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对古代中国而言，太平洋或南海仅是后门， 西域才是正门？ 2017-09-02 19:10

惜晖

东与西，汉朝相对两个方向事业的开展，对东方是开启了泛东亚民族的文化黎明期；对于西方， 又使汉族中国突破地理限制所造成向来的自然孤立性，而与广大西方世界圈交汇合流。
这些事业， 在汉朝国力到达相当膨胀阶段， 虽有其必然性，但堪注意， 直接动机却都由北方匈奴问题而引起——因预期“断匈奴左臂”而汉朝势力伸入东方，同一时期， 同一原因的 “断匈奴右臂”，便指的是西方事业。

西汉初期疆域图
《汉书》韦贤传有一段明晰说明：“武帝……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 以夺其肥饶之地； 东伐朝鲜， 起玄菟、 乐浪， 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 并三十六国， 结乌孙， 起敦煌、 酒泉、 张掖， 以鬲婼羌，裂匈奴右肩。单于孤特， 远遁于幕 （ 漠） 北， 四垂无事， 斥地远境， 起十余郡。”可知汉朝开辟东、西方新天地， 尽管开始之后各各独立发展， 但最初，却都基于对匈奴的战略要求，特别是西方事业。
西方世界的发现与接触，中国史上称之为 “通西域”， 当纪元前二世纪，汉族扩大世界眼光时，一是遵循南方海上航线而发现的“南海”， 二即通过西方陆上交通线而到达的“西域”。
南海之于中国， 价值主要表现于对外贸易，伴随当时南方沿海郡县开辟，人民对海外发生兴趣时的自然发展，自由贸易因此成为主流，政府力量并未介入，除了鼓励外也没有政策上的指导或约束。
西域便不同，“通西域” 立脚于政治要求， 以后一直成为国家事业， 在军事、政治大力推动下，一分成绩的获得须先付出一分代价。所以， 非如南海领域的以民间为主体与具有自由性，而是制订深、 广计划后经济、 文化全面输出与输入，由政府与民间携手合作才达成，反过来， 其效果与影响， 自也较南海丰硕
巨大得多。

西汉后期疆域图
惟其如此， 汉朝时代甚或其后， 汉族中国对外注意力与贸易主潮流， 陆与海的取舍之间， 偏重的都是前者， 海上事业比重不能与陆上相等。海洋与中国间新的关系，须待陆上事业衰退十世纪后的宋朝。其前， 以汉族而言，始终面对了北方与西方，太平洋或 “南海” 仅是后门，大陆西方或 “西域”才是正门， 与今日的现象正好倒了个转。
汉武帝时代 “通西域”， 其意义为如何重大可知，而一手开创这个汉族中国新世界观的，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冒险家张骞。汉朝当时的汉族中国人，则称之为 “凿空”， 意思是从茫然无经验、感觉上呈现一片空白的未知境地中摸索，却被他闯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其精神与事业，无愧在世界人类奋斗史上占有伟大与光辉一页的地位。
之后各朝代大多对西域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因为有了中国史料，才对古代四大河文明中间地区的历史研究，能予静止的地下实物史料以动态说明。
意义特别重大的，这些地区古代都没有自己的“史书”流传， 即使文明先进的印度， 也向来只有传说而无 “历史”， 所以认识古代中亚细亚，甚或印度， 文字史料不能得之这些国家自身， 反而须从中国文献与中国人的西方知识中求取，这便是古代中国人对世界史学问上的莫大贡献。中国古代记录的价值被考古、历史学界共同承认，今日有关中亚细亚古代历史地理叙述，一般引用文字资料，来源因此也很多取自中国史料。
古代中国与西方间无形的交通与文化交流，相信张骞以前定必早已存在，但有形的西方发现，以及汉族中国人开广世界眼界，则都有待张骞。

张骞出使西域壁画摹本,摹自莫高窟第323窟(盛唐)
纪元前一世纪初《史记》 大宛列传转载张骞关于纪元前二世纪后半 “西域” 九个国家（大宛、楼兰姑师、 乌孙、 康居、 奄蔡、 大月氏、 安息、 条支、 大夏） 的国家性质与人口、武力强弱、 民族性、 风俗习惯、 物产经济及与中国间距离等的报告，由当时人报导当时事，不但当时使中国人西方知识飞跃充实，流传迄今，也成为世界学术界关于中亚细亚历史最早的直接记录。
张骞观察力的锐利、记忆的健全、叙述的正确， 以及地理推定的恰当， 在研究古代世界史的学者间获得至高评价。
媲美《史记》 大宛列传的， 是汉朝另一部著作： 一世纪后半班固的 《汉书》西域传，广泛转载汉朝西域都护府调查制成有关西域各国土地、 山川、户口、兵数、 官名、 道里远近等统计， 所列国家共达五十五国之数， 并于今日多能考定其现在地理位置。
所以 《汉书》 西域传乃是自玉门关以西、 伊朗以东、印度以北、 乌拉山以南地域古代诸国家， 最完整与最精确的一次系统性介绍，明了西域早期面貌，唯有求之 《汉书》 西域传。
《史记》《汉书》 所说明， 如： “ 安息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 最为大国。 有市， 民商贾用车及船， 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 钱如其王面， 王死辄更钱， 效王面焉。 画 （划） 革旁行以为书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 然大同俗， 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 争分铢。 俗贵女子， 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 与实情可谓完全符合。

古代中国人足迹以到达伊朗为限，因此他们直接了解的地域仅至于此，《后汉书》 西域传大秦国条 “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 莫有至条支者也”，已予明言。即使安息其地， 除了汉朝之外， 其后到达的机会似也不多。
中国人往西方最远纪录，是纪元九七年后汉甘英的抵达条支，却仍未能因此增加中国人西方见识。未知因甘英其人是个庸才，不注意搜集有关资料，抑或携回资料以后都经散失。所以，对于自伊朗再以西的远方世界， 今日能获历史界共同承认的， 仅是三世纪时中国人西方地理知识极限与当时被称为“大秦” 的罗马帝国。
《魏略》西戎传西域记载，唯一便以 “大秦” 为特详， 大秦国叙述文长一千二百多字，《后汉书》 除了增补甘英后半个多世纪， 桓帝延熹九年 （纪元１６６年） 大秦王安敦遣使后汉政府的叙事之外， 关于介绍大秦国情方面， 全《魏略》说明的摘录。
从两书列举自安息出发行程， 及 “其国在海西” 而 “其西又有大海”的地理位置， 堪了解便是意大利半岛， 而指大秦 “自葱岭以西，此国最大”，“有四百余城， 小国从属者数十”， “多金银奇宝”， “国用富饶”等，又足视为罗马繁荣期浩大气魄的写照。“置三十六将， 皆会议国事， 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 也正是元老院 （Ｓｅｎａｔｅ） 统治的解释。
而 《后汉书》所记大秦王安敦，与纪元一六一至一八〇年在位，罗马五贤帝末期有名的哲人皇帝Ｍａｒｃｕｓ Ａｕｒｅｌｉｕｓ Ａｎｔｏｎｉｕｓ年代、 王名又都相当， 学术界均无疑义， 所以大秦之为罗马帝国， 为堪认定。

法显，中国西行求法第一人
较正史介绍“西域” 专门章节更可贵的， 是西方大门敞开后汉族旅行家亲身访问的记录。五胡乱华时代中国第一位赴印度求经的僧人旅行家法显，于纪元399至416年间遍历三十余国而完成的《佛国记》， 是遗留迄今年代最早的著名游记著作。
北魏使者宋云与僧人惠生于纪元518至522年间旅行西域归来所著，原书虽已失传， 但仍有一部分因纪元547年杨衒之 《洛阳伽蓝记》转载而得保存。 到唐朝， 又有中国佛教史上最著名僧人之一玄奘于纪元六二九至六四五年间西行归国所著《大唐西域记》。
这些具有丰富内容的历史地理第一手资料，今日都已享誉世界，为东西方历史学界所熟知。只是，这些著作记事范围仍都限于中亚细亚与印度， 不涉及伊朗及其以西。

"飞天"一词最早见于东魏成书的《洛阳伽蓝记》
另一部成书年代较早于玄奘，且记述广达地中海的私人著作，系六七世纪之交隋朝西域事务专家裴矩所撰《西域图记》， 虽非亲身经历， 却是东西方商人旅行者见闻的综合成果，内容含四十四国，且附地图， 可能已是古代世界最详细的地理教科书。
可惜此书很早失传，仅余序文保留于 《隋书》 裴矩传，但序文中所述其时到达地中海（所谓 “西海”） 的东西交通概况与三条国际大道沿途所经国名，今日仍存在弥足珍贵的参考价值。
所须注意，自张骞以来， 中国人所知晓中亚细亚或西方世界， 泛称都是所谓“西域”， 并无确定范围指出。换言之，只用以称凡属中国领土以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