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归来话土匪，可以看到湘文化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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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西归来话土匪，可以看到湘文化的一个侧面                                         2018-08-24 21:25                                                   

                  
文：葛维屏
到湖南西部走马观花一下，实在没有资格谈论那个地方留在人们口中的孜孜不倦的话题——土匪。我们这个时代，离土匪盛行的时代毕竟已经太过遥远。我的奶奶曾经在我小时候讲起过，她的父亲就是被土匪打死的，那是在一次经过宝应湖的船上，土匪从苇荡里杀了出来，船就拼命地逃跑，土匪开枪，打死了我奶奶的父亲。解放后，这个横行宝应、兴化一带的土匪被抓住枪毙，方圆数里的群众，都前往一观，盛况空前。但在书中，很难看到有这一件事的记载，与“湘西剿匪”的天下知名，只能说明苏北土地上当年弥漫的战争与暴力的烽火，烈度要弱许多。

其实我到湘西去，并没有意识到那里曾经与“匪”有着关联。我比较相信沈从文先生的描述，而沈从文先生在他的文字中，一直以泰然自若的神情与貌似不以为然的叙述语态，努力淡化着笼罩在湘西这块先生深爱着的故乡土地上的有关“匪区”的传闻。现在我越来越感到这是沈先生之所以在中国文化史上几乎紧随着鲁迅、茅盾之后被拔高到如此高位的原因。可以说，今天湘西人乐意谈及的一些神秘而残酷的事实，如土匪、放蛊、赶尸等等，沈从文无一不是在他的文字中，进行了今天看来几乎是高瞻远瞩的消融和化解。

他在他的作品《湘西》中直言不讳地声称，这种“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野蛮与优美”的传闻是一种荒唐，是一种传说。沈从文从来没有在他的文章中，说湘西是一个匪类充斥的世界，更没有什么放蛊与赶尸。他将湘西的严酷纳入到人性的范畴进行解读，让我们感受到杀人的人与被杀的人、违悖伦常的行为与突破人性容忍度的事件都在人性的司空见惯的境界里，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并为这些行径注入了某种意义上由人性本质上的缺损而带来的悲悯情怀。他努力把世间传闻的神秘感凝成的迷雾化成了可以解读的人性的庸常的云烟。

比如，他在《月下小景》中描写一对相爱不成、殉情自杀的苗族男女之恋，就将这种残忍的死亡过程置于月明风清、花浓草深的平台之上予以展现，融入了宠辱不惊、平和恬淡的情感元素，淡化了死亡的阴霾，突出了真实生活下人类情感波澜不惊、平淡如水的原生态——也许只有在电影与小说中，才会在心情阴暗的时刻，出现乌云密布、大雨倾盆的状况。另外一些我们难以启口的违背纲常的事件，都在沈从文的笔下，作了契合人性本质、合乎心理纹路的阐述。沈从文先生深知，他对故乡的热爱，就应该表现在把他的故乡的文化，故乡的传说，砍去种种妖异的成份，回归到人性的范畴，这样才会求得对湘西的真正的救赎与张扬。

今天的时代，是沈从文竭力为其辩白的种种神秘释去迷雾的时代，但那些被扫入历史烟尘中的怪异成份，反而成了人们寻找刺激与话题的谈资。人就是这样，只有在安宁与和平的情况下，才会去寻觅刺激。美国在九一一之后，好莱坞的恐怖片受到人们的抵制，多少年之后，人们的心态开始平和了，好莱坞才重新捡拾起暴力的血腥制造恐怖的刺激。今天的旅游者，到湘西去逛一逛，不用自己提起，当地人包括导游，都要把那些沈从文先生加以否认与淡化的现象作为招徕外来游玩者的法宝利器。

在前往湘西的路上，是导游首先提起了湘西的“匪”，顿时，大家的耳朵竖了起来，因为提到匪，总会让人的精力集中，恨爱交迸。今天我们会将一种特别的爱，施予给“匪”这个词。比如，我楼下有一户人家，生了一个小二子，是一个男孩，我们楼道上的人都叫他“二土匪”。还有我家的一个邻居，其妻喊他的丈夫，叫“老土匪”。可见“土匪”在当下的和平时光里转化为一种昵称。有时候表达一种爱，无限上升，是无法压榨出那种爱的感受的，就像宋美龄喜欢叫蒋介石“大令”，大令、大令、再大令地叫，也不会把爱意再叫高一点。但现在降低基调，叫心爱的人为“土匪”，那感觉就来了。降低基调，就能提高高度。爱实际上是一种落差，扩大落差的办法，一种是向上提高高度，但高度是有限制的，无限制地往上提，往往高处不胜寒；一种是降低基调，并不影响爱的落差的高度。所以说爱以及幸福这种纯粹是人的精神的感受，不在于站的高度，而在于它们的落差。落差越大，幸福的感觉才会更强烈。有人不理解为什么那些明星歌星会得抑郁症呢？就是因为他们站在他的那个高度上，丢失了幸福的落差了。
而另一部《湘西剿匪记》则在结构与人物刻划上相当的俗套与粗疏，乏善可陈。不过，人们需要从中记住的就是湘西剿匪的错综复杂、敌我难分的困境所在，从而对这种典型的残酷性的冲突留下深刻印象。其实，湘西剿匪题材与沈从文的文字都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就是它把人性推到一种无以复加的酷烈的情境中，而叙述者在表现这种情境时，竟然会采用一种溢美与圣化的格调，为其笼罩上一种恨爱交织、正邪交错的迷人的外罩，这正是湘文化注入到这些来自于真实故事的虚构冲突中的一种特别的基因与格调。
因此，个人觉得湘西土匪与当地湘文化有着某种难以割舍的姻缘关系，它留给当今的湘西的神秘感，是我们在湘文化中能够找到与其最早源头一脉相承的文化之根的，更可以在沈从文所留下的文字中找到相合拍的神秘的感应。湘西土匪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现象，更包括着文化的因果。这才是它至今仍然能够散发着吸引人的魅力的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一部《新乌龙山剿匪记》的电视剧再次出现在屏幕上，不过正像现在庸俗文化毫无创意地选择的套路一样，这部新的剿匪片中，原先的剿匪队队长与女土匪竟然是初恋恋人，就像杨子荣在新版《林海雪原》中也有了一个情人，引起情天恨海的浩大波澜。这些新翻杨柳枝的文化产品可以说是一种庸俗文化的集匪气与俗气的大成者，向世界图说着庸俗文化正在甚嚣尘上地无孔不入，触目惊心。也许文化的天宇里，也需要来一次剿匪行动，铲除那些市侩式的庸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