西方，一些“生产主义”者反对通过增税来增加非生产者的福利，还有一些人反对外来移民，要来保护本国劳工的就业机会。一般说来，在国外，生产主义的提法，都涉及具体的经济话题，与一部分人的权益有关，这种对权益的维护，有时还很狭隘。但是，“生产主义”也可以有积极的解读。

劳动本身，并非只是谋生的手段。劳动本身有着快乐。我们在生活中会看到大量的从劳作过程中汲取快感的例子。母亲对孩子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其过程本身是充满着快感的，她不会计算单位劳动时间的产值。从手业者对手艺本身的爱好，从科学家对研究工作本身的痴迷，从运动员对比赛的享受，从艺术家在创作时的全身心投入，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劳动的快乐。这种快乐，是由人的智力和体力的自由运用所形成的，是由人的“知解力”与“想象力”的和谐运用所产生的，同时，也是自我实现的内在冲动得以体现出来时所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作决非只是用来购买快乐所需要忍受的辛劳，上班与下班的对立可以化解，生产劳动本身，可以具有审美的性质。

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这个话题：那么，理想的生活是什么呢？不是工作时间越短越好，挣的钱越多越好，不是“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就好，而是将“最喜欢的事做得尽善尽美”才好。人的理想不应该是不劳动，或者少劳动，而应该是劳动的性质发生变化，不再从事奴隶式的劳动。劳动的解放，生产的快乐，都体现在这一点上。人的全面发展，使兴趣与生产结合起来，使每个儿童的聪明才智通过教育得以发展，社会又能使这种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应该成为我们的理想。孔夫子一生最大的感叹，是“不吾知也”。他的希望，是有人能用他，让他发挥自己的作用，但这个愿望在当时不能实现。未来社会的理想，当然不只是让某一个人发挥作用，而是让所有的人的聪明才智都得到发挥。一个自由、自觉、自为的社会，当全部力量被发挥出来时，它所能达到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自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过程。这个过程不能理解成从强迫劳动到不劳而获的过程，而应该理解成从劳动被奴役到解除这种奴役的过程。写到这里，打开电视等待一个重要信息。这些天电视上有一个主题：幸福。电视上打出了一个标题：幸福要靠创造性劳动。这当然是对的，但我想强调的是另外一点：幸福就是创造性劳动，或者说幸福包含了创造性劳动。幸福与劳动的对立消除了，奴隶式的劳动被取消了，人的全面发展才成为可能。（原载《读书》2013年第3期高建平 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