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80年沉思录：我们记得胜利的日子，还要牢记胜利的原因

高歌

是谁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从国家危亡到民族复兴征程，关于中国共产党伟大牺牲品格的沉思录
丁海明 张 良
引子
1928年5月，周恩来扮作王姓商人乘客轮由上海赴大连，准备秘密赴莫斯科参加“六大”。在大连码头上岸时，日本水上警察拦住了他：我看你不姓王，而是姓周。不是古董商人，而是当兵的。他们随手打开一个抽屉拿出一张档案卡片，说：你就是周恩来。
不过，日本水上警察厅没有逮捕中国共产党党员周恩来。此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7人，候补委员4人，周恩来是其中之一。
卢沟桥事变80年后的今天，体味这个看似寻常却奇崛的故事，我们不得不承认，1937年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不尽是狂妄和臆想——
史学家指出，为了柳条湖畔的“九一八”，为了卢沟桥头的“七七之夜”，侵略者已经觊觎了400年。早在全面侵华之前，日本已经绘制华夏地图无数，我山川地志、关隘兵要，乃至城镇乡村、田亩水井，均在其图上胸中。中国的政治派别、军事力量、经济外交等时政民情，无不在精研细琢之列。
卢沟桥事变80年后的今天，我们为当年日寇的千虑一失庆幸，他们放走了不该放走的周恩来，忽视了不该忽视的共产党。其实难怪，当时之中国，每天都有政党诞生，每天都有政党消亡，多少政党喊了两句口号，叫了两声主义，旋即消失在历史的沙滩上。
但，恰恰是这个共产党清醒地看到，欲打赢这场国力、军力和民心士气均相差悬殊的战争，唯有以牺牲凝聚人心，以牺牲铸就希望，以牺牲赢得胜利。她没有躲进书斋，绝不空谈主义，而是挽起裤腿站到了苦难人民的队伍里，卷起袖子扛起了敢于牺牲的旗帜，用腥风血雨中锻造的伟大牺牲品格唤醒了一颗颗沉睡彷徨的民心，挺起了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以来未曾挺起的脊梁，奠定了泱泱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大国地位。
今天，在历史与时代的交汇点上，我们从子长县瓦窑堡到延安杨家岭、枣园，由武乡县王家峪而左权县麻田村、黎城县黄崖洞，从这些红色圣地驻军营区，到传承当年抗战老部队薪火血脉的今日军营，一路行走，一路追问，一路祭奠当年前辈们在国家危亡之际的牺牲，一路思索今天的我们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如何传承牺牲品格……
一、一个政党和一面牺牲的旗帜
1、九一八事变后，当国民党军队为了保存实力不放一枪撤出东三省时，大批共产党干部奉命逆流北上，在黑土地上洒下第一滴抗争的鲜血
时间往往使人变得客观，让人渐渐懂得历史背后的无奈。
比如“九一八”——中国人心中永不结疤的伤口。86年了，我们总忍不住一遍遍地问，为何那一天，我们的军人不放一枪，一挥手便扔掉了东三省？
今天，当我们冷静地分析这样一组数据，心中的痛和恨或许会减缓一些——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工业总产值60亿美元，中国13.6亿美元，比例是4.4∶1；日本年产钢580万吨，中国4万吨，比例是145∶1；日本年产坦克330辆、大炮740门，中国只能生产一些轻武器……
后撤，放弃，保存实力，不能不说是当时迫不得已的选择。不止国民党军队如此。我们在瓦窑堡会议旧址看到，1935年秋天的红军将士们，也有一些作如此想。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作《军事战略问题》报告，指出红军要东渡黄河，进入接近抗日前线的山西，党内、军队也有少数反对的声音。

瓦窑堡会议会址
这些声音有其道理：其一是红军长征中吃够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如今好不容易有了一块，实在怕再失去；其二是红军体质弱，人数少，能否先巩固陕北，然后再去抗日前线？
所以，对于网上流传的“抗战时期八路军躲起来发展自己”的说法，一位老革命说：“九死一生之后，先求生存下来恐怕是任何一支武装力量的天然选择。有人从自己的站立点去猜想、揣测，也可以理解。但他们忘了，这个党是共产党，这支队伍是红军。”
1936年2月20日晚8时，万里长征未及歇的红军将士乘坐木船、羊皮筏子向黄河东岸冲去，挺进抗日前线。其实此前，无论生存环境多么艰险，共产党抗日的枪声从未停歇——
1931年，当国民党军队不放一枪撤出东三省时，大批共产党干部奉命逆流北上，在白山黑水间战斗了14年；
1934年7月，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剿”中，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除了一路向西，还有一路向北，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一路飘红……
共产党不是不懂得牺牲。共产党恰恰最懂得牺牲。共产党知道，以弱敌强，唯有牺牲；共产党清楚，以弱胜强，唯有带头牺牲。这是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不同。
2、当蒋介石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时，共产党和红军将士抛却血海深仇，含泪戴上了青天白日帽徽，用牺牲让步凝聚起最广大的力量
当“兄弟阋于墙，共御其辱”的古训流传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厦将倾的中国，蒋介石把它改做“攘外必先安内”。而面对蒋介石不肯放下的屠刀，当时还苦苦跋涉在长征路上的共产党却一再让步，把“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再改为“联蒋抗日”。
1936年12月，前往西安督战“剿匪”的蒋介石被扣押。一片喊杀声中，共产党力劝和平解决——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不管他手上沾了多少共产党人的鲜血，“放”！
九个月后，西安三原县石桥镇，大雨滂沱，129师改编动员大会。师长刘伯承拿出一顶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说：“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

红军改编后举行抗日誓师大会现场。
刘伯承下达了命令。可除了雨声，全场静悄悄的，官兵们一动不动。刘伯承见状，再次提高了嗓门：“我命令，换帽子！”
全师换下红军帽。全师呜咽如雷。
会后，排长秦忠戴着青天白日的帽徽回到房东大叔的院子，看到他正提着一个大水桶往水缸里倒水，便想上前帮忙，结果被一把甩开：“不用你，你们这些没有骨气的人，投降国民党！”闻听此话，秦忠，还有身后一个排的战士，傻傻地站在院子里，委屈、怨恨，再次放声大哭起来。
1937年8、9月间，很多眼见亲人与战友惨遭国民党杀戮的红军战士，就在这样的复杂情绪中，换上了国民党的军装。
不止是换装。蒋介石一再压缩编制，红军许多高级将领只能被降级使用，平均降三级以上。后来担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红军时期是军政委，改编时拟安排到第129师当营长，相当于连降6级。
“为了维持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我们党当年称得上苦心经营，忍辱负重。”老八路李金水忆起往事，依然唏嘘不已。
1941年１月，安徽泾县，新四军近万人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大部壮烈牺牲。周恩来愤然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为了避免抗日统一战线破裂，除了愤怒、谴责，我们只能任自己的战友白白牺牲。
但天下从无白白的牺牲。自日寇入侵以来，共产党带头抗日付出的巨大牺牲，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的同样巨大的牺牲让步，全都化作一个巨大的磁石，终究把当时中国一盘散沙、万马齐喑的各种军事力量最大限度地凝聚在了一起。
国难当头，唯真心抗日、勇于牺牲者成为狂风中的旗帜，中流中的砥柱。
3、当1941年蒋介石仍未对日宣战时，共产党用自己的牺牲让日寇感叹“华北有八路军是不能安枕的”，让无数爱国青年千里万里来奔
延安革命历史纪念馆内，一幅柱状图清晰地展示了一段时期内共产党员的数量变化：1937年抗战之初时4万，1938年时50余万，1940年80万，1945年达到了121万。
日寇残暴，战火无情，抗战十四年华夏大地时时处处流血牺牲，为何共产党员的数量反而“逆势上扬”？这组数据似乎刚好佐证着共产党“游而不击、保存实力”的论调。
但当我们驱车赶到左权县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在这块群山环抱的地方查找到来自日军的一组数据时，突然发现这样的线性思维、简单逻辑出现了巨大的漏洞——

据日方统计：1939年日军在华兵力共38个师团，而在华北就有18个师团，几乎近半。1940年，华北是25万人，占华北、华中、华南总兵力的34%……1942年，侵华日军决意“以剿共为主”“彻底地不间断地进行肃正讨伐”……数字无情，汩汩地渗漏着共产党人的鲜血。
抗战数载间，华北敌寇四易统帅。从香月清司到寺内寿一，到杉山元，到多田骏，再到冈村宁次，他们无可奈何地感叹：华北有八路军是不能安枕的……
所以，有时仅透过一组数据去推论一件事情，就像用一只眼睛去判定目标的方位，难免出现较大的偏差。如果一定要诠释抗战十四年间共产党员逆势增加这件事，那只能说，这种增加背后，是民心。
我们看到当时的一个统计数据，从1937年到1939年的3年中，全军共接收文学家、剧作家、音乐家、美术家和文艺青年等知识分子1万人左右，占全体干部总数的18%到20%。
那天，延安杨家岭，朝阳初升，当年轻的解说员声情并茂地背诵起数十年前一首打油诗时，那一个、那万千个历尽艰辛赶来延安的爱国青年，遥远而清晰地出现在了我们的脑海：
“打断骨头连着心，扒了皮还有心，只要还剩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我们也许可以一问，一个“躲起来”的政党，一支“只知保存实力”的军队，如何在民族危亡之际产生这种磁石般的吸引力？
与此相反，时间到了1941年时，蒋介石仍未对日宣战。
二、一个民族对一面旗帜的追随
4、当国民党把老百姓丢给日寇时，共产党来到了老百姓的地头和炕头，与他们一起挖野菜、撸树叶，同甘共苦、生死相依
在武乡王家峪，八路军总部旧址，当地80后解说员王松苗向我们介绍了这样两件事：
一是1938年3月初，运城、风陵渡陷落，山西各重要铁路公路干线均落入敌手。山西105个县中的102个县城被日军占领；
二是当时的华北，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没受过起码的政治、文化教育，昧于时事，也不关心时局变化。聂荣臻曾回忆说，他率军开辟晋察冀过程中，发现一些地方老百姓竟不知道清朝皇帝已被推翻……“大多数知悉日本侵略的群众，在这一巨大变迁面前莫衷一是，手足无措，抗日热情、斗志和信心都未能焕发。”
夕阳，薄暮，苍茫黄土坡诉说着沧桑。我们默默地咀嚼品咂，脑海中勾勒出当时山西情状和当年底层老百姓的精神轮廓。共产党、八路军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基本盘——
十四年抗战，从总部最高领导到普通一兵，全都一手拿枪、一手拿锄，胸口对着日寇，后背靠着百姓。饥饿肆虐时，八路军战士不在离村10里内挖野菜、撸树叶，为的是留给百姓；总部、北方局还搞了一个大展览，告诉百姓哪些树叶能吃，哪些树叶有毒；
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峪村口种下了“红星杨”，刘少奇在漳河边和老乡们一起割谷子，罗瑞卿操起木锨帮群众扬场，还有八路军将领亲自带人修建的、被群众命名的“德怀桥”“伯承桥”“小平桥”……

王家裕八路军总部旧址
山西临汾，国民党县政府的县长亲眼看到八路军后这样感慨：八路军原来是这样的艰苦，这样的朴素，这样的同老百姓一个样……中国有救了。
卢沟桥事变80年了，当年这些琐事还在老区流传。我们细细品咂，发觉这些大时代里的小小琐事，真实而生动地记录着一个政党和她根植的土地间，那种同甘共苦，那种生死相依，那种不可分离。
也正是这些田间地头生死与共的事，打通了共产党与老百姓的血脉：我的血液流进了你的血管，你的心跳连着我的脉搏。被漠视了上千年的中国底层老百姓从来没感到自己这么重要，他们豁然意识到民族存亡的锁钥已然系于己身。
5、“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共产党用牺牲唤起了牺牲
在山西黎城，我们听说了一个关于野菜的故事。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八路军总指挥部辗转到了黎城县孔家峧村。有一天，左权到离村子很远的一个山岭上巡查地形，结果发现很多老百姓在这里挖野菜。

他就问：老乡，干嘛要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挖野菜？
老乡说：八路军要打鬼子，附近的野菜让八路军挖，我们跑远点儿没什么……
八路军不在离村10里内挖野菜、撸树叶，老百姓要把附近的野菜留给八路军——一路走，一路听着这些入口甚苦、品着品着却品出甘甜的旧事，我们想起郭沫若当年由重庆写给八路军总部一个同志的信：“你们是在天堂里受苦，我们是在地狱里享受……”而这样的动人故事，这样的牺牲热情，填满了巍巍太行的沟沟壑壑——
当时14万人口的武乡县，9万多人参加了民兵、自卫队，也就是说，除了7岁以下的婴幼儿，全都在战斗；
左权县后柴城村吕振芳，敌以开水将他全身烫烂，仍守口如瓶，不肯供出公粮存放地方，最后被敌砸死。上南会村王慕戌，被敌以针刺指甲，挖去两眼，仍不肯报告出公物埋存地方及民众隐藏在哪里……
“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巨大的热情中埋藏着巨大的牺牲，巨大的牺牲又孕育着巨大的热情，中国农民千百年受封建压迫，不愿从事超过自己家庭范围以外任务的社会活动，但为何彼时的他们却似脱胎换骨一般，更与国民党治下时天壤之别？
6、当共产党与老百姓肩并肩战斗、肩并肩牺牲时，这面牺牲的旗帜，必将是胜利的旗帜，注定是胜利的旗帜
在延安革命历史纪念馆，我们沿着狭长的历史走廊，一步步走向了1945年。以这个年份为节点，时间的洪流好像一下子冲出了蜿蜒曲折的峡谷，从此一泻千里，浩浩荡荡。
此后3年，国民党800万军队一溃千里。有人为国民党叹息：若不是日寇中断了此前态势，国民党早就把共产党给消灭了。结果，抗日战争结束，共产党已经壮大起来了……
在纪念馆工作多年的解说员对此回击有力：“抗战结束，共产党确实壮大了。只不过，共产党不是靠‘游而不击，保存实力’躲大的，而是在与人民生死与共中被人民哺育壮大的，是在艰苦卓绝的流血牺牲中拼大的。”
1942年3月3日，我冀鲁豫边区以一个排扼守马城村抗击千余之敌，激战半日，弹尽无援，大声连呼“拼到底，誓死不作俘虏”，全部壮烈牺牲。马城村百姓义愤填膺，参加八路军者，倍于该排；
1943年3月，新四军三师十九团四连在淮阴刘老庄阻击3000日军12个小时，82名官兵全部牺牲。刘老庄几天内选送82名子弟，重建“刘老庄连”……
敢于牺牲才会壮大。敢于为人民牺牲，人民就会成为你。这是牺牲的辩证法。我们寻根延安有这样一种感慨：国民党应自忖过，即便没有日寇侵华，他们与敢于为百姓牺牲、走进百姓心头的共产党相比，谁能得天下！

上世纪40年代，关于美国是该支持国民党，还是支持共产党，纽约组织了一场大辩论。在对共产党的一片置疑声浪中，与八路军一起战斗过的史沫特莱用无可争辩的事实，向反共的人们道出了共产党的“核心竞争力”——
数年抗战，在收获“歼灭125万日伪军”这一战果的同时，共产党人还靠着与人民并肩战斗、并肩牺牲，收获了“唤醒和拥有以千万计的人民”的民心所向的战果。
所以，抗战胜利，国民党接收了绝大多数大城市，却不过是“空心城市”，民心早已被共产党“接收”。由此，十四年间人心向背形成巨大势差之后，短短3年即分出胜负应在情理之中。
三、一个政权对牺牲品格的信仰
7、已经长大的红色儿女，没有忘掉老迈蹒跚、已经辞世的太行奶娘。共产党没有忘掉，也不应、不能忘掉当年人民作出的牺牲
“树高千丈往下长，天下的娃娃谁不想娘，魂里梦里念的是你呀，我的娘亲在太行……”高天厚土，恩重情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宣教部主任田悦慧，一边动情回忆花戏歌舞剧《太行奶娘》的感人场景，一边告诉我们：七八十年了，总有步履蹒跚的老人回太行山寻找、看望自己当年的奶娘。严四年就是其中一位。
1940年4月，刚满月的八路军后代小白桦被寄养给了村民高焕莲。因奶水有限，自抚养小白桦后，她当时仅7个月的次子再也没有挨过娘亲的奶头……直到1943年10月，已经4岁的小白桦才被部队接走。为了感念奶娘四年养育之恩，父母把白桦的名字改为“四年”。
长大后，严四年苦苦寻找奶娘，直到2011年才得知确切的消息。此时已重病在床的严四年，托弟弟代他赶到武乡县北上合村，在已过世的奶娘高焕莲坟前祭奠上香……
像严四年一样的儿女们，没有忘掉太行奶娘。从那个年月走来的共产党人，没有忘掉当年把最后一把小米留给他们的人民。今天的红色传人，有没有忘掉今天的百姓？我们在“叶挺独立团”的团史馆里寻找答案。

2008年汶川地震，这个团“红一连”挺进汶川县最后一个孤岛草坡乡。震后山村，只有一棵桃树周围有一块平地，官兵便把帐篷搭在了树下。当时很缺水，桃子刚好挂满枝头。当天，官兵登记了桃子的数目，共是289个。从6月20日到7月中旬，这289个桃子，一个不少地交给了百姓；
某部给映秀送粮，战士谢玉勇连续两天两夜背粮送药，又累又困，两腿一打软便向深谷滑去。紧急中，他一把抓住一棵小树，另一手却拽住背囊不放。连长焦急地大喊：快扔背囊！但他死死不肯松手，里面是群众的救命粮……
当我们向老八路李金水讲述这些故事时，他静静地听着，老泪浑浊的眼睛突然闪出夺人的光亮：“该这样，我们过去的胜利离不开百姓的牺牲，我们不能因为今天远离了牺牲就忘掉了这一点，就忘掉了百姓……”
8、路边村里集资立的烈士纪念碑，黄崖洞用石子刻着的对联，都在轻轻地诉说：老百姓记着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牺牲；老百姓念念不忘的，是我们的牺牲
从长治出发，我们向黄崖洞兵工厂旧址赶去。进入黎城县地界后，左侧是此起彼伏的小山丘，右侧路边每隔几里地就立着一个小亭子，亭子里立着一块纪念碑。
聊起这些碑，黎城县人大副主任、红色百村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孙广兴有些骄傲又有些惭愧：“我们县能讲清史实的红色村有160多个，这些碑都是各个村自己集资立的。有钱的村子就弄得好一些，刻上一些浮雕，穷的村子就只好立个最简单的碑……每块碑都记录着当年的一场战斗。”
触摸着冰凉的碑身，诵读着镌刻其上的滚烫历史，我们听到了枪声，看到了鲜血，也感受到了老百姓对共产党、人民军队刻骨铭心的爱和纪念。它们如此素朴，如此沉默，却和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一样顶天立地，见证着世道人心。
一位住在北京香山的老革命，三年生活困难时期把救命的口粮给了老乡，而自己的孩子却饿着肚子。他去世后在八宝山举行追悼会，老乡们突然冲了进来，抬着松枝编成的花圈；
还是那个“刘老庄连”，淮阴区每年都要到如今的连队慰问，并且保证连队永远有刘老庄的兵，至今没断茬……

一路行走，一路聊着这些一头连着历史、一头拴着现在的故事，我们赶到了黄崖洞。当年这个地势险恶的所在，如今成了一个红色旅游景点，我们在向当年藏兵器的山洞攀爬途中，碰到不少游客，有老人，有年轻男女，有孩童。
在距离黄崖洞十米左右的地方，山路两侧用石子刻了一副并不对仗的对联：“抬头望见黄崖洞，时刻不忘老八路。”当我们一字一顿地读出来时，从旁边经过的一位老人脱口感叹了这样一句：“人民念念不忘的是我们的牺牲，人民是因为我们的牺牲才跟随我们啊……”
9、“风也牵挂你，雨也惦记你。住过的小山村，我是否对得起你？你那百年老屋，有没有挂新泥……我来的时候，你倾其所有；你盼的时候，我在哪里？”
从老区返京的路上，我们脑海里一遍遍闪回着一面叫做“左权奶娘名录”的纪念墙。那面墙上镌刻着很多再朴素不过的名字，像王银香、刘小鱼、张招弟……还有不少仅有一个姓，如“张某某”，或者姓也无处考证，只留下一个“不详”……
举世罕见的太行奶娘永远值得我们感恩，他们把八路军子女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哺育；而当年那些把儿女托付给乡亲的八路军将士，同样值得敬重，永远不应忘怀——
舐犊自来情深。是什么样一种牺牲精神，让这些有血有肉的战士能够抛舍自己刚出生的孩子？战火无常，幸运者凯旋时还能抱回自己的孩子，又有多少人就此一去便战死在沙场，或者归来时寻子女而不得……
卢沟桥事变80年了。当太行奶娘们一个个离开我们时，我们是否忘掉了太行奶娘背后的精神？今天的我们还记得胜利的日子，是否已经忘掉了胜利的原因？
烽火远去，硝烟散尽，当年一路流血、一路牺牲的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来到了太平盛世。生死威胁远去，血火熬煎远去，醉享太平的危险却扑面而来。今天，诱惑多了！当年扛得住子弹洞穿、经得起刀劈火烤的骨头，当年风雷撼不动、泰山压不垮的身躯，当年拖不垮、打不烂的牺牲品格，在诱惑面前熔化了几多钢、消解了几多钙？

花戏歌舞剧《太行奶娘》剧照
太行奶娘的故事警示我们，带领人民浴血奋战、建立新中国需要“牺牲”，带领人民富国强军、踏上复兴征程需要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的“牺牲”——这一伟大品格的丧失，将意味着万劫不复的危险；这一伟大品格的传承，将让我们党永远得到人民的拥护，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车行经过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像过去的和将来的每个日子一样，簇拥着跨越千山万水、来自盛世中华的人们。我们想起太行深处那一座座已经归于安静的抗战旧址小院。当我们蓦然回望，发现这些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小小指挥所已经难寻其迹，因为它们与寻常巷陌、百姓人家融为了一体，浑然不分。我们心中响起了《西柏坡组歌》的歌声——
“风也牵挂你，雨也惦记你。住过的小山村，我是否对得起你？你那百年老屋，有没有挂新泥……我来的时候，你倾其所有；你盼的时候，我在哪里？”
多么撼人心魄的歌声，歌声里是对当年“在野”、如今“执政”的我们党的追问：今天，我们谈论“周期率”，我们思索“两个务必”，我们说“赶考永远在路上”，考官永远是人民。而考题，正是这一道：今天的我们，是否丢掉了伟大的牺牲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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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海明 张 良
编辑：毛志文
编审：曲延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