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才高德薄”小议

浩宇

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原上海徐家汇人，占籍华亭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华亭人。他是万历年间进士，天启间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以太子太傅养老，死后谥文敏。在历史上的画家禄位中，除赵孟眺外无一人能与他比肩。他在文艺界的地位也很高，史称“冠绝一时，海内望之如景星庆云。”

他的文章、字、画，继文征明以后可称吴派盟主。他又是一个大收藏家和鉴赏家。“淡于仕进，热衷书画”，若不为书画所掩；还是以为政治家、哲学家。不过，他首先作为一位评论家而名重一时。他学识渊博，天资过人，具有好古的文人性格；也是尊重传统的中国画家的代表；同时又坚持探索新的表现手法——只是不离经叛道。他古雅简朴的绘画风格卓越，是后期文人画家出类拔萃的代言人。他从画家创作的高度研究古代大师的作品，又以其毕生是个鉴赏家的身份进行创作，体会和贯通绘画的历史过程。董其昌说对所有古代风格应当“集大成”，这样可以从绘画史中抽取出每家风格最优秀部分，并加以综合运用。他如此说也如此实践。明代一系列绘画史论中，董其昌的理论在时间上是最晚的，同时也是最成功的。他越过16世纪复古主义者二元论思想的障碍，消除了艺术家与他的主题对象——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他力图回避宋画与元画之间，复古主义者与反复古主义者之间以及模仿与创新之间的冲突，使“格调”、“神韵”等抽象原则转变为易于理解、接受和更实际的东西，把中国艺术批评从达摩世界中的亭台楼阁引向有极大发展前途的日常美学。从玄谈引向实用。他又是为中国绘画形式分析打基础的第一位艺术史学家。他为完成中国绘画新的正统观念而创立了理论。董其昌的“南北分宗”理论影响画坛近四百年；而南北分宗，成于斯败于斯，几百年后仍无绝对权威判断是非。对“南北分宗”论又说为莫是龙创立，又说是董其昌创立，有说是董、莫、陈（继儒）集体意识；有的指其说混乱、矛盾，有的则指其分宗有意义，还有说无意义，是董其昌别有用心。我们今天再次争论这些问题，实际已没有多大意义了。“分宗”说，既无后人可学的艺术价值，又无指导后人绘画的文艺理论价值，无论谁创立，仅仅是他们自己的笔记而已。何况，寄于董其昌名下的《画禅室随笔》系由董的孙子辈雇用学者与私人朋友编辑而成，由此把别人与之相关的资料都归纳己有，所以出现混乱和矛盾就成为必然。陈继儒和董其昌是密友，他在序言里更不会道出由来的。

明朝末年，苏州、杭州的绘画已开始疲靡，只有在吴彬、关思、陈洪绶等画家的作品上还可见到创作的风韵；其他多数画家在构图及造型上呈新的怪异格局，书画临摹成为那时的流风。诸如墨守成规，怪异，曲解，精疲力竭与优雅、粗糙与怪诞同时挣扎，新的各种尝试混淆不清。这种现象与现在中国画坛真有十分相似的巧合。历史不重演，传统的遗风是否如化纸帛那样永远成为灰烟呢？董其昌维护传统，他说：“集其大成，自出机轴”。他用新的技法原理创造一种风格。对传统理论和技法都重新革命和复兴。他对晚明绘画作了分析与批评。他不满意明代绘画平淡无奇，“无八面玲珑之巧”。董其昌绘画构图中的视觉构成的确说得文明礼教，我们民族这种礼教观念是不变的；但时代道德风尚，也可以说是道德的时代观念，则是要变的。时代重新赋予传统道德礼教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如礼让、敬礼，这属于民族的道德礼教。古人敬礼、礼让，见面时作揖、打躬；现在见面握手、招手、摆手，礼的形式变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精神容量也变。从前作揖要弯腰，恭而且敬，表示自谦卑微的意思；分别时相对抱拳也表示揖的意思，而且是含有依依不舍之情，一种分别的凄苦之情，视人生生离死别为一打憾事。现在见面是握手，相互是平等的，无上下尊卑的意思，道德观念是纯社会性的。分别是摆手，表示还有机会见，摆摆手后会有期。此时离别意味是暂时的，内心依恋之情不是那么凄苦，那么惆怅。前人和现代人同样守礼，但是形式和内容不一样了。然而民族的道德观“礼”还存在。在古人的绘画理论中有朝拜、揖让、朝仪等说，这也体现礼教的观念。这个观念嗦赋予的境界在今天画面上叫做呼应、顾盼、对衬、观照，这场景结构、气韵、心理感受，或心理反映虽然不同，“揖”这个意识，画上表达的语言改变了，但拥有有那么一个传统文化的传承事实是仍然存在的。

董其昌倾注了前人所未曾有过的热情，对绘画史上的传统作了进一步发掘和再创造，不断提出变革性的见解，为后人所莫及。他把宋元诸家的形式从技法问题中提取出来，变为一种划定流派的方向，是后来的画家作出选择。对这一点他充满信心，自命不凡，自认为是保持和继承传统的第一人。的确，董其昌对以后清代山水画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在画坛的功过需要另行评定，不能再盲从“正统派”的看法了。曾经有人对董其昌书画持批评意见，后来又褒奖过头，说好说坏都是那些人。还有自认清高的文人，对赵孟颐以所谓“贰臣”论之，强加庸辞来贬低他的书画艺术。我以为这同样是不公正的。
我认为，对于一个书画家来说，其为人与其艺术成就，不能混为一谈。然而，就董其昌而言，虽才高却德薄，这是必须正视的。据《民抄董宦事实》等载，董其昌曾因被任命为主考官而激怒考生，遭致群起反对。他对皇太子的影响引起同僚们的记恨和惧怕。他用了11年时间积累家产，可称华亭首富。他对农民非常专横，故而才会在万历丙辰年（1616年）亲眼看着自己的家园被烧成灰烬，珍贵的艺术收藏遭到劫夺。他恶霸一方，尤其是“黑白传”一案更是使人心惊胆寒。

董其昌的儿子暴力更甚，仆人陈明则仗势欺人。那时华亭除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位姓陆名邵芬的读书人，此人面黑身颀，口微吃，好议论。家里仆人有一女名绿英，年轻貌美。董其昌的儿子董仲看上了那女子，先用金钱收买未遂，后以暴力强劫之。陆邵芬很愤慨，遍张告示以鸣不平。后经当地缙绅出面劝解息事，陆勉强罢了。另有不怕事的人，则编了一部名曰《黑白传》的小说，第一回就是“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因陆生人呼陆黑；董其昌号思白；他的儿子董仲有霸力，常人又称小白，其居近龙门寺。以上标题颇堪众人捧腹，哄传一时。待传至董其昌耳里，他即火冒三丈。又有一位姓范的的读书人，其父名廷言，曾任万州刺史；时范公已死而夫人尚在。董其昌怀疑《黑白传》是范家所为，要追个究竟。范家莫奈何，跑到城隍庙向城隍老爷喊冤。不久姓范的读书人暴死，范家认为是董其昌所害，领着全家女奴到董家诟骂。董仲急忙把门关上，捉拿众女人，当时把衣裳脱光鞭打。这事引起当地人不服。暴死者的儿子范启宋也广召同类，告到衙门，状子上写有“剥裤捣阴”之罪。郡守以众怒难犯，准了此状；但又畏怕董其昌，案子因此久难了结。众人找郡守出气，把郡守的私宅放火烧了。郡守妻奴全体躲藏到白龙潭护珠阁，那里又被火烧。凡衙宇寺院，董其昌所题匾额悉都烧光。但是学史王以宁非常震怒，叫司理吴之申严办。吴守正不从命，并说“纵恶而长奸，司地方者固不敢出。杀人以媚宦，有人心者又何肯为？”对上司的旨意大相违背，不久假病辞官。那里学校的掌教胡胄也屡屡作梗，不肯祸及诸生，挂冠而去。郡中先贤也不帮董家说情。后张少宰、率诸缙绅给学院写了一封信向上报。万历己未年（1619年），督学骆沆瀣到江苏，案临松郡，唱名董其昌的儿子租常，遽加苛责：“即剥裤捣阴四字，死有余辜。今以案结不深究，姑与大杖二十”。时人称快。后人说董其昌居乡，既乖恰比之常，复鲜义方之训。
古训有“厚德载物”，德高才望重。画家如董其昌生平者很少，但画家缺德者古今不少。而今画家比古时多，画家无行也比过去多。有的画家名望有了，就不顾尊严，媚上媚下，追逐名利，弄虚作假，欺世盗名；也有画艺不精，妄自称大，没有诚信，钱迷心窍，天王老子不认，既好名，又好钱，又好女人。做一个名符其实的画家首先要讲究德行，维护国家民族的高尚道德标准，维护社会和谐文明，择善而从。董其昌得而有失，可引以为鉴。
来源|文史杂志 2005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