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公益创业“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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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  为  公  益  创  业  “输  血”
2016-02-01 09:56:00

“我是一名公益人士，同时也是一名创业者。我要做的就是通过公益创业帮助更多的残疾人实现就业。”2014年，名校毕业的曾婕“任性”地放弃了在上海的高薪工作回到成都，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开始创办“小笼包公益”。曾婕通过开办“无声课堂”为聋哑学员请来4A公司的设计师授课，教他们学习平面设计，已成功帮助多名残疾人就业。

    正如像曾婕那样，创业为公益事业插上了经济的“翅膀”，公益也因创业更加有了生机与活力。那么，如何为公益创业“输血”，这是一个待解的难题。

    慈善并不只是捐款

    “通过市场化运作，可以很好地帮助孩子更有尊严地活着。这是在履行社会责任、也是在解决社会问题。”浙江省宁波市海曙西河街莫益民说：“我觉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残疾人尤其是聋哑人，他们内心很安静，适合版画、雕刻、绘画等。”他创办的“五谷画坊”聘请残疾人上岗，为其缴纳“五险一金”，而且根据业绩派发奖金，使残疾人实现了真正的就业。在企业盈利的同时，也承担起了社会责任。

    像莫益民这样投入公益创业的人还有很多，在困境中站起来的脑瘫患儿妈妈袁艳玲坦言，“希望成立一个企业，通过商业运作，帮助更多脑瘫儿家庭。”袁艳玲手工作坊已经有员工50名，她们都是脑瘫患儿的妈妈，当工艺品数量越来越大时，走上商业化、规模化的道路是必须的。

    “在作坊里，每一名妈妈都是受助者，后来又变成援助他人的志愿者，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袁艳玲说：“手工作坊要走上商业化道路，自力更生，不再需要向社会‘索取爱心’。”

    对于上述现象，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接受《慈善公益报》记者采访时说：“慈善不是捐款，慈善是挣钱，是为穷人挣钱。如辽宁抚顺雷锋文化传承中心通过爱心助残、助学项目，变‘输血’为‘造血’，向农民工子女和残疾青少年免费赠送羊羔，使受助方由‘被动’接收到‘主动’参与，实现养羊脱贫。”

    公益创业需要盈利

    曹军是一名视障创业者，其创办的北京保益互动科技公司致力于“能让手机说话”，解决盲人无法通过触屏打电话的问题。面对每年500万元的支出与年盈利不到6800元的困境，曹军思索着“怎么去盘活资金迎接来年的挑战？我多支撑1年，就能够解决3～5万盲人的看见问题。如果我多支撑5年，说不定就能够再多解决100万盲人的同类问题。”

    与曹军面临的问题一样，公益组织能否通过自身“造血”实现公益救助社会价值的最大化，这也是慈善公益人士普遍关心的问题。

    对此，牛津大学公益创业研究中心认为，市场导向性表明公益创业的绩效驱动、竞争性和前瞻性。公益创业为了获得可持续的发展，需要以商业企业的方式运作并获取利润。利润和盈余是组织及公益事业发展的保障，也是公益创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但公众对公益资金用来商业运作的质疑不无道理，慈善公益组织承担着社会救助的职责，一旦进入商业领域容易受市场经济利益驱使，使人们对公益组织的“非营利性”产生误解——公益创业能否盈利？

    “目前对公益与商业的关系存在一个普遍误区”，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认为，“现实并非如此，公益与商业合作，或者公益组织从事商业活动是一种社会现实，从某种程度来讲对公益事业可持续发展是有益的。”

    接受《慈善公益报》记者采访的一些公共服务专家认为，社会服务和管理体制的创新，离不开公益创业的不断深化。公益创业组织自身要有“内生力量”，这需要社会各类资源和需求的互动。

    搭建公益创业平台

    目前，上海市已在杨浦区率先探索建立公益创业的孵化基地，秦伟通过“慈善超市”实现了公益创业。超市主要以接受社区内居民各类物品的捐赠或是“公益寄售”，其获得的资金循环利用于社区的公益服务。除此之外，上海杨浦平凉街道“乐银龄”公益创业孵化园中为老人们构建了“老人之家”日间服务中心，70多岁的齐老伯笑呵呵地说：“这里有吃的、用的，还有一大群老伙伴聊聊天，志愿者也会给我们开展各种活动，每天在这里过得可充实了，要是不来这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公益创业与所有的创业一样，在创业的初期需要一套‘孵化机制’”。在上海大学生创业示范园进行创业的顾莹姝认为，“公益创业‘孵化’，本质上也是通过公共平台，分解创业过程中的各种成本，为创业与需求的对接提供机会。”

    此前，青岛市下发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改革方案》和《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改革推广方案》，为公益创业成长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政策环境。

    “为公益创业提供后勤保障、管理咨询、信息、网络、培训等一站式服务，不仅解决了众多公益组织没地办公问题，还能为他们提供专业化的指导。”青岛市同名书坊社会服务中心负责人王呈祥认为，通过政府专业化培训让其专业的盈利知识，改变了过去靠自己公司为公益组织“输血”的状态。在参与“我是你的眼”公益助残项目后，从家庭、社区、社会3个层面上着手，建设盲人社会支持体系，为盲人朋友解决了生活中的困难。

                                  记者 张迎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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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媒：中国进入慈善活动新时代                   2016-01-29 11:07:00
美国福布斯网站1月27日文章，
原题：中国新慈善家的面孔

　　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上市前，其创始人成立个人慈善信托基金。如今，这些基金总价值已近35亿美元。这标志着中国正进入大规模慈善活动的新时代。中国的超级富豪们已开始一掷千金做慈善。

　　但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本周三发布的中国百大慈善家研究报告，尽管马云是2015年度中国捐款最多的10大慈善家之一，但并非最慷慨的。马的捐款不到其资本净值的1%。而浙江世纪华通董事长王苗通的捐款占其总财富的近6%。捐款最多的富豪是何享健。

　　“关注富豪如何回馈社会的趋势至关重要”，主持上述研究的研究员魏沛然说，“希望在捐赠者中引发良性竞争，并把国民争论从创造财富转向慈善事业。”

　　在该排行榜上捐款最多的10大慈善家中，十亿富豪占据半壁江山，但他们在最慷慨的10大慈善家中，仅占据3席。这100名慈善家中，平均捐款额约为800万美元，平均年龄54岁。吸引其捐款最多的领域是教育，环保领域最少。

　　“在亚洲文化中，我们高度重视教育，因此该现象合情合理”，魏说，“但其中亦有急功近利成分：以捐款者命名的奖学金或大楼。而捐钱解决环保问题则是一项长期任务。”

　　中国半数以上慈善家向政府附属慈善机构捐款。魏认为，这既有示好意味，也与中国目前仍鲜有能管理巨额捐款的机构有关。但在这百名慈善家中，已有十几人创立私人基金会，这预示着中国慈善活动日趋专业化。

　　研究还发现，捐款者将60%的善款捐给本地或附近地区。西藏、新疆和宁夏等地区，仅获2%的善款。(作者卡提亚·萨夫楚克)

　　英国《金融时报》1月27日文章，原题：中国的慈善家更偏爱当地慈善事业随着亚洲富豪决定在由美国主导的(慈善)领域扬名立万，中国内地富豪们正向其慢慢靠拢。自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举办富豪(慈善)晚宴，并引发中国上下争论本国富豪为何不像外国富豪那样慷慨行善以来，北京已修改某些税制和激励措施，以令慈善事业更具吸引力。

　　但研究显示，中国慈善家对本地的捐助偏好正惠及更富裕地区——企业云集并在上演最大规模成功故事。这种现象或许折射出捐款者的感恩心态和敏锐商业头脑，因为这会对捐款者的人际关系网及政治与社会资本产生更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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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海南：“共同致富”应成中心课题
2016-02-01 00:56:00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针对当时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被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改革开放已进行30多年，中国的收入分配发展轨迹及其结果是否符合邓小平当年的预期？今日有必要做一评估。

　　“先富”政策打破大锅饭

　　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分配方式，虽然避免了收入差距大，但却同时挫伤了亿万劳动者的积极性，致使生产效率低下，只能长期实行低工资低福利，人民生活基本处于温饱水平。这一状况因“先富”政策的出现而被根本改变。

　　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都呈现波浪式发展规律;在我们这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更是无法实现各地区、所有人同时同步富裕。可见，邓小平当时提出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方针，是具有问题针对性、历史逻辑性和现实可行性的。

　　从不同地区看，东部地区基于原有经济基础和较好的区域位置，加上国家政策的支持，率先发展富裕起来。随后，国家陆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战略，推动中西部地区发展。先富起来的东部发达地区及中部地区也陆续对西部地区实行对口支援，提供资金、物资、人才等多方面的援助，体现了“先富带后富”的精神。虽然目前我国地区之间发展差距仍然偏大，但实践表明，如果当时不许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强求各地区同步发展，其结果肯定比现在要差很多。

　　从不同人群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许多承包户和专业户靠个人或全家的埋头苦干，迅速成为农村致富“尖子”。接着，在城镇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企业打破两个大锅饭，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一些“星期日工程师”、营销人员、技术人员、出租司机、个体户和私营业主通过辛勤劳动、精明经营先富起来。其后，随着国内外贸易开放，一批官员和体制内人员“下海”，从事内外贸易、开办公司获取“第一桶金”，涌现出一批富裕人士。再往后，国企产权改革、矿产开发、企业兼并重组、内外合资、国际国内市场打拼，一批著名企业家和不少富裕户甚至暴富者出现。

　　在此过程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及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全国广大劳动者收入水平纵向比都有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由过去的温饱型进入普遍小康生活水平。这一过程还造就了一批中等收入群体或中产阶层，到今天大约占全国人口的近20%。这个结果是过去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方式无法达成的。

　　多数“先富”未带动后富

　　尽管如此，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在先富起来的人群中，既有辛勤劳动、合法经营者和受人尊敬的企业家，也有不少违规或非法经营的人，甚至有少部分“官倒”和因无偿或低价占有国有资源而大富暴富的人。而同时，我国城乡还有数千万贫困居民，以及数量庞大的低收入群体;城乡、地区、行业和群体之间的收入与财产差距明显偏大，基尼系数明显偏高。

　　对此，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讨论热烈。先富者中，除极少数知名的企业家、企业主做了慈善、献了爱心外，绝大多数先富者并未有效带动后富。实践证明，要求所有先富起来的人都去带动后富者，更多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先富者的所作所为与邓小平的预期和老百姓的期望存在很大差距。

　　出现上述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我国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行政干预经济、资源配置不公、部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特别是未全面确立人民群众对收入分配的参与权、表决权、监督权，收入分配体系存在诸多问题等等。这同时也与“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方针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有关。

　　重心应转为“共同致富”

　　形势发展早就要求我们把“先富带后富”方针的重心转移到加快实现共同富裕上来。这也是邓小平当年说过的——“共同致富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把追求“共富”当作现阶段收入分配工作的主题，这既是党中央的要求，更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期盼。

　　对此，中央高度重视，近十多年来提出了解决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偏大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取得了较多新进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3.33倍缩小到2.75倍，行业薪酬差距由4.71倍缩小到3.86倍，国企高管与普通职工平均薪酬等差距都有所缩小。然而，这与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以及2020年实现“收入翻番”“缩小差距”“扩中”“全面脱贫”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分配问题还须标本兼治：一方面通过深化改革，消除经济社会等体制中导致分配不公的弊端，尤其是解决行政权力干预市场、资源配置不公等问题;另一方面改革收入分配体系，让亿万劳动者和人民群众在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以及三次分配中享有更多的参与权、表决权、监督权，建立公平合理的财政税收、劳动收入和财产收益分配、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慈善等制度，用制度促进加快实现共同富裕。

　　我们更须高举“共同致富”大旗，高唱“共享发展”主旋律，确保到2020年全面脱贫，进一步缩小各方面不合理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打击取缔非法高收入，依法用税收调节高收入，实现全面小康;中远期要构建中产阶层占大多数的橄榄形分配格局。要达到上述目标，关键在于全面确立人民群众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文明建设诸领域共享发展的主体地位。(作者是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