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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泰斗 | 董其昌的分裂人生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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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6 07:55:45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本帖最后由 凌云 于 2019-1-16 07:57 编辑

             书法泰斗 | 董其昌的分裂人生                                                         2019-01-15 17:33                                                   

董其昌
(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别号香光居士。明朝后期大臣,著名书画家。
无论是艺术上还是学术上, 董其昌都是伟大的。他的《画禅室随笔》以及所提出的“南北宗”论,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分水岭。而他的书法和绘画风格,则影响了明清数百年。但你无论如何也无法想像,一个在艺术上志趣高远、淡雅深邃的大师,同时却是一个淫棍和恶霸。从分裂的董其昌身上,可以再次反证所谓的“人品书品”论是多么不靠谱。
董其昌的书画成就
董其昌在当时书法上有“邢张米董”之称,即把他与临沂邢侗、晋江张瑞图、须天米钟并列;绘画上有南董北米之说。他与莫是龙、陈继儒提倡“南北宗”之说,即把“院体”山水画与 “文人画”人为地分为南北两派。
董其昌一生创作的书画作品不可胜数,17岁开始学习书法时临写颜真卿的《多宝塔》,22岁学习绘画时师法黄公望,以后又遍学诸家,这种以古人为师的作法八十而不辍,伴其终生。

董其昌强调以古人为师,凭借自己对古人书画技法得失的深刻体会,他摄取众家之法,按己意运笔挥洒,融合变化,达到了自成家法的化境。

董其昌的山水画大体有两种面貌,一种是水墨或兼用浅绛法,这种面貌的作品比较常见;另一种则是青绿设色,时有出以没骨,比较少见。
他十分注重师法古人的传统技法,但在笔和墨的运用上,有独特的造诣。他的绘画作品,经常是临仿宋元名家的画法,并在题识中加以标榜,虽然处处讲摹古,并不是泥古不化,而是能够脱窠臼,自成风格,其画法特点,在师承古代名家的基础上,以书法的笔墨修养,融会于绘画的皴、擦、点划之中,因而他所作山川树石、烟云流润,柔中有骨力,转折灵变,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他的画风在当时声望显著,成为“华亭派”的首领。

董其昌虽处于赵孟頫、文征明书法盛行的时代,但他的书法并没有一味受这两位书法大师的左右。他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
笔画园劲秀逸,平淡古朴。用笔精到,始终保持正锋,少有偃笔、拙滞之笔;在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分行布局,疏朗匀称,力追古法。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 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下无所不精,在当时已“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明史·文苑传》)。

一直到清代中期,康熙、乾隆都以董的书为宗法,备加推崇、偏爱,甚而亲临手摹董书,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康熙曾为他的墨迹题过一长段跋语加以赞美:

据说,康熙还亲自临写董书,致使董书得以风靡一时,出现了满朝皆学董书的热潮。
董其昌的书法,历来评说褒贬不一。褒者倾其溢美之词,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王文治《论书绝句》称董其昌的书法为“书家神品”。谢肇称其“合作之笔,往往前无古人”。但对董其昌的批评者也很多,包世臣、康有为最为激烈。包世臣云:“行笔不免空怯”。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讽刺道:“香光(董其昌)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

董其昌有句名言:“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是历史上书法理论家第一次用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晋、唐、宋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

“伪造说”到“漫兴谈”,遂使“南北宗说”蒙上了扑朔迷离而又甚为灰暗的色彩。我想对于任何理论学说的考查与研究,都不能背离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文化氛围。

1585年,他31岁。乘舟过嘉兴武塘时,“余始参《竹篦子话》,久未有契。
1587年,仲秋八月,他绘浅设色山水《山居图》赠予与他一起落第而裂衣冠、绝出仕念的陈继儒,题款为:“余尝欲画一丘一壑,可置身其间者。
而其时,董其昌本人也十分落魄,在浙江平湖一带寄人篱下,教私塾度日。为维持生计,他欲以书法作品出售,终因位卑艺贱,无人问津。
于是,他更执信禅宗,放浪形骸,狂饮狂歌,与失意文人一起结为“陶白斋社”,以仿效陶渊明与白香山,时人呼其为“狂生”(见《容台文集·陶白斋稿》)。由此可见,董其昌是在而立之年后开始对禅宗发生兴趣。

1588年,他34岁。秋天他再次去金陵参加乡试,及第。第二年春天,他去北京参加会试,为二甲第一名进士。董其昌虽荣登仕途,但对禅宗之迷恋并没有因地位改变而改变,他先后与达观禅师会于松江积庆寺,探究禅理。并与同时入举的焦竑、朱国桢谈禅论宗,尤为醉心于禅悦之旨。
1594年,已入不惑之年的董其昌出任皇长子的讲官,在京都与王图、陶望龄、袁宗道交往,共探禅学。
1595年冬,他应冯梦桢之请,跋《王维江山雪霁图》。
1599年,董其昌离京还乡养病,途经山东,为女画家李道坤的《林下风画》题跋:“彼如北宗卧轮偈,此如南宗慧能偈;或对镜心不起,或对镜心数起,皆菩提增长,求女人相了不得。”(《容台别集·卷四》)由此可见,董其昌在不惑之年后。

董其昌晚年专情房中术
为什么说董其昌是个有争议的书法家呢,因为在普通人的观念中,一个书画家应有的修养是清雅,可却和他现实所做之事相去甚远。此人雅淫皆备,也算是书画坛历史上的一大奇人了!

作为书画家和达官贵人,董其昌的头上顶着不少光环,但是他本人的性格却比较乖张。在他做官时就是个极其敏感的人,只要政治上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便立即辞官回家,随后又因被上级眷顾,再次起用,反复多次。
但董其昌也许是年轻时家境不很富裕,在拥有了社会知名度后,内心的渴求就变得急切,开始骄奢淫逸,贪婪程度让人吃惊,对钱财和女色的攫取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他本人妻妾成群,却还常常招致方士,专情房中术,竟到了变态的地步。

她们大打出手,又将她们推到隔壁坐化庵中,关起门将几个妇女摁倒,剥掉裤子,用棍子捣戳阴户。范家儿子用一纸“剥褌捣阴”的讼状将董家告到官府。但是,官府受理了诉状,又碍于董其昌之名难于处理,一时拖延不决。

愤怒和仇恨引起的大火,怎么烧得灭?!

事后,官府捉拿了若干参与此事的当地地痞流氓定罪,草草结案,但董其昌不服,认定背后必有士人唆使。到底还是董其昌官场熟,路子多,最后的审定结果是在苏州、常州、镇江三府会审下作出的。除将直接参加烧抢董家的一干流氓定为死罪论斩外,松江府华亭县儒学生,有五人受到杖惩并革去功名,另有五人受杖惩并降级,三人单受杖惩。而对董其昌的行为作了必要开脱,“奴辈不法,董宦未知也”。 如此定案,世人皆怒,但这就是董其昌晚年的恶棍名声,于他曾经的正面形象,甚是让人可惜!
纵观历史长河,这个特殊双重人格的书画家,他身后留下的珍奇书画和蜕变故事,都是我们复习历史的好方法。

恶贯满盈 激成打乱
只看声讨董宦檄文的开头,读来直令人血脉贲张:“⋯⋯人心谁无公愤!凡我族类,勿作旁观。当念悲狐,毋嫌投鼠。奉行天讨,以快人心。”照理说,同乡出了一个国内外闻名的艺术大师,是很值得引以为荣的,为什么董其昌反遭人人切齿痛骂、竟欲讨之而后快呢?再细看下文,却原来,董大师在松江府华亭县的居家表现着实叫人吃惊。他非但私生活糜烂,“淫童女而采阴”,更甚者,大师还利用在官府的势力和能量,榨取民脂民膏,“封钉民房,捉锁男妇,无日无之”。做出此类种种恶行的,竟然是这样一位大师,委实令人匪夷所思。要知道,学书习画一直以来都是古人陶冶情操、涵养素质的重要部分!
民抄董宦发生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三月。按《民抄董宦事实》记载:

自万历十七年考中二甲第一名进士以来,董其昌历任翰林院编修、皇长子日讲官和湖广提学副使,已是从三品的高官,如今虽然辞官在家,毕竟官场熟、路子多,所以争取到这样有利的判决结果是肯定的。而且要知道,在明朝,像董其昌这样做过官的乡绅,是享有很多的政治特权的。自从明太祖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似乎忘了自己曾经也是个穷苦人,特别地讲究起官尊民卑的礼数来。
他在洪武十二年(1379年)下诏说,官员退休家居乡里时,只在宗族家人之间序尊卑;有酒席聚会时则要另设一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其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必答礼,而百姓则须以官礼谒见,“敢有凌辱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官本位社会大环境下,养成了大师的傲慢与偏见,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胡作妄为。而从董大师对同府生员不依不饶的架势来看,他对读书人好像更加嫉恨。也难怪,这些后备官员们能量虽不足于抗衡他董其昌,却足以影响和操纵舆论,传奇小说不就是他们编排出来的吗?若再有闪失,一旦折损了自己的名头,毕竟于往后的仕途有害无益。
董其昌一家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还因为董的一个门生恰巧在华亭县做过一把手。众所周知,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历朝最低的,可是他们千里做官,只为求财,怎么办呢?所以当时就有一种风气,由门生故吏代为经营家产。高官中就算是“素负清名者”,他的华屋园亭,也无不揽名胜,连阡陌。而且有了这种师生关系,董家在华亭县、松江府可谓威权赫奕,平日稍有睚眦之怨,即嘱托官府拿人。其他小事情,就算理亏,只要送上名帖也就消弭了。《民抄董宦事实》也说董大师每天为“关说公事”就得用上数十张上好的信纸。

虚名赫奕 德不胜妖
其实,明朝的百姓还不像其他朝代,动辄啸聚山林造反。不过待到民抄董宦发生的明朝末期,
《民抄董宦事实》就说过,“吾松豪宦董其昌”其实是个一心交结太监佞臣、到处收受贿赂的势利小人、无耻之徒——对于董大师的为人,还是要数家乡之人看得更清楚、最直接。事实上,董大师的这次辞官归家,就多少和索贿不成反遭辱有关。

万历皇帝倒挺照顾这位艺术家的面子,《明史》说他的辞职报告递上去之后,皇帝没有准奏,而是令司法机关介入调查。但事已至此,就算是再厚颜无耻的人,这个时候也没法再当什么官了,只好回老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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